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奥巴马政府着力推动的金融监管改革进程跨出了重要一步。据报道，在法案起草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两位民主党参议员，已就对银行衍生品交易设限的条款达成一致；本月中旬，SEC对高盛提起民事欺诈诉讼，许多评论将此诉讼视为SEC配合监管改革立法进程的行动；现任SEC向来主张强化监管，而该案焦点也是广受争议的衍生品CDS和CDO，因此，诸如SEC在拿高盛为监管改革祭旗的巷议，并非空穴来风。

市场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高盛案宣布当天，不仅高盛股价暴跌，金融板块乃至整个美股随之重挫，外汇、石油、黄金和大宗商品市场也一度陷入恐慌；显然，这是对SEC的政策取向和即将展开的监管改革的反应。各种迹象表明，当前推动监管改革的政治力量，正在迎合和利用金融危机以来弥漫于公众和舆论之中的反银行情绪。

在庭审尚未开始、指控证据尚未披露之时，高盛早已被当作罪犯和公敌，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吊销了当事交易员的执照，多名国会议员退回了高盛的竞选捐款，并质问奥巴马为何不退回，多家德国国营机构也已宣称断绝与高盛业务往来；这股公众情绪若不受节制的发展为一场政治运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银行业创造流动性的能力，最终伤害实体经济。

流动性是一个市场化经济体的核心元素，是交易和生产得以进行的基础；所谓流动性，是指一件商品的价值客观化的程度，即人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撇开自己特定的价值偏好来看待该商品的价值。高流动性意味着，即便我不喜欢一件商品本身，也不妨碍我认可其市场价值，并接受别人用它和我做交换，因为我相信很容易找到同样认可其价值的人，从而用它再换回我真正喜欢的东西，而最能满足这一条件的，便是货币；除了极少数的巧合，任何交易得以发生，被交换的两件东西中至少有一件必须是高流动性的。

在宏观上，一个经济体中高流动性物品越多，交易便越容易发生；许多时候，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仅仅提高流动性便可极大的提高福利水平，因为流动性可以让物品到达最需要它的人手里，也让资源配置到能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所以，每当货币崩溃之后，人们总是挖空心思的找出一切可能的货币代用品。

早期的金属货币是在交易互动中自发形成的，然而近代以来，尽管贵金属和法定货币还起着基础性作用，但实际上，货币乃至整个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流动性，是由银行创造的；银行家通过一个被称作价格发现的过程来创造流动性，假如你知道镇上有个书市，买书的人都会去那儿找，一本书即便暂时没人要也会有中介先买下来，你就很可能弯腰捡起那本书，这样，一件垃圾就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精神食粮。

投行工作就是创建这样的市场，通过撮合买卖双方，他们确保许多商品可随时在某个地点以众所周知的价格买入或卖出，这种造市商的角色，意味着必要时他们自己必须充当买家或卖家；不过，除了大宗商品外，投行致力于提高其流动性的，主要是无形商品，比如对世界的看法；在中世纪，当一个佛兰德商人决定为东方消费者生产一批呢绒时，在他的资源组合中，实际上包括了大量看法：他相信五个月后大马士革呢绒行情会不错，相信四个月后热那亚关税不会翻倍，相信三个月后英吉利海峡仍然安全，相信他选择的船长是可靠的。

若非有意无意持有所有这些看法，他便不会生产，即便通过契约可将部分风险转移给中间商，但这些看法和对应的风险必定存在于该产业链上；多亏了几百年来银行家们的努力，借助商业票据、保险、期货、期权等风险管理工具，今天的企业家可以把大部分看法从他们的资源组合中剔除出去，现在，他们只须对自己控制下的生产过程和成本结构具有信心即可；显然，这会让大批原本不会进入生产的人投身于企业家行列，让许多原本被割舍的生产和交易得以发生。

衍生品就是汇集各种不同看法的平台，作为造市商，投行确保你随时可以就特定问题找到一个看法与你相反的人来做交易(即对赌)，对于原本被迫持有某种看法的人，他提供了一个通过买入相反看法来实现中立的手段(即对冲)；原则上，靠佣金吃饭的投行不会主动参赌，但造市责任经常会迫使他充当交易对手，就像麻将馆老板在三缺一时被迫上桌一样，此时他会迫切寻求在反面下注的机会，比如在承销某只债券的同时买入它的CDS，这种做法经常被外行指责为不诚实。

通过提高各种商品和要素的流动性，衍生品大大降低了企业家在空间和时间上大跨度配置资源的门槛，从而使基于复杂交易和深度分工的产业链成为可能，将其仅仅理解为投机工具，是不得要领的；眼下正在推动的监管改革进程，看来并非基于对投行和衍生品经济职能的正确把握；一旦投资者发现不再能像过去那样方便的配置风险，他们就会避开许多投资产品，比如企业债，而这样的退缩终将伤害实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