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那个经典的危险旅程，您已经听过我多次描述，但是冒着无聊的风险，我会重复一遍。我相信我们正在经历一生中从未见过的经典旅程，尽管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最近一次是在1930年代后期。它由同样推动1930年代后期动态变化的强大力量所驱动。特别是现在，就像1930年代后期，但是又和之前的时期不完全一样，这三大力量正在融合。他们是：

1、自1930年代末以来，存在最大的财富和政治鸿沟，这导致左派民粹主义者和右派民粹主义者之间出现冲突。如果要以历史和逻辑为指导，似乎有理由担心，富人和穷人与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之间的鸿沟会变得更像战争，他们的战斗后果可能会变得更像战争。破坏了经济的有效运作以及政府的有效运作。逻辑表明，历史已经表明，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更大的冲突导致：a) 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对法律的尊重和妥协艺术的减少，以及b)对相对权力的考验不断增加，使用“紧急权力”来获得和使用比这些行为意图更多的权力。即将到来的美国大选可能将是我们一生中看到的最大的意识形态冲突，接近1930年代极端的法西斯共产主义冲突。选举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冲突，税法变化和财富重新分配，这将对市场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

2、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全球储备货币中央银行刺激经济的能力有限。当我想象下一个经济下滑与现在存在的社会和政治两极分化会是什么样时，我预计它将在社会和政治上都是丑陋的，某种形式的"货币政策3.0"将不得不发生否则经济萧条将不会得到纠正。要实施MP3.0（“Monetary Policy 3.0”）型货币政策将需要非常大的财政支出和庞大的预算赤字，这将通过以下方式来资助:a)大幅增加对公司和富人的税收，以及b)中央银行印制货币并购买来自赤字产生的债务。

通常，这会导致资本外逃，因为投资者试图逃避这些事情，这往往导致资本管制，目的是将资本保留在该国和该货币中以便可以更轻松地对其征税和/或贬值。因此自然而然地，我不禁要问，如果情况如我所说的样子，那么这种及其偏离惯例(即我一生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以限制资本流入中国是否会遵从我所叙述的步骤。

3、崛起的大国(中国)正在挑战现有的世界大国(美国)，这很可能导致它们之间在许多不同问题上发生更多的冲突。历史表明，这种情况导致战争的风险增加，通常以四种形式出现：贸易战，资本战，技术战和地缘政治战。就贸易战而言，您可以亲眼目睹它们(因此我不会深入研究它们)，并可能将自己与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以及1930年代多个国家的各种关税进行了比较。

关于资本和货币战争，必须考虑美国总统有能力单方面切断流入中国的资本，并冻结欠中国的债务，并采取制裁措施禁止与美国进行非美国金融交易。这就是为什么拟议的限制美国在华证券投资的步骤使我既思考此步骤的含义，又想知道这是否在朝着更大的步伐迈进。

对于可以做什么以及如何做的观点，可以看看美国在19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冻结日本资产和对日本实施石油禁运的情况。他们展示了使用特殊紧急权力是如何使总统有能力做这些事情。根据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当今总统最容易获得紧急权力。它使总统有权单方面施加资本和外汇管制，冻结资产和/或资产(票息)付款，并迫使资产剥离，以应对从来自美国境外的“任何异常和非同寻常的威胁”到“国家安全......美国经济”。认识到可以使用这些举动对资本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例如，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美国债券的利率水平以及它们即将出现的赤字和货币化，如果您是持有美国债券的对抗性外国投资者，您会感觉如何?当然，中国倾销美国国债也将带来其自己的可怕后果。无论如何，从过去不必担心此类事情，现在所有市场参与者都需要担心它们。

关于技术战争，我们已经看到了与华为合作的矛尖，我们(Bridgewater)向您广泛介绍了双方可以想象的举动，因此，我将不对其进行更多修饰。就地缘政治战争而言，这是一场以传统的中国方式进行的势力之战，它悄悄地获得力量并向对手展示这种力量，以使他们意识到退缩比战斗好。这肯定在亚洲发生，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发生。各国越来越多地选择与美国还是中国保持一致。当出现这种选择时，他们通常会根据经济和军事计算来回答。他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表示，经济学倾向于与中国保持一致，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对他们而言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贸易规模更大，资本流入也更大)，如果美国愿意使用军事支持，那么军事支持就会对美国有利，尽管美国他们支持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同时，相对于美国，中国自身的军事能力(包括网络能力)正在提高，尤其是在亚洲。结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悄悄地赢得了地缘政治战争，特别是在亚洲。至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2020年选举，因为这将决定参与者是谁。在那之前，行动和协议更多的是让剧院在人群中发挥作用而不是真正的交易。选举之后真实的画面将会浮现。从长远来看，除非有任何重大冲击，时间站在中国这边，因为它正在以比美国更快的速度改善自身，并且最大的问题是世界是否会a)和平地朝着两个不同的势力范围发展，中国是东方的主导力量，美国是西方的主导力量；或b)由于二者不同的类型带来的各种痛苦的战争。

在这三类主要影响因素的每一种下，我已经想象了事件的详细序列，这些事件将如何发展，取决于过去事件序列是如何经典上演的以及它们在当今如何合理地上演。我这样做是为了比较事件相对于期望的传播方式，如果它们基本相同，则我认为序列将按照想象的那样继续；如果它们不同，则我放弃理论并重新校准。对我而言，上周的发展似乎是这一经典危险旅程中最近的合乎逻辑的步骤，类似于1935-1945年时期。

四个附录

以下是四个附录。附录1更详细地说明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如何发生与减少对华资本流入的威胁有关的情况。附录2通过我的书《应对大债务危机的原理》摘录，叙述了1930年代后期的战争之路。附录3重述了由于“紧逼”而导致货币政策无法正常工作的各种时间，并提供了过去发生的各种货币政策3类财政/货币协调。附录4提供了资本控制和获取外国实体资产的法律依据。

附录1:更精确地说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及可能发生什么

确切地说，主管部门正在审查两项狭窄的措施。白宫正在考虑的第一个狭窄步骤是是否支持/推动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的《公平法》立法。《公平法》概述了如果中国公司不完全遵守美国会计和监督法规(例如审计要求)，则该公司从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的程序。卢比奥(Rubio)参议员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愿允许海外监管机构调查本地会计师事务所，视察包括四大国际会计网络成员在内的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并且在2013年达成一项协议，允许美国监管机构要求审计师提供审计工作文件这一协议在中国没有得到有效实施。结果，2018年12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指出了美国监管机构在检查中国审核美国上市公司的中国审计公司的审计工作和做法时面临着的困难。

讨论中的第二个狭义措施是可能的禁止(或限制)措施，在2020年阻止联邦退休储蓄投资委员会将——MSCI所有国家/地区世界前美国指数——纳入约500亿美元的联邦雇员退休基金(FERF是政府的主要退休储蓄基金)。参议员卢比奥和其他支持该禁令的国会议员辩称，包括美国武装部队成员在内的联邦政府雇员的退休资产将面临与许多中国人相关的“严重且未披露的重大风险”在此MSCI指数上列出的公司。

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了?

推动这些讨论的动机和目标似乎各不相同:从想要执行美国会计和监督法规以实现互惠(参议员卢比奥的《公平法》法案)到减少某些中国公司因涉及国家安全问题而获得美国资金(限制FERF按计划在MSCI中的发行)，最终使美国和中国的资本市场脱钩，从而破坏中国的崛起。有些官员(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试图限制中国获得美国资金的途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途径增强了中国的实力。中国是经济竞争对手和不断上升的地缘战略竞争对手，其价值观与美国/西方不同。最近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用这种方式描述了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消灭的科学怪人是西方创造的，它是由我们的资本创造的。”还有其他官员试图限制这些措施，并将其与贸易谈判区分开来，以免加剧紧张局势，削弱市场并削弱实体经济。另一方面，据报道，一些官员认为这些措施使美国在紧要关头增加了在与中国的贸易谈判中的影响力。当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之间的分界线进一步侵蚀时，所有这些美国官员似乎都对美国资本支持中国企业感到担忧。他们担心中国政府对私营公司的异常影响，包括限制中国公司财务信息的发布。而且重要的是，他们想反对工业政策，例如新的“军民融合”计划，旨在加强中国技术公司与军方和《中国制造2025》之间的合作。

反过来，这些讨论是在副总理预计于10月10日至11日访问华盛顿进行高额谈判之前几天进行的。重要的是，这些谈判将在预定的美国关税提高，可能的会议和华为许可证即将到期的阴影下进行。特别是，

i)计划在10月15日将对从中国进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的关税从25%提高至 30%；

ii)中国和特朗普计划在11月16日至17日在APEC峰会上举行会议; 

iii)11月19日，华为的一般临时许可证到期，

iv)计划于12月15日，对1600亿美元最具政治敏感性的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对美国消费者具有高价值的消费产品，没有任何现成的替代品) (约87%来自中国)。

附录2:1930年代的战争之路(摘自“应对大债务危机的原理”的第2部分，大约是1930年-1941年)

尽管本章的目的是研究1930年代美国的债务和经济状况，但美国内部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之间的联系不能忽视，因为当时的经济和地缘政治非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最重要的是，德国和日本在富人(右)与不富人(左)之间存在内部冲突，这导致了更多民粹主义，专制，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领导人，他们的民主国家赋予他们特殊的专制权力，以带来为了管理不善的经济。随着这些国家成为现有世界大国的竞争对手，它们还面临着外部经济和军事冲突。

为了帮助传达1930年代的情况，我将快速浏览193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亮点，直到1939年欧洲战争正式爆发和1941年珍珠港爆炸事件。1939年和1941年被称为作为欧洲和太平洋战争的正式开始，战争实际上是在此之前约十年前开始的，因为最初受到限制的经济冲突逐渐发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德国和日本成为更具扩张性的经济和军事强国，它们在资源和对领土的影响方面与英国美国和法国竞争日益激烈，最终导致了战争，最终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哪个国家(美国)有权决定新的世界秩序。这导致了该世界秩序下的和平时期，并将持续到同一过程再次发生。

更确切地说:

1930年，Smoot-Hawley关税制度开始了贸易战。1931年，日本的资源不足，农村贫困加剧，因此入侵了中国的满洲以获取自然资源。美国想让中国摆脱日本的控制，并在争夺东南亚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石油，橡胶和锡，而日本和美国之间却有着重要的贸易往来。1931年，日本的萧条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使日本脱离了金本位制，导致日元的浮动(日元大幅贬值)以及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扩张，导致日本成为第一个经历复苏的国家和强劲的增长(一直持续到1937年)。

1932年，日本发生了许多内部冲突，导致政变失败，右翼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大规模兴起。从1931 年到1937年，军方接管了政府的控制权，并增强了对经济的自上而下的指挥权。1933年，希特勒以民粹主义者的身份上台执政，承诺对不良经济实行控制，为当时民主制的政治混乱带来秩序，并与共产主义者作战。在被任命为总理之后的短短两个月内，他就完全掌权了。他以国家安全为借口，使德国国会通过了《授权法案》，该法案赋予了他几乎无限的权力(部分是通过锁定政治对手并说服某些温和派让其认为有该行动有必要性)。他迅速拒绝支付赔偿，退出国际联盟，并控制了媒体。为了创造强大的经济并试图为人民带来繁荣，他创建了自上而下的命令经济。例如，希特勒 (Hitler)参与建立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以制造一款价格更便宜的汽车，并指导了德国国民高速公路(Higher Highway)的建设。他认为，德国的潜力受到其地理边界的限制，德国没有足够的原料来养活工业军事基地，德国人民应该在种族上团结起来。

同时，日本自上而下的命令经济日益强大，建立了军工联合体，其军事目的是保护其在东亚和中国北方的基地，并扩大对其他领土的控制。德国还通过建设军工综合体并寻求扩大和占领邻近土地而变得更加强大。1934年，日本部分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引发了更大的政治动荡，并加剧了右翼，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由于自由市场不能为人民服务，因此导致了指令经济的加强。1936年，德国从军事上夺回了莱茵兰，并于1938年吞并了奥地利。1936年，日本与德国签署了一项条约。1936-1937年，美联储收紧货币，导致脆弱的经济减弱，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随之减弱。

1937年，日本占领了中国，第二次中日战争开始了。日军接管了上海和南京，仅在攻占南京的情况下，据估计杀死了20万中国平民并解除了武装人员的武装。美国向中国的蒋介石政府提供了战斗机和飞行员来与日本人作战，从而使战争步履维艰。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开始。1940年，德国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在此期间，德国和日本的大多数公司仍为国有，但其生产由各自的政府控制以支持战争。

1940年，亨利·斯汀森(Henry Stimson)成为美国战争大臣。他越来越多地对日本采取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最终以1940年7月2日的《出口管制法》告终。10月，他扩大了禁运，将“所有钢铁限制在英国和西半球国家以外的其他目的地”。

从1940年9月开始，为了获得更多资源并利用欧洲对欧洲大陆战争的关注，日本入侵了东南亚的几个殖民地，首先是法国印度支那。1941年，日本通过夺取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石油储量，将“南部资源区”加入其“大东亚共同繁荣圈”，扩大了其影响范围。“南部资源区”是欧洲大部分殖民地的集合体。东南亚的征服将使日本获得关键的自然资源(最重要的是石油，橡胶和大米)。后者是“大东亚共同繁荣圈”，是由日本控制的亚洲国家集团，而不是(以前是)西方国家。然后日本占领了菲律宾首都⻢尼拉附近的海军基地。这威胁到对菲律宾的袭击，而菲律宾当时是美国的保护国。

1941年，为了在没有完全参加战争的情况下援助同盟国，美国开始了其租借政策。根据这一政策，美国免费向盟国运送了石油，粮⻝和武器。以今天的美元计算，这笔援助总额超过6500亿美元。租借政策虽然不是直接宣战，但结束了美国的中立态度。1941年夏天，美国总统罗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国的所有资产，并禁止对日本的所有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日本计算，两年内将耗尽石油。

1941年12月，日本袭击了珍珠港以及亚洲的英国和荷兰殖民地。尽管它没有赢得战争的计划，但它想摧毁威胁日本的太平洋舰队。据推测，日本还认为，通过在两个战线(欧洲和亚洲)和其政治制度中进行战争，美国将受到削弱。日本认为，本国和德国的极权主义和指挥军事工业综合体的方法优于美国的个人主义/资本主义方法。这些事件导致了“战争经济”的状况，在第1部分末尾进行了解释。

附录3:过去执行货币政策3.0的需求和方式

货币政策3.0将资金更直接地投入到了支出者手中，而不是投资者/储蓄者手中，并激励他们进行支出。与一般富裕的人相比，更加富裕的人花在获得的增量金钱和信贷上的动机更少，因此，当贫富差距很大且经济疲软时，将支出机会导向较不富裕的人会更有生产力。逻辑和历史向我们显示，有一系列连续的刺激支出的行动，对它们有不同程度的控制。一方面，采取了协调一致的财政和货币行动，其中财政政策制定者直接通过政府支出提供刺激，或通过激励非政府实体支出而间接提供刺激。另一方面，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向公民汇款，而无需与财政政策制定者进行协调，从而提供“直升机钱”。通常(尽管并非总是如此)，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可以激励人们购买商品和服务。中央银行还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施加影响，这些政策有助于以类似于财政政策的方式塑造事物。为简单起见，我组织了这个连续体，并提供了以下每种情况的特定先前情况的参考。

财政/货币协调可以采取三种基本形式:

债务融资型财政支出的增加，加上购买了大部分新发行债券的量化宽松政策(例如，日本在1930年 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英国在2000年代)。由债务资助的财政支出增加，而美国财政部没有债务负担，原因是: a)支出与量化宽松政策相辅相成，即中央银行退还债务或承诺永远滚动债务， b)中央银行承诺印制钞票以偿还债务(例如1930年代的德国)，或者 c)中央银行直接贷款给将用于刺激项目的政府以外的实体(例如，2008年向中国的发展银行贷款)。直接将新印制的钱交给政府花钱，而不必费心去发行债务。过去的案例包括印刷法定货币(例如，中国帝国，美国革命，美国内战，1930年代的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或贬低硬通货(古罗马，中国帝国，16世纪的英国)。

印刷货币并直接向家庭转移现金(即直升机货币)。当我们提到“直升机钱”时，是指将钱投入到花钱的人手中，以使他们花钱(例如，中国帝国大萧条期间美国退伍军人的奖金)。这笔钱的分配方式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基本的变体是a)将相同的金额分配给每个人，或旨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一个或多个群体胜过其他群体(例如，向穷人多于富人 )，以及b)一次性或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作为普遍基本收入)提供这笔钱。这些变体可以与花钱的动机配对使用，例如如果一 年之内不花钱，钱就会消失。

这笔钱可以定向到特定的投资帐户(例如退休，教育或专为小型企业投资而指定的帐户)，以将其用于社会所需的支出/投资。制定该政策的一种潜在方法是将量化宽松政策的收益/资产分配给家庭，而不是分配给政府。大量的债务减记伴随着大量的货币创造(“禧年”)。(例如古罗马，大萧条，冰岛)。尽管我不会就每种建议发表意见，但我会说，最有效的方法涉及财政/货币协调，因为这可以确保同时进行金钱的提供和支出。如果中央银行只给人们钱(直升机钱)，通常不如给他们钱去激励他们花钱。但是，有时制定货币政策的人与制定财政政策的人很难协调，在这种情况下，使用其他方法。

另外请记住，有时政策可能不完全属于这些类别，因为它们包含多个因素。例如，如果政府给予税收减免，那可能不是直升机钱，而是取决于其融资方式。政府也可以直接花钱，而无需中央银行资助的贷款，即通过财政渠道获得的直升飞机资金。

中央银行虽然会影响整个经济的信贷成本和可利用性，但它们也有权通过其监管机构影响金融系统目标部分信贷的成本和可利用性。这些政策称为宏观审慎政策，在需要区分实体时尤其重要，例如，当需要将信贷限制在负债过多的地区，同时刺激经济的其余部分时，或者当需要向其他经济体提供信贷时，这些政策尤其重要。一些目标实体，但没有广泛提供。宏观审慎政策采取多种形式，这些形式在大债务周期的所有七个阶段都具有不同的价值。因为在这里解释它们需要太多的篇幅，所以在我的书《应对大债务危机的原理》的附录中对它们进行了深入的解释。如果您想更深入地研究，请查看该附录

附录4:总统减少资本流动的法律权力

在行政长官的紧急权力下总统拥有广泛强大且主要是单方面的权力来规范与外国的贸易（贸易和金融），该权力已成文并已得到法院的确认（法院对总统在外国事务和国家安全上的判断表示极大的尊重）。其中最关键的一项是特朗普总统已采取的措施，很可能会利用其对资本流动进行任何有意义的削减（例如，外汇管制），这是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IEEPA的第1701条授权总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以“应对在美国以外对国家安全，外交政策或美国经济造成任何异常和异常威胁的源头。”IEEPA赋予总统酌情权“调查，”，“禁止”，“规制”，“强制”或“禁止”，“进口”，“转让”或“获取”“任何外国或其国民具有任何利益的财产”。§1702 IEEPA的（a）（1）（B）授权总统对任何人“在美国管辖范围内”采取行动。

自颁布以来的42年间，总统们根据IEEPA宣布了54次国家紧急状态，其中29个正在进行中。总统选择IEEPA来限制广泛的国际交易，同时扩大紧急情况的理由和限制的目标，例如，最初的目标是外国政府，后来IEEPA则以个人和非国家行为者为目标(恐怖组织)。历史(司法先例和国会无所作为)表明，特朗普可以大力/动用IEEPA，例如，将中国公司在美国证券交易所退市，阻止所有在美国的交易或冻结任何外国公司或个人的美国资产，施加货币控制或限制某些或所有外国公⺠的外汇购买，强迫撤资美国资产，阻止外国公司使用SWIFT付款系统，并禁止美国公司将服务外包给中国。

特朗普总统将IEEPA列为法定权力机构，从而使他的“命令”可以使美国公司“立即开始寻找中国的替代方案”。除非法院成功地提出质疑，否则对特朗普IEEPA权力机构的唯一检查就是国会，而国会尚未试图使其无效。国会采取行动的政治⻔槛很高-在IEEPA下，国会可以通过联合决议使紧急状态无效。然而，最高法院认为，联合决议是不够的。国会必须为此目的通过立法，例如修改IEEPA，以限制总统的紧急权力。特朗普然后可以否决立法。压倒否决权需要在两个会议厅中占三分之二多数。

历史先例

总统在IEEPA之前使用紧急权力的先例很多。在IEEPA于1977年颁布之前，总统的紧急权力(使能广泛的商业监管(贸易和金融)监管)被固定在1917年的《敌人贸易法》(TWEA)中。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颁布了该法。第5条战争期间，TWEA代表向总统授予了广泛的战时权力，以规范各种形式的国际商业和金融流动，并冻结或没收任何外国资产。虽然按1917法案要求应该宣布战争，但随后于1933年对其进行了修改，以允许总统在和平时期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该宣言赋予总统在国内和国际交易中广泛的权力(该修正案是由于大萧条而产生的，罗斯福总统援引经修订的TWEA的第5(b)节宣布为国家紧急状态并下令进行银行放假)。

具体来说，1933年的修正案授予总统权力:“通过许可或其他方式调查，调节或禁止...通过任何外汇交易，银行机构之间的信用转移或付款...以及出口，存储，融化金，银硬币，金条或其他货币，无论美国境内或受其管辖的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例如，为了拒绝德国获得在美国的丹麦和挪威资产，罗斯福总统根据1933年修订的《 TWEA 法》赋予他的权力，发布了8389号行政命令，冻结涉及丹麦人和挪威人(及其资产)的所有金融交易。1941年6月，罗斯福总统根据第8785号行政命令，将冻结资产的范围扩大到整个欧洲大陆，并得到了TWEA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