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日，瘦得像一道闪电的晚枫拖着行李、搭乘火车到香港，准备去香港大学电子学系报到。生在北方、长在北方的他第一次出远门。父母放心不下，一直坐火车送到东莞。

晚枫身高1米78，体重110斤，戴一副眼镜，模样斯文。那时他刚大学本科毕业，申请到港大的博士。上火车时，他对香港的理解只停留于流行音乐和电影。

在东莞跟父母告别之后，晚枫独自坐火车到香港红磡站。一个师兄在火车站接到他，两人花150港币，叫了一辆“Van仔”。司机把他们甩到港大下面的石塘咀街市门口。

“窄窄的街道，楼上是人家晒的衣服。”这是香港给晚枫的第一印象。“当时我想，天哪，我要在这里待4年。”

香港这个弹丸之地一来就给了晚枫一个下马威：学校宿舍太抢手，已经被申请光了。晚枫需要一个临时落脚之地。一个师兄自告奋勇带他住进港大附近一个“劏（tāng）房”。小小的房间挤了将近10个人。每个隔间大概4平米，上下铺，床大约占了两平米，还有两平米可以走路。

晚枫占到一个上铺，房租一个月1200港币。下铺是港大化学系的一个访问学者，他当晚凌晨1点过才回到房间。

那天晚上晚枫只睡了3个小时。早上6点，他就被窗外咕噜咕噜响的“叮叮车”（有轨电车）吵醒了。

“太可怕了。从来没住过这种房子，厕所脏得我想吐。”回忆起当时的住宿条件，晚枫说。

目前晚枫是香港某投行的衍生品交易员。这个星期六的晚上，我和晚枫约在铜锣湾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我们坐在二楼靠窗的位子。窗外是那个晚枫本以为只需要住4年，却不小心待了13年的香港。

像很多优秀交易员那样，晚枫对数字极其敏感。他可以轻松报出13年前自己前往港大报到的日期：2002年11月4号，周一；他记得自己第一次抽新股的股票代码：2899（紫金矿业）；他能不假思索地报出自己第一个老板的出生年份：1956年；他记得雷曼兄弟的倒闭日期：9月15日；他的择偶标准也是“量化”的：1984-1989年出生的女性——晚枫说自己一年相亲四五次，他把这称为“低频相亲”。

然而，晚枫的世界不只是数字。不工作的时候，他打高尔夫、击剑，他最近开始研究乐理，自学钢琴。他买了一架电钢琴，下了一套视频，正在练习《致爱丽丝》。晚枫喜欢在睡觉前看猫猫狗狗的视频傻笑。

过了三十而立的年龄，晚枫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找另一半。在我跟晚枫见面的上一个周末，他刚刚飞去上海跟朋友介绍的一个女孩相亲。

“结果怎样？”我追问。

“见光死。”他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交易这行做了八年，经历过起起伏伏，晚枫说他开始关注更高层次的布局和哲学思考。他发现积累到位了之后，总能在市场找到机会，“怎么样都能赚钱”。

“交易就像下盘棋，你要在不同的位置布好你的子。”晚枫告诉我。

　交易员的天职就是赚钱

晚枫的职业规划里，从来没有进入金融行业，成为交易员这步棋。

事实上，2006年底他从港大取得博士学位时，已经在准备去欧洲做博士后。如果不是偶然在网上看到一则银行招聘信息，他现在多半是位在象牙塔里钻研学术的苦行僧。几位跟他很熟的朋友也告诉我，他的气质似乎更像“书生”。

晚枫说，去银行面试纯粹是好玩。

“大部分金融行业的职位，是不需要PhD（博士学位）的，但是这个职位说PhD也可以申请。”这辈子从来没有面试过的晚枫去G2000买了一套入门级的西服，准备去试试。

面试晚枫，并成为他第一任老板的，就是那位“1956年出生”的香港人。这位香港前辈是第一波在华尔街做股票衍生品的华人之一。他从美国名校博士毕业后曾经在华尔街任职，1990年代初回港，成为在香港做涡轮的华人先驱。因为经验丰富，虽然他当时已经退休，却被晚枫所在的银行聘请过来，领导全新的衍生品交易部门。

“老板问我，学什么的？PhD做什么研究？懂不懂金融？结果我什么都不懂。”晚枫说。

面试的感觉如此糟糕，以致结束后晚枫迅速就忘记了这回事。过了一两周，他接到银行的电话。“我以为是来推销信用卡的呢。结果人家说，你是不是来我们这面试了啊？我才反应过来。”

虽然读完了博士，但晚枫承认自己对做科研兴趣不大。他欣然放弃了欧洲的博士后机会，接受了银行的工作邀请，加入了这家银行的衍生品交易团队，成为几个创始成员之一。

最开始半年，晚枫做Quant（量化分析师），写模型支持交易员交易。

“那时觉得交易员很牛，说话很大声，他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然后一堆sales（销售）围着trader（交易员）问价，买啊卖啊，讨价还价。”

半年之后，晚枫从Quant转型开始当交易员。他有两个队友，其中一个专做涡轮，他做结构性产品。

跟做Quant比，晚枫说做交易员更“刺激”，但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Trader的天职就是给公司赚钱，这么多人support（支持）你，你打个电话每个人都听着，就是因为你是要赚钱的。”他说。

2007年的衍生品市场很热闹。8月，内地政府开通了港股直通车（当年年底又叫停），旨在给内地投资者投资海外资产打开通道，使香港成为投资流出渠道和目的地。港股受刺激在两个月内爆升一万点。晚枫所在的银行加入一众投资银行，通过自己在境内的银行销售打包的衍生品。产品大部分挂钩港股，花样百出，以保本的存款产品的形式出现。那是内地投资者第一次接触到金融衍生品。晚枫经历了从〇到一，从无到有的过程，觉得非常“好玩”。

“第一年你帮银行赚了多少钱？”我问。

“一两千万（港币）吧。”他说。

再也不敢那么赌了

其实在正式进入交易这行之前，晚枫已经在学校里参与了一把金融市场的“豪赌”。

2004-2005年，香港掀起金融衍生品零售热浪。在读博士的晚枫记得自己在香港媒体上看到不少“要致富炒涡轮”的广告。

“那个时候广告上经常号称某某大陆客投了1万，然后拎着手提箱，提着500万回去了。”他说。

涡轮作为一种衍生品工具，让持有人有权利在指定的日子、以指定的价格，买入或者沽出相关资产（比如股票）。由于它具有放大相关资产价格波动的效果，当相关资产价格上涨或下跌1%时，涡轮价格可以上涨或下跌10%或者更多。

2005年香港《南华早报》一篇题为《涡轮高烧妖魔化证券市场》（Warrant Fever Demonizes Market）的报道从多面记录了当时的“疯狂”。这篇报道指出，由于市场火爆，个人投资者、交易所、经纪人、发行涡轮的投行都是这场游戏的赢家，每一方都如“飞蛾扑火”般投入涡轮交易。文章指出，这波爆发引发监管机构关注，担心会加剧市场的波动性。

晚枫所在的港大也卷入了炒股炒涡轮的热潮。“我的师兄师姐，天天讨论这股票那股票。”

在这股热潮里，晚枫算是后入者。“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懂，也不敢炒。”晚枫说。

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半夜洗衣服”的室友，他可能还要更加后知后觉。

“当时住宿舍，有一个室友天天晚上12点洗衣服，气死我了！”晚枫回忆道。被吵得睡不着的晚枫申请换宿舍。

晚枫记得新室友是北大出来学生物的一个海南人，精力旺盛，“天天炒涡轮”。这让晚枫离那个刺激的交易世界更近了。

2004年，晚枫开始跟着师兄师姐抽新股，他认为新股的风险应该较小。

“我和另外两个师姐去XX大厦抽新股，抽的2899，紫金矿业——那是我第一次进写字楼。”

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晚枫抽新股进的那栋写字楼——XX大厦，竟然就是他后来当交易员的办公地所在。

新股虽然没有抽到，但紫金矿业那本厚厚的招股书晚枫一直留到毕业。

到了2004年春节，晚枫准备好炒股了，就去找他的海南室友咨询。室友推荐关注“中海油”。

“于是春天的时候，我买了500股883（中海油）。赚了几百块就卖了。”他说。

到了2005年，晚枫大概已经买卖了10支股票了。他决心试着炒一下涡轮。

“第一次买，花了一万赚了两三万。我想这钱，赚了就投。后来到四五万，炒到10万的时候，还是两三万两三万地买。”

晚枫的战绩不错，那几年炒涡轮他投了三四万，赚了三十万。抽新股也赚到了十万左右。这让他在学生群里名气大涨。

比晚枫后进系的电子学博士生苏菲说：“我当时一进学校就听说他炒股特别厉害”。

后来入行，成为一名交易员之后，晚枫反观自己博士时候的那段交易经历，说自己完全是运气好。

“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懂，没有风险控制，也不明白涡轮的市场运作方法，换到另外一种市场环境，会赔得一干二净的。”他认定当时自己能赚钱纯粹就是“新手进赌场的运气”。

“等自己当了庄家，就再也不会那样赌了。”他说。

其实，疯狂的又岂止是学生。在晚枫入行好几年之后，他的一位导师打电话给他，唉声叹气地跟他讨论当时跌到30多块的HSBC（汇丰银行），他才知道，原来这么多年，导师也一直在默默地炒股。

不能等出事之后再想怎么办

晚枫的职业生涯里，赔得最多的一天是2011年8月6日（美国当地时间5日），标普调降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那天，他赔了1000多万港币。赢得最多的一天，他赚了900万港币。

但受到第一个老板的影响，晚枫并不太看重一时的得失。“他并不在乎一时的得失，而看重宏观。”前后几个老板风格不同，晚枫说自己从他们身上都分别学到了不同的东西。

在交易这行做了六七年之后，晚枫自己也开始越来越多地主动进行宏观思考。

“我看很多股票，风险上上下下，我都会合在一起，假设一些极端的案例。比如遇到股灾，遇到大市跌两个点，我该怎么办？风险在哪里，风险大不大?那我需不需要买个保险在那儿守着？那买保险是有代价的。我应该花多少钱。保一个月的，还是两个月的？每个月都要买，也是成本。做成本合作。怎么买？买多少？”他说。

“这不是一个小范围技术层面能看到的东西，要站远点才能看到。”晚枫说。

几周前，我采访过香港衍生品交易员王磊。王磊在2015年亚洲股市跌宕期间，某天亏500万欧元时毅然加仓。我问晚枫，遇到同样的情况他会怎么处理。他回答，首先他就不会允许自己有那么重的仓位。

晚枫认为每一个交易员性格不同，什么时候入场，什么时候走，着眼点、用多大力气也因此不同。他说自己是风格偏保守的交易员。每次出手的时候是百分之八九十的可能性会赚。

“交易就像一盘棋，你不能等出事之后再想怎么办，你得布一些子在那儿——就像打仗，得布一个奇兵在那儿放着。浪费了就浪费了，那是小钱。真出事了，才不会损失太多。”他解释说。

晚枫认为宏观的思维对自己的战略布局很重要。

他告诉我，自己过夜的Delta（衍生品相对于正股价格变动的比值）基本是中性的，主要是炒correlation（相关性）和volatility（波动性）。

“我们下这盘棋的时候是偏战术的，事实有客户的view（观点）在那，他们take（承担）最大的风险，我们take小一点的风险，在take小的风险上面，我们要站得高一点，远一点，不会局限在一个细枝末节上。”

上海一名私募基金经理告诉我，晚枫的是典型的“Q Quant”思维模式，即在风险中性的环境下操作的交易员。他们不赌方向，只留很小的敞口，这跟要预测未来股价变动以获取方向性获利的“P Quant”有本质区别。

晚枫的经纪人阿啃从2009年就开始跟晚枫做交易。他们不仅是工作中的好伙伴，也是生活里的好朋友。

“他的知识面很丰富，我跟他学到很多市场分析、定价的东西。他教我的东西，比我教他的东西要多得多。”阿啃说。

2008年之后，晚枫所在的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衍生品交易都出台了许多条条框框，阿啃说晚枫却依然能“戴着脚链跳舞”，并且保持竞争力。

在阿啃看来，晚枫是一个“正直”、“不愿意占人便宜”，但同时又很愿意分享知识的人。“他很宅，有时叫他出去玩，他更愿意呆在家里看书。”他说。

“你认为自己跟刚入行时比起来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在铜锣湾跟他分手时，我问晚枫。

“以前举轻若重，现在举重若轻。”他说。

现在的晚枫依然只有110斤。《致爱丽丝》还没练到头，但“低频相亲”似乎已经有了佳音。他告诉我，最近在相的那位姑娘，“挺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