在过去三年里，全球经济先后经历了同步上行、出现分化、非同步下行三个阶段。而2020年，市场普遍预期全球经济将进入同步下行的通道。1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达沃斯论坛上正式发布《世界经济展望》的更新版。《展望》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在2020年和2021年分别为3.3%和3.4%。这一数据相较2019年10月的预测分别下调了0.1个和0.2个百分点。原因在于几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活动出现意外的负面变化。和“有惊无险”的2019年相比，2020年似乎充斥着更多的变数。那么哪些因素将对2020年全球宏观经济的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

关键变量之一全球央行的货币宽松力度

2019年，贸易摩擦的加剧和地缘政治风险的激化，生硬改变了2017年全球经济普遍复苏的既有路径。出于对经济陷入衰退的担忧，美联储在内外压力的交织之下明显“转鸽”，三次降息配合扩表重启，引领了全球降息潮。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一年中，全球49个央行全年进行了71次降息，多个经济体进入零利率甚至负利率时代。

对于2020年全球央行货币政策是否延续宽松，经济的表现是重要指标之一。鉴于全球经济体增速可能同步下行，专家认为2020年货币政策的宽松将成为大概率事件。“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方向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状态是明显放缓（包括金融环境恶化），温和回落还是周期性复苏；二是美国通胀上行的幅度和美联储对通胀的容忍空间。”天风证券宏观首席研究员宋雪涛认为，总的来说，美联储至少不会加息，可能会按兵不动或者降息。一方面，美国经济开启新周期的可能性较低，被动宽松的货币条件只是带来了财富效应，却难以创造出新的需求。需求创造需要结构性改革平衡自由资本主义的利益分配问题或者是新一轮产业周期带来企业资本开支扩张。但站在当下，两者都难以具备。相反，美联储需要为即将来临的企业还债高峰期可能产生的市场混乱做好降息准备；另一方面，虽然新兴市场的通胀上升会带动发达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出现一定回归，但美国通胀大幅上行的可能性较小：油价上行幅度受制于美国页岩油的供给增量和特朗普压制油价的政治诉求；通胀中的权重项住房增速稳定；仅仅依靠工资和劳动生产率的缺口，通胀难以大幅上扬。

“即便去年12月美联储暂停降息，但以俄罗斯、土耳其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并未停下宽松的脚步。而与此同时，疲弱的经济表现也令欧、日的货币政策正常化进程一拖再拖。”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实也认为全球将“同步”宽松。

程实进一步强调，尽管全球货币政策的整体转向部分对冲了贸易摩擦、地缘政治风险等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但利率的长期路径走平也蕴含着未来政策空间被透支的风险。据了解，在货币政策失去调节空间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央行开始执行负利率。目前采取严格意义上的负利率政策的经济体有欧元区、日本、瑞典、丹麦和瑞士，另外还有包括匈牙利、挪威在内的四个经济体出现了负的政策利率，只是没有推行严格意义上的“负利率政策”。“在欧洲等部分发达地区，长端利率的下降乃至负利率为财政创造了更大空间。”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表示，但也使得政府再融资过于容易，会使政府在债务累计方面失去必要的警觉性。一旦利率波动将可能遭遇债务链断裂压力，成为爆发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而中国成为大国中少数保持正常货币政策的国家。与欧、日等央行不同，中国虽然也面临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但央行的货币政策一直较为审慎，并未跟随海外大幅降息。在去年12月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学术年会暨中国金融论坛上，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就表示，从长期和货币政策最终目标来看，负利率政策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在低利率已成为全球经济常态的新环境下，中国应更加珍惜与中高速增长相匹配的正常货币政策空间，警惕低利率可能引发的资产泡沫风险。通过价格杠杆充分发挥市场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深化改革开放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为可能的下一步外部危机应对做好技术性准备。

关键变量之二全球贸易摩擦局势的演变

最近两三年，全球范围内贸易关系持续恶化。世贸组织报告显示，与全球贸易现状和趋势密切相关的诸多指标在2019年均出现下降，显示全球贸易大幅放缓且增长乏力，各地区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进出口均有所下降，全球贸易总体呈疲弱状态。

世贸组织最新货物贸易晴雨表读数为95.7，已连续4个季度低于趋势水平（100）。该读数全部6个分项指数即国际航空货运指数、汽车产销指数、农业原材料指数、出口订单指数、电子元件指数和集装箱港口吞吐量指数，均低于趋势水平，部分指数接近或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最低水平。

全球贸易遭受重挫的首要原因是美国发起贸易争端。“当今的经济世界是G2的世界，中、美两个大国经济占了GDP的四成以上，在拉动经济的力量上则贡献了至少六成。这意味着，如果这两个国家的关系着凉，则全球经济跟着感冒。”西泽研究院院长赵建表示，在中美主导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里，美国负责消费和发明，中国负责投资和制造。美国是价值链最后一环，作为一个帝国通过负债（负储蓄）来制造越来越稀缺的消费需求。中国是中间环节，其上游还有：负责核心装备的传统制造业大国德国和日本；负责供给铁矿石等原材料的澳大利亚等。如果中国经济快速下滑，尤其是投资快速下滑的时候，受影响的首先是德国和澳大利亚。

除了中美贸易以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汽车关税、欧美贸易争端、美墨加协议以及日韩之间剑拔弩张的贸易摩擦，这些都将继续在2020年影响全球贸易局势。另外，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是深陷危机：由于美国方面的阻挠，作为WTO内部最有权威且最有效运转的部门——上诉机构面临停摆，对当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形成一定冲击。按照IMF作出的判断，2020年全球经济或将因贸易争端损失约7000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0.8%左右，甚至IMF认为贸易争端会导致全球经贸秩序紊乱，导致全球经济增长落入“衰退陷阱”。

不过，贸易形势依然存在正面积极的因素。在历时近22个月谈判后，中美就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对此，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文本达成一致具有重要意义，不仅为前期迅速升级的中美贸易战按下了暂停键，避免了贸易战升级，而且防止了持续恶化的经贸关系进一步蔓延成冷战、甚至双边关系全面恶化。在此之前，有不少观点认为，中美第一阶段协定难以达成，双方矛盾不可调和，中美终将走向脱钩。这是对上述言论的有力回击，对于中美是一个双赢局面。此外，全球主要经济体普遍还是坚持多边主义。比如，在《区域全面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过程中，尽管在自由贸易方面仍然存在诸多分歧，但是参与各方都在积极努力取得谈判突破，并且基本结束文本谈判和市场准入谈判，将促进亚太经济一体化发展。“2020年，商务部将继续深化国际市场布局，推动RCEP早日签署，加快推进相关区域自贸谈判，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商务部外贸司司长李兴乾如是表示。

关键变量之三全球政治格局的稳定性

除了贸易，2020年全球经济稳定面临的最大风险在于地缘政治。据了解，美国、波兰、新西兰、韩国、新加坡等经济体将在2020年经历重要选举；中东、委内瑞拉等原油产区局势趋于恶化，可能直接影响原油供应和价格；欧洲方面，英国脱欧过程以及脱欧后的欧英双方的政策协调存在不确定性；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的债务问题也有潜在风险。

“2020年美国大选无疑是最大的地缘政治扰动因素。”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张锐表示，如果特朗普落选，美国发生政权更迭的同时，一定会出现政策衔接与更新的窗口期，从而在金融市场引起不小的袭扰，进而影响全球资本再配置以及非美国国家资本市场短期动荡和宏观经济的波动。

2020年的美国大选主要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第一条线是传统的演讲拉票应对选举；第二条线是针对特朗普的弹劾案。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月5日下午，美国参议院就特朗普弹劾审判进行正式投票。特朗普在两项指控——滥用职权和妨碍国会中均得以脱罪，意味着这场国会民主党人发起、耗时近半年的弹劾调查落下帷幕。在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明看来，2020年美国大选将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火药味最浓的一次，也是双方最输不起的一次。在该背景下，美国大选下两党博弈升级将导致美国财政、货币等宏观政策具有较大不确定性：一方面，财政政策将会频繁在国会遇阻；另一方面，美联储货币政策独立性在大选年可能将受到冲击。20世纪里根连任选举时沃尔克也曾短暂采取降息操作，所以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也存在较大的前瞻难度。“财政政策效率的降低与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增强将导致美国政府对内施政效率进一步下滑，可能导致美国经济不确定性增强。”

在特朗普弹劾案进入关键阶段之时，英国于当地时间1月31日晚间11时，成为第一个离开欧盟的国家。根据2019年12月20日通过的《脱欧协议法案》，延长脱欧过渡期（当前截至2020年12月31日），这意味着留给英国和欧盟进行自由贸易协议谈判的时间仅10到11个月。如果谈判不成功，英国仍可能面临硬脱欧，无协议脱欧风险仍存。

在英国经济持续下滑和全球经贸一致减速的背景下，“分手”后的英国面临哪些风险呢？“贸易最先遭冲击，投资就业受波及。”中泰证券研究所宏观首席分析师梁中华表示，欧盟是英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无论是出口还是进口，英国对欧盟的依赖度均接近五成。脱欧后，不同商品不得不接受不同程度的关税，部分商品贸易减少幅度超过90%。受脱欧波及，英国投资吸引力和就业均受影响。此外，他认为，脱欧对中美在全球的贸易也有一定冲击：一方面，中美与欧盟有较强的贸易联系；另一方面，当前全球贫富差距再度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各主要经济体内部问题加剧，很容易产生内部问题外部化的现象，高速增长的全球化进程或告一段落，全球经济和贸易或将维持偏弱的状态。

在专家看来，英国脱欧开了国家退出区域合作联盟的先例，其所折射的欧洲社会反一体化和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抬头，不仅使全球多边合作治理面临巨大考验，也会削弱欧盟的国际地位和全球影响力，对欧洲地区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复杂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