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农场主通常被认为是财富的象征。截至2019年年底，美国农场总数202.34万个，平均面积444英亩。很早开始，美国农业被视为高效率高科技的典范。直到这次原油价格单日下跌30%，市场突然发现，农产品并不能稳如泰山，同样陷入大幅杀跌窘境。本文尝试阐释工业化革命以来，原油和农产品的内在逻辑，以及以粮食为基础的能源供求状况。

石油农业中的利与弊

石油农业是指世界经济发达国家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高度工业化的农业的总称，是在昂贵的生产因素（人力、畜力和土地等）可由廉价的生产因素（石油、机械、农药、化肥、技术等）代替的理论指导下，把农业发展建立在石油、煤和天然气等能源和原料的基础上，以高投资、高能耗方式经营的大型农业。

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世界粮食首脑会议确立了这一模式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并把它作为此后二十年改变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消灭饥饿的主要措施。这一举措的成效是极为显著的，农产品商品率1910年为70%，1979年已达到99.1%。

1920—1990年，美国拖拉机数量增长18倍，农用卡车数量增长24倍，谷物联合收割机数量增长165倍，玉米收割机数量增长67倍。另外，1970年，农用化学品使用量是1930年的11.5倍；1990年，化肥使用量是1946年的6.1倍。与此同时，美国农业的投入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20年的农业投入中，劳力、不动产、资本三者之间的比例为50∶18∶32，而1990年变为19∶24∶57。

石油农业在1960年前后突飞猛进。最近几十的时间里，大豆单产从11蒲式耳/英亩到50蒲式耳/英亩，玉米单产从28蒲式耳/英亩到175蒲式耳/英亩，大米从1600磅/英亩到7700磅/英亩，在这光鲜的高科技、高收益、高效率的数字背后，是高消耗、高污染、高风险：

其一，美国每年生产的3亿吨粮食，须消耗石油6000万—7000万吨、钢铁（指农业机械）800万吨、化肥（折纯）4000万吨、广义农药（原药）100万吨以上；

其二，美国农业过分依赖化肥和农药，导致土壤恶化和环境污染。美国31个州存在化肥污染地下水的问题，艾奥瓦州大泉盆地在1958—1983年的25年间，地下水中的硝酸盐浓度增长3倍。美国中西部一带农田的表土，早年深达1.8米，是世界罕有的肥沃土壤，而目前只剩0.2米；

其三，病虫害大规模暴发。1970年，因斑病菌大流行，美国15％的玉米产区颗粒无收，减产1650万吨。昆虫的抗药性40年以来大幅提高，草地贪夜蛾和沙漠蝗虫等“妖虫”由此进化而来。

农业产量增长势如破竹，而在印尼和巴西等工业不够发达国家，收入拓展的压力完全转移到土地上，“烧芭”拓荒的方式盛行。2015年的印尼森林火灾，2019年的亚马逊雨林大火，即被指与印尼、巴西农户的拓荒有关。

粮食消费开辟新渠道

在种植利润的推动下，化肥和转基因技术共同驱动全球粮食增产高峰到来，以至于进入21世纪，农产品不仅能养活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而且还有富余。诸如“五十者可以衣帛矣,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世界大同理想得到了实现，但也留下了更深刻的问题——富余的粮食怎么办？

退耕还林并不符合经济学发展规律，众多的农业人口珍视每一份就业机会。于是，粮食行业出现了新兴窗口，21世纪迎来了一批崭新的农业商品：糖基乙醇、玉米乙醇、生物柴油。今天，我们可以发现如下事实：

第一， 2009年前后，美国玉米更多用途是生产乙醇等深加工产品，而非食用；

第二，巴西沃土上的甘蔗，只用37%用于生产食糖；

第三，全球23%的植物油，用于生物柴油生产。

此类数据隐含着一个悖论——以廉价石油为基础的工业化农业，产出的粮食反而被重新制造成能源，且转换效率不高，生物柴油价格甚至高于柴油价格，维持生产主要靠补贴和国家强制力。产业的补贴政策需要财政托底，而类似印尼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按目前生物柴油与石化柴油的价差来测算，维持全年B30生产需要25亿卢比的资金支持。这个量级的补贴，光靠棕榈油的出口关税收入很难长久。

新能源需求面临挑战

3月6日，OPEC与俄罗斯延长减产协议的谈判破裂，俄罗斯拒绝加大减产幅度，引发国际油价暴跌。原油单日价格跌幅创历史纪录，超过30%，这像一瓢凉水泼向了发达国家的新能源产业。打了七折的原油价格让新能源突然失去地位，产业信心降至冰点。按原油空头主力激进的做法，近期的反弹只是前期空头的离场和小机构长线多单的试仓，这个幅度的低开缺口很难在短期内回补。沙特借机以增产来实现扩大市场份额的目的，现金充裕足以抵御短期损失，其更多着眼于长远利益。

史诗级的决策很难短期反转，未来布伦特原油价格跌破20美元/桶也并不奇怪。但是，原油价格重挫的多米诺骨牌倒向石油农业，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的需求面临严峻挑战。在原油价格创新低的状态下，保守估计，全球将有1亿吨玉米、4000多万吨的植物油和5亿吨甘蔗出现过剩风险。

糖基乙醇

糖基乙醇的生产以巴西为代表，2019年产量高达86亿加仑，消耗了近60%的巴西甘蔗。早在上世纪70年代，在世界石油危机的冲击下，巴西政府为降低对进口石油的依赖度，利用本国丰富的甘蔗资源，1975年开始实施以糖基乙醇代替汽油的计划。

甘蔗糖蜜发酵制取乙醇在巴西有较长的历史。1903年，巴西就举办过工业利用酒精的全国大会，至1923年，巴西年产工业酒精1.5亿升。为了用酒精代替汽油，巴西政府采取优惠政策，鼓励使用酒精，发展乙醇汽车。此项计划使巴西成功度过危机了石油危机，并促进了甘蔗生产，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巴西国内石油产量的攀升，政府对乙醇计划进行了相应调整。2011年开始，国际糖价整体走低，巴西乙醇在汽油生产中的掺混比例逐渐提升，目前在27%，糖基乙醇产量明显增长。

巴西是世界上糖基乙醇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主要原因是甘蔗价格低廉。巴西的食糖和乙醇生产比例会随二者的价格变化不断调整。通常，生产食糖利润更大的时期，制糖用蔗比例接近50%。反之，可能降至40%。在原油价格维持低位的情况下，生产食糖的利润相对更高，预计2020/2021榨季巴西甘蔗制糖比例会相应提升。

日前，巴西咨询机构Datagro在圣保罗综合农业会议上表示，预计2020/2021榨季，巴西中南部甘蔗制糖比例为41.5%，较2019/2020榨季提高7.1个百分点，相应的原糖产量将由2019/2020榨季的2650万吨增加至3250万吨。巴西原糖产量因制糖比例提升引发的增长，将较大幅度弥补全球糖市的供应缺口，令后市糖价上涨承压。

玉米乙醇

玉米乙醇的生产以美国为代表，2019年产量高达158亿加仑，消耗玉米近1.4亿吨。美国可再生燃料标准法案（RFS）于2005年推出，并在2007年修订。可是，这些年来，RFS一直备受争议。

2008—2022年，RFS要求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EPA）每年对以下四类生物燃料的强制掺混量制定要求：纤维素生物燃料、生物柴油、 高级生物燃料（包含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高级生物燃料与纤维素燃料和生物柴油强制掺混目标之差为无差别的高级生物燃料，可通过满足条件的高级生物燃料来满足，一般常用以玉米为原料的生物乙醇。但是，RFS实际上并未明确对此作出要求，只不过生物乙醇通常是此类别中最便宜的替代品。

在立法的支持下，美国燃料乙醇产量飞速增长，每年作为乙醇原料的玉米使用量也从3000万吨升至1.3亿吨，生物乙醇生产成为推动谷物市场价格上涨的重要因素。2018/2019年度，有近1.4亿吨美国玉米被用于制造燃料乙醇，占产量的比重高达37.5%。若原油价格维持低位，为减少补贴支出及产业反对，EPA可能会给予精炼商更多义务掺混的豁免量，燃料乙醇生产和玉米用量势必缩减。极端情况下，玉米年末结转库存会在当前4800万吨的基础上再增加两倍，玉米价格承压，进而影响美国农户新季种植意愿，在种植结构调整预期下，谷物、油籽市场价格也会受到波及。

生物柴油

2019年，全球生物柴油产量为4600万吨，消耗植物油4000多万吨，占全球产量的比重高达23%。欧盟、印尼、美国及巴西生物柴油产量居前。美国生物柴油强制掺混量主要通过可再生能源计划进行约束，巴西目前实施B12，印尼实施B30，马来西亚正在分区域推广B20。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中，生物柴油政策最为激进要数印尼。过去几年里，印尼为了推动棕榈油产业进一步发展，制定了生物柴油强制掺混的宏伟蓝图。2019年B30计划叠加干旱预期，引发棕榈油市场一轮涨幅超过50%的反弹行情，2021年推行B40计划的预期增强。一切看起来都运行良好，印尼在2015年成立的油棕产业基金，还筹措了20多亿美元，用于2020年834万吨义务掺混量的补贴，市场也倾向于相信生物柴油产能有望持续扩张，直到原油暴跌的黑天鹅飞出来。

2020年1月，印尼正式实施B30计划，向柴油中添加30%的生物柴油，印尼能源与矿务部分配给全国生物柴油工业的配额为959万千升（折834万吨）。据官方数据，印尼油棕产业基金在2019年12月拥有资金18万亿卢比（折12.85亿美元），按当前征税结构计算，2020年毛棕榈油出口税收收入将有11.25亿—15亿美元，合计24.1亿—27.85亿美元。原油深挫令生物柴油补贴触及补贴上限，按320美元/吨的补贴上限测算，2020年959万千升的义务掺混量需补贴26.7亿美元，虽可勉强维持年内运转，但若原油价格持续低位，则后续可能出现资金缺口，印尼B30政策的实施将面临挑战。

自2019年下半年植物油价格大幅上涨以来，植物油与石化柴油之间的价差明显走升，商业掺混利润被不断挤压至亏损，植物油的生物柴油用量靠政策强制支撑，对植物油价格形成潜在利空。彼时，布伦特原油运行于55—70美元/桶，用生物燃料替代石化燃料并不是毫无优势，至少在保障能源独立性、增加就业、节约外汇储备方面仍有贡献。但随着布伦特原油跌向30美元/桶，生物柴油与石化柴油之间的价差升至历史极值，继续执行生物燃料政策的性价比被大幅削弱。

短期的低油价冲击着生物燃料的生产，若20—30美元/桶的低油价持续时间过长，则并不排除各国政府在利益方游说下对生物燃料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例如，美国可能会像前两年那样，对精炼商大量发放豁免额，令生物柴油产量及对应植物油的生物柴油用量大规模下滑。对于刚迈入B30行列的印尼来说，低油价的挑战就更大了。刚刚实施的B30计划若被迫搁置或调整，则后续想继续实施甚至推广B40计划，遭遇的阻力会更大。印尼七八百万吨的生物柴油用量随便往下调降一两百万吨，都可能冲抵之后几个月减产带来的供应收缩影响，并对后期棕榈油价格上涨幅度形成约束。

经济学的正向思路是需求创造供应，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成为供应主动创造需求，棕榈油的生物柴油掺混和国内陈化粮的乙醇制造就应运而生。先进机械在地球上的农业拓荒已经停不下来，多数农产品的工业消费增长是在食用消费增长潜力不足的背景下，资本的被动选择。放弃低成本高效用的原油，大量生产以石油农业下的农产品为原料的清洁新能源的理由冠冕堂皇。原油价格下跌30%，可能导致玉米、棕榈油、甘蔗等农作物工业需求萎缩50%，全球农产品供应是否被集体判定为过剩？

本轮油价的大幅下跌撕开了石油农业高效的画皮，过度的机械化农业生产产生了大量温室气体，更加速了全球变暖的进程，或许是时候考虑退耕还林，把石油农业引导到它的初衷——生态农业上了。新能源的发展更多应以太阳能、地热和核能为主要方向，靠石油生产粮食，再用粮食低效生产能源，未免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