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疫情全面冲击宏观经济、中观行业和微观个体

疫情影响是全面性的，但受影响程度不同。

1.1  对宏观的影响：需求和生产骤降，投资、消费、出口均受明显冲击，短期失业上升和物价上涨

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冲击来自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即影响GDP核算中的支出法和生产法。

新冠肺炎疫情与2003年的非典疫情极为相似，从非典疫情可观察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路径和程度。非典疫情主要影响当年二季度的经济，新冠病毒的影响主要在今年一季度。2003年四个季度的GDP增速分别为11.1%、9.1%、10%和10%，全年10%。2003年3-4月非典疫情大规模爆发，引起政府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二季度中国GDP同比较一季度大幅快速回落2个百分点。广州、北京等疫情较为严重的省市所受冲击较大，二季度北京、广州GDP累计同比分别为9.6%和13.4%，较1季度下滑3.1和0.5个百分点。

1.1.1  疫情冲击需求，消费和投资需求大幅减少

从总需求来看，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都将受到冲击，消费和投资所受冲击尤为严重。

第一，防控疫情需要人口避免大规模流动和聚集，隔离防控，因此大幅降低消费需求。受非典影响，2003年上半年居民减少外出，对餐饮、旅游等相关消费造成负面冲击。2003年4-6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分别为7.7%、4.3%、8.3%，较2002年同期分别减少0.5、5和0.3个百分点。而当6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前期被抑制的消费需求大量释放，7月社零同比迅速上升至9.8%。

第二，工人返城、工厂复工延迟，生产活动无法进行，制造业、房地产、基建投资短期基本停滞。

第三，WHO认定此次疫情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不建议实施旅行和贸易限制，但出口仍可能受较大影响。WHO定义疫区以“省/市”为单位、而非国家，且不同省市定义和解除“疫区”的时间不同，WHO宣布PHEIC后，仍可能定义“疫区”。根据《国际卫生条例（2005）》，针对受染地区，WHO可提出“拒绝未感染人员进入受染地区”、“进行出境检验（或）限制来自受染地区人员出境”等建议。区域方面，“非典”时期中国先后有10个省/直辖市被定义为“疫区”，据此推断，湖北省为最可能被列入疫区省份。时长方面，“非典”时期定义为“疫区”的平均时长为三个月左右，且长达24天没有新增确诊，2003年6月24日，WHO才正式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鉴于湖北省病例较高，且较气温较低仍有利于病毒传播，预计湖北省“疫区”将长达3-4个月。

若湖北省被定义为“疫区”，国外将对来自疫区的商品提高准入门槛或直接禁止进入，虽然湖北省出口份额占全国比重有限，但对湖北认定为疫区导致各国对中国出口商品的接受程度更低、手续更复杂、运输成本更高，且对部分行业和资本市场影响较大。非典时期中国出口贸易受影响相对有限，出口同比并未出现明显下滑态势，在2003年4月有所下滑，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国刚加入WTO，面临全球广阔的市场需求叠加中国低廉的商品价格。武汉汇集了一些高科技制造业，包括光缆、空调、显示器、汽配、医药等，这些行业以及其相关产业链的贸易可能会由此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1.1.2  疫情冲击总供给，服务业和工业增加值大降，企业停工减产

原材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流通受阻，物流、生产、销售、回款等正常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干扰，企业停工减产。

旅游、交运、餐饮住宿、娱乐等服务性产业受疫情冲击更为持久，恢复也相对较慢。非典为通过空气、飞沫传染的致死性高的呼吸道传染性疾病，人口聚集型的服务类产业受到严重冲击。2003年二季度第一、二、三产业同比分别为1.7%、11.3%和8.7%，较一季度回落1.1、1.9和1.8个百分点。2003年6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三季度第一、二产业均迅速回暖，较二季度回升1.6和1.9个百分点，但第三产业仍持续低迷，直至2003年四季度才明显回暖。

企业停工减产，第二产业增速显著回落。受非典影响，工业增加值自2003年3月起连续3个月下滑,3-5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分别为16.9%、14.9%和13.7%。

1.1.3  疫情冲击生活物资供给不足，叠加恐慌性需求，短期CPI上涨，但PPI供需同时回落而通缩加重

疫情导致居民消费品生产不足，且部分地区道路物流中断，供给不足，同时叠加恐慌性抢购需求，物价短期上涨。但随着疫情稳定，恐慌性需求下降，CPI将逐步回落。2003年3-4月CPI食品分项价格同比从2月的1.8%大幅上升到4.2%和4.2%，带动CPI从0.2%上升到0.9%和1.0%，但5-6月回落至0.7%和0.3%。工业品方面，供需均下降，PPI将仍处通缩区间，企业盈利压力大。

1.2  对中观的影响：餐饮、旅游、电影、交运、教育培训等行业冲击最大，医药医疗、在线游戏等行业受益

尽管疫情持续时间还不长，但是影响已经充分显现，尤其是餐饮、旅游、电影、交运等行业。

电影行业春节档近乎颗粒无收。春节档7天在全年票房收入中占据重要地位，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占全年票房642.66亿的9%。2020年春节档原本饱受期待，《唐人街探案3》、《囧妈》、《夺冠》、《姜子牙》、《紧急救援》、《急先锋》和《熊出没7》等7部影片被誉为“史上最强春节档”，春节档预计总票房近70亿，大年初一票房预售就有近3亿。但是受疫情冲击，观影需求急剧下滑，1月23日，7部春节档主要影片宣布撤档，不少大型院线也均选择暂停营业。2020年大年初一票房仅181万，而2019年同期票房高达14.58亿，电影行业迎来寒冬。

餐饮行业损失惨重。为避免人群聚集，春节各类聚餐和婚宴等几乎全部取消，大量餐厅饭馆停止营业，备菜存货拿出来低价甩卖。据商务部监测，2019年除夕至正月初六（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2020年势必严重萎缩。

旅游行业黄金周不再。春节是除“十一”和“五一”之外的重要旅游黄金周。但是受疫情冲击，居民纷纷终止出行计划，各主要景点关闭，大型文娱活动取消。2019年春节假期，全国旅游接待总人数4.1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139亿元，同程旅游节前发布的《2020春节黄金周居民旅游消费趋势报告》预测出游人次将达4.5亿人次，本应火热的旅游市场受疫情影响而瞬间冻结。

交运行业春运出行人次预计减少近五成。国家发展改革委节前预测，2020年春运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约30亿人次。但是受疫情冲击，旅客出行需求减少，部分城市封城封路，交运物流不畅。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显示，春运前32日（1月10日-2月10日），全国铁路、道路、水路、民航共累计发送旅客13.78亿人次，比去年同期下降43.1%，其中节后下滑幅度更大，1月25日至2月10日，全国累计发送旅客同比下滑81.9%。

房地产行业暂停销售活动。1月26日晚间，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向会员单位并全行业发出号召，暂时停止售楼处销售活动，待疫情过后再行恢复。房地产相关项目物业管理企业，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和社区行政管理机构要求，充分做好预防标识、人员登记、消毒杀菌、后勤服务等工作；经营租赁、长租公寓的企业，切实做好出租房屋消毒防护措施、密切掌握租户健康状态、保持室内外卫生整洁等工作。

建筑业、金融业、农林牧渔等行业均受到波及。建筑业停工，金融业在后续可能因不良率上升、证券交易量下降受损。农林牧渔的家禽养殖，一方面物流受阻导致饲料无法运送，另一方面活禽屠宰、买卖受限，生产和销售两端受到双重挤压。

但是，医疗医药相关行业提前复工做好物资保供工作，居家隔离导致的在线游戏等行业收入大幅上升。手游《王者荣耀》在大年三十当天的流水为20亿元左右。之前，《王者荣耀》的单日流水纪录为2019年大年三十的13亿元，单月流水纪录为2019年2月的71亿，预计这两个纪录都将在2020年春节期间被打破。

2003年非典期间，交通运输、住宿餐饮、金融等服务业所受冲击较大，二季度GDP分项同比分别较一季度下滑5.4、3.6和3.6个百分点。

根据2020年春节目前受冲击的情况，假定只考虑冲击最大的三个行业，电影票房70亿（市场预测）+餐饮零售5000亿（假设腰斩）+旅游市场5000亿（完全冻结），短短7天，直接经济损失就超过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 21.8万亿的4.6%。这还是最保守的估计，考虑其他行业损失及后续影响，2020年一季度GDP增速可能破5。

1.3  对微观的影响：民企、小微企业、弹性薪酬制员工、农民工等受损程度更大

疫情对不同微观个体的冲击程度不一样，从受冲击程度，民企大于国企，小微企业大于大企业，农民工大于正式职工。

为防范疫情扩散，全国春节假期延长3天，部分省市复工时间进一步推迟一周，企业正常的经营计划被打乱。生产和营业停摆，收入和现金流中断，但是房租、工资、利息等费用刚性支付，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经营中断可能导致订单合同违约、资金周转困难，部分体量较小、抗风险能力较弱的中小微企业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困境，风险还可能沿着供应链和担保链上下及横向传导，引发局部性危机。

员工收入与企业经营效益息息相关，尽管人社部已下发通知要求保障员工的合法权益，但当企业效益下滑，员工的薪资、奖金乃至就业都会受到严重影响，尤其是在受冲击较大的餐饮、娱乐、交运等行业及中小微企业。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弹性薪酬制的员工，例如外卖、快递、滴滴以及部分制造业等计件工资的工种，基础保障低、收入波动大，是受疫情冲击最大的人群。

中小微企业创造了最多的就业岗位，为提高居民收入和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弹性薪酬制的员工数量庞大，但是社会保障和抗风险能力非常薄弱。近年来经济增速下行、企业经营效益下滑、就业压力加大，叠加此次疫情冲击，中小微企业和弹性薪酬制员工等弱势群体需要重点关注和扶持。

1.4  对资本市场的影响：短期利好债市，利空股市，但中期仍取决于经济基本面和趋势

疫情推升避险情绪，叠加对经济的悲观预期，债市在短期内受益。疫情对债市的推动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方面疫情的扩散与传染对消费、生产与投资带来负面冲击，实体经济短期走弱有利于推动债市走强；另一方面，疫情带来的恐慌情绪推升避险情绪，带动利率下行。2003年1季度债市在经济增速超预期和疫情传染的博弈下呈现震荡态势，4月疫情明显加重、并引起高层重视，利率开始下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自4月2.9%水平下降至5月底的2.7%水平。随后伴随疫情解除、经济回暖、通胀压力加大，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债券市场大幅调整，利率逐步上行。

疫情将从盈利和风险偏好共同打压股市，股市的波动性将加大。2003年非典疫情前期对形势估计不够充分，股市整体先涨后跌，交通运输、房地产、有色金属板块跌幅居前，医药板块相对受益。2002年11月“非典”出现之初，市场对疫情的严峻性估计不足，股市整体仍然上涨。2003年4月疫情明显加重、4月16日国内多地区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非典疫区、4月20日北京多校停课、4月21日国务院宣布取消五一假期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市场情绪急转直下。4月15日起恐慌情绪快速扩散，股市大幅下跌，4月15-4月25日上证综指、沪深300指数分别累计下跌8.8%和8.5%。其中，交通运输、房地产、有色金属跌幅分别为13%、10.3%和10%，而医药板块跌幅2.8%，相对受益。

1.5  长期影响：政府治理将更透明，生产生活业态将朝着智能化、线上化发展，风险中酝酿机遇，或将催生新的业态

当前疫情的前期应对反映出地方政府应对的被动，信息公开透明做得非常不充分，应急医疗非常薄弱，城市管理落后。大数据对于人口流动目的地及滞留时间的监测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传染源的防控。这将激发出未来政府治理的公开透明和协调组织配套能力的提高。

居家隔离和避免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线上消费、线上教育、在线办公、视频会议等新的工作生活业态快速发展，很可能改变未来的工作和管理方式。

2  此次疫情相比2003年非典影响程度更大，影响大小取决于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

相比2003年非典，本次疫情传染性更强但致命性更弱，政府应对较快，经验更为充分，疫情有望得到有效控制。但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且当前疫情发生的时点为对第三产业需求较大、工人未能返城的春节，因此，我们初步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

2.1  经济下行压力更大，外部环境更差，疫情集中爆发时点为春节，所以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大于2003年非典

2.1.1  外部环境更差，当前逆全球化抬头、中美贸易摩擦短期暂缓

2003年中国正处于入世后的全球市场红利期，美国因911事件需要携手中国共同反恐，中美关系温和，国际贸易活动相对活跃。2001年中国加入WTO开启改革开放新篇章，叠加美国出于反恐需要加强与中方合作，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张，出口同比自2001年7%附近上升至2003年30%水平。

当前逆全球化抬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短期暂缓。2018年3月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摩擦，期间打打停停，但形势总体上持续升级。美方对华加征关税的商品规模不断扩大、税率不断提高，并且已经超出了贸易领域，升级至科技战、金融战、地缘政治战、舆论战等全方位博弈。2019年中国对外、对美出口分别为0.5%和-12.5%，创2008年以来新低。尽管2020年1月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美国仍对约2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25%的关税，对约12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维持7.5%的关税。此外，美国两党已达成对华遏制的共识，中美贸易摩擦仍存反复的可能。

2.1.2  内部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前我国经济增速换挡，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且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小于2003年

2003年中国经济处于库存周期、产能周期、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的阶段，整体经济趋势性、周期性上行，人口红利释放，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充裕。一方面，外贸需求旺盛推升中下游需求，叠加信贷环境宽松，企业主动补库存，带动工业库存水平于2002年11月持续上升。另一方面，2001年前后我国开启第三轮产能周期，重化工业、城镇化快速发展，同时由房地产市场化改革引致的地产行业快速发展，钢铁、有色行业投资意愿高涨，产能周期及房地产周期共振向上。总体来看，2003年经济整体处于上行周期，“非典”疫情仅是经济上行期间的一股短暂“寒流”，仅延缓了实体经济快速抬升的势头。

当前中国经济处在大的增速换挡阶段，自2010年以来持续下行十年，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宏观杠杆率偏高，2019年底经济低位暂稳但基础不牢。房地产投资受融资收紧影响处在下行通道、基建年初发力制约后续回升空间、居民部门高杠杆率和就业压力大制约消费回暖。如果没有深入的改革开放，中长期看形势仍严峻。同时，企业家信心、地方政府积极性和激励机制有待改善，财政及货币政策空间小于2003年。2003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比为7.5%，而2019年为12.6%。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顶点的74.5%，2003年-2010年为持续上升态势，2011年以后持续下降。

从经济结构看，与2003年相比，当前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占主导，疫情对服务业带来的负面冲击或被进一步放大。分产业看，2019年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分别占比7.1%、39%和53.9%，其中第一二产业分别较2003年分别下降5.3和6.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提高11.9个百分点，分别拉动GDP增长0.2、2.2和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我国经济拉动作用不断提高。从需求结构看，消费对我国的经济贡献占主导地位，2019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的贡献率分别为57.8%、31.2%和11%，其中消费的贡献率高于2003年22.4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的贡献率低于2003年38.8个百分点。

2.1.3  本次疫情的传染性更强，叠加春节时点因素，对服务业和企业复工冲击更大，但防控力度更强，预计影响时间短于2003年非典

从病毒本身看，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较强，但致病力和致死率暂时比SARS低。1月5日，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从武汉肺炎患者标本中分离出了新型冠状病毒。经过高通量测序及比对，证明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因此WHO命名该病毒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目前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途径尚未有全面系统研究，仅能确认存在人传人的现象。本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性更强，但致死率暂时比SARS低。据WHO数据，2002年11月-2003年7月全球确诊感染SARS患者共8096例，其中死亡774例，死亡率9.6%。据国家卫健委公开数据，截至2020年2月16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70548例，累计死亡病例1770例，死亡率2.5%。

本次疫情在春节期间爆发，将对第二和第三产业造成严重打击。2003年非典虽然始于2002年底的广东，但在2003年4月才迅速升级，实际上春节期间的餐饮娱乐交运影响不大，工人已返工，对第二产业影响也不及目前。2003年二季度GDP从一季度的11.1%直接下降2个百分点至9.1%，其中三大产业分别下降1.1、1.9和1.8个百分点，其中受损较严重的是交运、餐饮住宿，分别下降5.4和3.6个百分点至2.3%和7.4%。当前时点，春节期间的餐饮娱乐交运几乎下降到零，工人延迟返工，对房地产、基建、工业生产的影响也较大。

2.2  我们初步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程度将大于2003年非典，但时间可能更短，但是我们也要做好疫情恶化、形势更严峻和时间更长的准备，具体影响大小取决于疫情持续时间和政策对冲力度

疫情将打断中国经济自2019年底的弱企稳态势，恶化企业经营效益和预期，降低居民收入增速，增大就业压力，推高债务和金融风险，政府需及时出台政策进行有力对冲，托底经济，增进社会福利。

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主要取决于其持续时间和政策应对力度，未来有三种情景。

情景一：防控及时得力，疫情持续时间较短，疫情高峰出现在2月中旬，3-4月结束，WHO解除PHEIC认定。对贸易的冲击主要体现在服务贸易方面，各国家和地区加快撤侨、缩减航班、加强中国游客入境审查、限制签证和限制旅行等；对经济的冲击也主要局限在一季度，四个季度的GDP增速预计为4%、6%、5.8%和5.6%，全年在5.4%。

情景二：由于春节复工人口流动、气温较低利于病毒传播以及防控不得力，疫情可能延续至二季度，最终各方面努力下并在气温升高的帮助下于6月左右结束，WHO维持PHEIC判断至6月。对贸易的冲击将更加明显，如中断中国人员流动、限制外籍人员来华旅游等。对经济的冲击持续两个季度，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6%和5.8%，全年GDP增速为5.2%。

情景三：考虑到病毒的前期潜伏期较长、传染性较强以及未来变异的可能性、复工以后再次扩散和传播、防控上可能的疏漏，疫情持续时间可能会超出预期，WHO或将“湖北”定义为受染地区（俗称“疫区”），并提出更为严格的建议措施。要充分估计形势的演化可能比第二种更严峻，坚持底线思维。四个季度GDP增速预计分别为4%、5%、5%和6%，全年GDP增速为5%。

从历史经验和当前进展来看，第一种情景目前概率较大，主要是基于此次疫情防控的及时性和力度明显强于2003年非典时期，但是也要做好第二、三种情景的准备，做好疫情恶化、形势更严峻和持续时间更长的准备。第一，反应迅速。非典历时半年，但从2002年11月16日首发病例到2003年4月17日政治局会议高度重视相隔5个月时间，其间信息瞒报、麻痹大意、贻误战机等情况严重，而此次疫情从12月8日首发病例到1月20日总书记指示相隔不到1个半月。第二，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防控力度超前，抗击疫情经验更丰富。参考过去抗击“非典”的经验，采取了对重点疫区进行管控、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市封城、及时提供各类医疗物资、“小汤山模式”医院定点诊疗感染病例、延长春节假期防止人员大幅流动等措施。非典时期从4月17日政治局会议到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的患者出院，仅2个月时间便基本扫清疫情。

有观点认为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不会超过非典，我们认为太乐观了。2003年，中国经济增速高达10%，现在保6压力很大。2003年，中国刚加入WTO，人口红利释放，出口增速高达30%，现在受中美贸易摩擦、人口老龄化和各种成本上升影响，2019年出口增速仅0.5%，接近零增长。2003年，中国处在经济周期复苏的早期，现在中国经济已经持续下行近十年，最近这几年又受到金融去杠杆、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疫情对企业毫无疑问是雪上加霜的。加上2003年非典时期一开始信息瞒报并未影响生产，现在采取的措施显然更及时更有力，对经济和各行各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虽然不要过于悲观，但经济学家要客观理性专业，这种时候尤其不能盲目乐观，不能闭门造车，要多接地气，多为企业着想，为老百姓着想。宏观上是数据，微观上是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研究的价值是对社会有用，为民生鼓呼。

3  非典疫情历程、政府应对举措及经验教训

3.1  2003年非典疫情发展历程

2002年11月到2003年6月，非典疫情大致分为初发、加速扩散和减退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2002年11月-2003年3月份初发期，疫情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期间疫情并未得到政府重视，且由于信息瞒报导致疫情扩散。在2002年11月非典最早在佛山市出现，但当地政府为避免民众恐慌，一直没有发布相关讯息。2002年底，关于“非典型肺炎”的疫情讨论逐渐在互联网流传，但由于缺乏公开透明的信息公开，相关评论较为混乱。疫情前期政府及医疗部门对SARS病毒认知有限，导致大量医护人员被感染。截至2003年3月底，中国内地累计报告临床诊断病例1190例，其中广东有1153例，占97%。

第二阶段为2003年4月份加速扩散期，疫情开始向其他省份扩散，并逐步向北京、山西、内蒙古、河北和天津市集中。期间中央领导人密集召开高级会议，部署非典防治工作。2003年4月非典疫情加快扩散，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3460例，较3月底增加190.8%。其中华北5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广东省有3368例，占确诊案例的97.3%。期间中央政府密切关注非典疫情，据不完全统计，自4月2日开始的50天里，主要领导主持召开的中央重大会议高达11次，平均4.5天一次，包括国务院常务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等高规格会议形式。非典防控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几乎都是在这些密集的会议上作出，比如4月23日的国常会成立了全国防控非典指挥部，并确定由吴仪副总理挂帅；4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确立了“一手抓非典防治，一手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5月12日的国常会通过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为之后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确立了流程。

第三阶段为5-6月份疫情减退期，全国疫情稳中有降。5月上、中、下旬，全国平均每天新增病例分别为151、45、14例，逐步下降。6月1-11日，全国有6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12-24日，没有新增确诊。2003年6月24日，WHO正式将中国大陆从疫区中除名。

3.2  政府防治措施

非典期间货币政策总体保持稳健，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通过适当信贷倾斜等方式支持防治非典工作。非典时期由于经济整体仍处于周期性上行阶段，货币政策并无降准降息操作。2003年5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应对非典型肺炎影响全力做好当前货币信贷工作的意见》（银发[2003]111号），针对货币信贷工作提出意见，总体上要保持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防止货币信贷出现大幅度波动，具体来看包括切实保障防控非典所需的合理信贷资金供应、对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和地区实施适当信贷倾斜，并且要求各金融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贷款营销，积极支持企业开发、生产和销售有市场发展前景的保健卫生产品。2003年6月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工业生产、消费得到修复，经济出现过热倾向，通胀压力加剧，8月23日央行宣布将存款准备金率从6%上调至7%，货币政策至此进入新一轮收紧周期。

财政政策方面，我国主要通过财政减免、补助补贴、国债支持三类支持措施抗击非典。1）财政减免方面，2003年5月财政部出台《财政部关于对受“非典”疫情影响比较严重的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的通知》（财综明电[2003]1号），针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餐饮、旅店、旅游、娱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等行业减免部分政府性基金。此外，非典期间我国还对防治非典的捐赠物资免征进口税，对于在北京经营蔬菜的个体工商户免征增值税和个人所得税等，对于非典期间取得的临时性工作补助免征个人所得税。2）补助补贴方面，非典期间财政部对参与非典防治工作的卫生医务人员提供临时补助，分200元/天和100元/天两档；另外，对于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的非典患者的医疗费用由救治地政府负担。3）国债支持方面，2003年5月9日，曾培炎副总理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和安排部署加快非典防治设施建设工作，会议决定适时调整国债资金投向，在非典以来已安排15.5亿元用于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再增加投资8.12亿元，重点支持疫情比较严重地区的非典防治，用途包括医疗设备采购、医院隔离室改建、医疗垃圾与污水处理、专用运输车购置等。

抗击非典疫情期间，我国主要采取了四大防治措施，统筹维护经济生产活动的正常有序运行。一是加强组织领导，形成统一的指挥体系。2003年4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吴仪副总理任总指挥兼卫生部长，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任副总指挥，对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农村地区非典防治、宣传、后勤保障、科技攻关、学校防疫、社会治安、组织领导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进行统一部署。二是坚决切断传染源，控制疫情扩散和蔓延。一方面，针对疫情发展，按照“四早”和“三就地”原则（“四早”是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三就地”是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严格疫情报告制度。另一方面是抓好重点部位和重点环节的防控工作，对机场火车站等人群集中场所实行严格消毒；加强人员流动管理，调整学校学习上课安排，限制举办大型会议和活动，暂停文化娱乐场所经营，控制跨地区考察和调研，依法采取严格的隔离措施。三是全力组织救治，集中科研力量，开展联合攻关，努力提高治愈率。坚持分散接诊、集中收治原则，设立发热门诊，明确定点医院，建立患者转运机制。集中医疗抢救设备，统筹医疗技术力量，完善重症监护病房条件，组建呼吸、传染、重症监护方面专家组成的救治组，救治重症患者。四是做好物资供应，维护正常经济社会秩序。一方面，我国统一调度防护、消毒、医药用品和部分生活物资，保障华北等疫情严重地区的物资需求，并支援港澳台地区。此外，组织货源，紧急调运，解决北京等地部分生活必需品断档脱销问题，及时平息抢购风潮。

3.3  抗击非典的经验与教训

非典期间的防治工作大概可以以指挥部成立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由卫生部牵头防治工作，对疫情瞒报、漏报，以时任卫生部长张文康为代表的负责人不作为导致疫情扩散，错失防治良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公信力，以至于2020新冠肺炎时期，公众质疑湖北政府公开的信息可能如非典早期的瞒报疫情。主要教训如下：

一是前期麻痹大意，对疫情缓报、瞒报和漏报，导致疫情扩散。非典前期，由于疫情信息失真，错过了最佳防控时机，引起社会恐慌，并受到国际社会质疑。直到4月3日，卫生部长张文康还在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我在这儿以部长的名义说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的疫情”，并称“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也是安全的”。

二是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度不够，有损政府公信力和防控效果。面对疫情，加强信息公开，可以消除社会恐慌，并使得各界群众在知情的情况下积极参与防控工作，争取国际社会援助，对于动员各处防疫力量，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第二阶段是4月23日成立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之后，在短期内建立起了统一、高效的防治体系，有条不紊的开展防治工作直到战胜非典，积累起了宝贵的经验。

一是需要统一指挥，及时建立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发挥强大的动员和组织能力。4月2日，成立了非典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卫生部长担任组长，并由部际联席会议协调工作，此时的动员组织相对较弱；4月23日，成立了全国防治非典指挥部，副总理吴仪亲自担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协调全国非典肺炎防治工作。指挥部成立后，短时间内形成统一高效的组织协调体系，整合部门、地方和军队资源，逐步有效地控制了疫情。5月12日国务院通过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则将此类事件中成立全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指挥部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

二是建立针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官员考核机制，对延误疫情的官员严肃问责，并由敢于担当者及时补位。非典期间，刚连任一个月的卫生部长张文康被免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也因处理不力而被免职，随后由副总理吴仪和时任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分别出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代市长，在抗击非典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领导作用，保障了非典防治工作的顺利完成。

三是多方参与，发挥医疗专家、基层组织和国际卫生组织等多方力量的作用。（1）发挥医疗专家的作用，科学防治，科学决策，加强紧急科研攻关。一方面，要听取各方面专家的意见，作出科学民主决策。非典期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为防治战胜非典起到了重要作用，比如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肖正伦首次在当时的调查报告中将非典定义为病毒性传染病、钟南山同样坚持认为肺炎不是由衣原体细菌而是病毒引起。另一方面，需要在短期内集中科研力量，特事特办，加大科研投入，开展联合攻关，加快研发诊断试剂和救治药品。（2）依靠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群防群控。依靠各级组织，动员全国人民，发挥社区和乡村作用，形成省市县三级防控网络和“社区为防、村庄为防、单位为防、人自为防”的群防群控体系，打一场战胜疫病灾害的人民战争。把防治工作部署及时传达到基层，把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全面、有效地控制了疫情传播和蔓延。（3）加强地区和国际交流，广泛开展合作。非典期间，邀请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来华考察，与东盟、世界卫生组织进行良好的合作，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建立防治工作联系机制，与台湾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交流，在全球防治工作发挥了重大作用。

四是疫情防治，要坚决切断传染源，同时做好生活设施保障工作。采取多种措施坚决切断传染源，包括卫生隔离、机场火车站严格消毒、暂停文化娱乐场所经营、学校调整上课安排、交通管制严控人口流动等。建立如“小汤山模式”医院，防止交叉感染。另一方面，要保障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做好配套工作，越是疫情期间，越要采取严格的市场秩序监管措施，严厉查处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哄抬物价和乱收费等行为。

4  转危为机：加大财政货币政策支持力度，以改革的方式应对疫情提振信心

疫情暴露了我们在社会治理、应急体系、医疗科技、小微企业融资难贵、税费负担重等方面的长期累积问题。如果在应对上长短结合，在短期应急措施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的方式解决长期存在的体制机制问题，加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软硬实力，让悲剧不再重演，有助于真正提振经济和市场信心。

4.1  短期措施：救急如救火

1、财政政策是关键，加大减税和支出力度。

（1）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细化落实30条对疫区和重灾行业小微企业的贷款支持措施，出台税收减免政策。

（2）减免、降低社保缴费率等措施，将两会后要推行的改革措施提前实施。

（3）适当减免一季度受疫情影响严重的部门尤其是交运（民航、公路客运、水路客运和出租汽车）、旅游、餐饮、住宿等行业的增值税，亏损金额抵减盈利月份的金额以降低所得税税基。

（4）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率，养老、医疗缴费率可分别降低1和2个百分点，降低企业负担。

（5）给予企业部分受疫情影响期间受损行业和企业的财政贴息，不必设定名单制管理扩大惠及面，可暂定一个季度，视疫情持续时间再调整。

（6）对参与捐赠的企业和个人行为予以所得税、个人所得税抵扣，不受目前企业所得税税前利润12%限额的约束，鼓励社会捐赠。

（7）扩大赤字率至3.5%。当前财政收支矛盾大，且2020年以收定支，财政收入下降，疫情防控支出增加，属预计外的支出，为避免挤压其他民生和稳增长支出，有必要扩大赤字。

2、对重灾地区和行业进行定向降息降准。除了提供短期流动性之外，对重灾地区和行业进行定向降息降准，稳定市场预期，帮助企业渡过难关。

3、在主要疫区和特大城市探索灵活办公机制、错峰上下班，发展线上和智能化办公，避免人流交叉感染。

4、尽快恢复生猪、家禽类饲料的供应和物流系统，避免生猪、禽类因饲料供应和销售受阻而大面积扑杀产生新的疫情。

5、兼顾企业和员工利益，落实员工带薪休假制度的同时，延长的假期及推迟开工的期间内按一定比例支付基本薪酬而非强制工资，减少企业因负担过重而在复工后加大裁员的现象。

4.2  长期改革措施：改革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让悲剧不再重演，化危为机

更深层次的，新冠疫情暴露出了我们在信息公开透明、舆论监督、社会治理、应急管理、医疗科技、民生、中小企业融资难贵、税费成本高、调动地方官员和企业家积极性等方面的诸多问题，是很好的清醒剂，与中美贸易摩擦一样，对此前流行的全面超美、“厉害了”等过度膨胀言论是很好的清醒剂。经此一疫，让我们更加理智、客观地反思中国在软硬实力上的差距，更清醒深刻地认识到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的真实差距。未来我们应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更多关注民生和人民幸福。此次疫情中暴露的体制机制问题，应以改革的方式予以解决，让悲剧不再重演。危机并不可怕，关键是怎么应对，化危为机。

1、强化信息公开透明，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清单管理和政府信息定期披露机制。加强舆论监督，充分尊重新闻媒体和社会公众对重大公共事件的知情权，避免公权力被滥用。尽快建立《吹哨人保护法案》，保护公民为维护社会公正和公众利益的有事实依据的报料行为，吹哨人不会受到泄密或传播谣言等指控。

2、强化社会治理体系和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一是治理理念上，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从传统“堵”的思路转移到“疏”的思路。二是完善治理主体，推动政府、社会和公众公共参与的协商，在信息共享、情况通报等层面加强合作。三是畅通信息沟通渠道。四是打造智慧政府，深化政府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五是强化官员问责体系，表彰抗击疫情战斗英雄，正反两方面实施激励约束。

3、大力补齐医疗短板，改革医疗体制，放开市场准入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提高医务人员薪酬水平和改善工作环境，提高财政支出中医疗等民生支出占比。

4、加强应急医疗体系建设。一是要落实医院、疾病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应急工作规范，明确应急响应、现场组织、工作流程、处置措施等操作规范和流程。二是加大政府对应急医疗人才、设备经费的投入与支持；组建各级应急医疗救援机动队伍，人员由临床救护、流行病学、特种医学、实验室检测、消杀灭等方面专家和工作人员组成，不定期开展培训和演练，确保卫生应急救援队伍的稳定性。进一步健全急救人才引进和分配激励机制、完善绩效考核办法。三是建立应急物资储备库，强化卫生应急储备物资动态管理，健全物资储备和调用制度。

5、优化减税降费方式，从当前主要针对增值税的减税格局转为降低社保费率和企业所得税税率，提升企业获得感。一是继续下调社保缴费率3个百分点，其中养老、医疗保险缴费率分别下调1和2个百分点。二是下调企业所得税税率至21%，与美国联邦企业所得税税率相当。

6、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五大配套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民企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融资问题。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体系难以满足科技创新企业融资需求，注册制改革是打通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的关键一环，带动中国金融体系向市场主导的直接融资体系转型，服务高质量发展。新《证券法》为全面推广注册制铺平道路，建议加速推进五大配套改革。一是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放宽保险、社保等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可设定持股下限；扩大陆股通标的，允许外资持有单一股票至30%上限，吸引外资入市。二是构建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新《证券法》已将财务造假处罚上限从60万大幅提高到1000万，并给集体诉讼留下操作空间，但仍然不足以震慑动辄上亿元的证券欺诈案件，建议推动《刑法》联动修订，将“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主体认定从单位扩大到个人，刑期上限从3年提升到25年。三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优质红筹企业回归实质落地，针对企业回归后股权、投资者权益、监管标准等问题出台细则。四是适度调整金融业增值税抵扣。金融企业有形资产较少，而利息、佣金等支出不允许作为进项抵扣，可增加金融业抵扣项目，降低实际税负。五是改革交易机制。丰富衍生品供给，在限定投资者、证券品种范围的前提下逐步放宽T+0机制。

7、加强逆周期调节，提前做好基建项目储备，疫情过后大搞基建减税，对于人口流入地区的都市圈城市群可以进行适当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交运、教育、医疗等基础行业的投资，以刺激需求、稳定就业、完善基础设施、提升中国制造竞争力和提高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对人口流入地区，要适当放松地方债务要求，不搞终身追责制，以推进大规模基建；但对人口流出地区，要区别对待，避免因大规模基建造成明显浪费。

8、为了应对经济持续下行，用改革的办法稳增长。放开汽车、金融、能源、电信、电力等基础领域及医疗教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深化国企改革，以黑猫白猫的实用主义标准，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消除所有制歧视，提升市场竞争和资源配置效率。

9、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给地方官员新的激励机制，给民营企业家吃定心丸。

2019年在市场大讨论“猪通胀要不要加息”、保6的时候，我们明确提出“充分估计当前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拿掉猪以后都是通缩”、“该降息了”、“减税基建”、“以改革的方式稳增长”、“以第二次入世的勇气推动改革开放”。

2019年底经济初现企稳迹象，市场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我们多次提醒“经济企稳基础并不牢固”、“2020年中经济面临再度下行压力”。

我们一以贯之的三大政策建议组合：稳健的货币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度的改革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