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伦周刊》中文版：首先想问的问题还是基于您的这本新书《文明、现代化、价值投资与中国》。刚开始看的时候，我感觉似乎这是两本书，一本书讲文明和现代化，一本书讲价值投资。但看到第二三遍的时候，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这两个主题之间是有内在关联的。您觉得这两个议题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李录：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是从我的个人兴趣出发的，而这两个问题都是我最感兴趣的问题。

关于中国现代化的问题，我在这本书里也写到，我大概从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痴迷于这个问题了，那时我就想弄明白中国的现代化（为什么这么难）。在过去将近两百多年间，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想弄明白这个问题。

价值投资则是另外一个单独的兴趣，我到了美国偶尔接触到巴菲特的演讲之后，才开始产生的兴趣。所以，这两个问题都是我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一个可能已经在脑子里萦绕了40年，一个大概也快30年了。在我眼里，这两个问题以前倒没什么联系，完全是我个人从年轻时候开始产生的两个兴趣。

那么为什么后来这两个问题之间形成了联系呢？我发现，到最后，价值投资研究的是让大家能够踏踏实实地投资于价值的正道，而不仅仅只是发现企业估值的差异，让投资者在企业不断创造价值的过程中，通过与企业一起成长，一起来分享企业价值在增长过程中所能得到的回报，这是价值投资里面最最核心的内容。

这就自然让你去提出一些新问题：为什么优秀的企业可以在长时间里实现累进式的增长，企业增长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增长有没有极限，什么样的经济会产生这样累进增长的企业？

继续追问这个问题，我们更进一步发现，不仅仅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些优秀企业，对于整个全球经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过去200年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经济开始进入一种持续的、累进式的增长。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复利的力量，价值投资中最重要的力量就是复利的力量。但是复利现象在整个人类社会，或者自然界中几乎都不存在，只在过去200年间的人类社会，复利现象才得以存在。 

当我研究了价值投资和复利的概念，并且发现了上述现象之后，我才把这两个议题真正开始结合在一起。于是价值投资跟我痴迷了将近40年的前一个问题终于联系到了一起：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为什么会这么崎岖？为什么西方看起来各方面都不如中国，国家小小的，永远在战乱，也没有统一，但在过去几百年里的表现却超过中国这么多？

我在这本书里写道，整个现代化过程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复利。按照我的定义，“现代化”就是整个经济开始进入到一种持续累进、无限增长的状态的现象。 我在书中对这种现象做了一个归纳、总结、解释和重新定义。对于我提出的这个“现代化定律”，可能要再过几十年回头来看才知道它对不对，这就跟早年的“摩尔定律”一样，观察只是一种总结，最终的评判要靠时间。

我的投资也和这种观察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价值投资的精髓就是发现和寻找复利的机会，而复利只产生于现代化这样一种现象之中。这个观察将来能不能总结成为“李录定律”，可以慢慢通过时间来检验，但这两者实际上谈的是同一个现代现象，在过去200多年间，也就是人类历史中很少一点的时间，这种现象才真正出现。

我们要再过几百年，才知道对于这种现象的总结和解释是不是能够成立。这就跟“马尔萨斯陷阱”一样，马尔萨斯当年提出来这个理论的时候实际上是想去预测未来。事实证明，他对于未来的预测是糟糕的，几乎完全是错误的，但是他对过去农业社会的总结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站在现在来对过去200多年发生的现象做出一个历史性的总结，这就是这本书所主要讨论的问题。而价值投资实践恰恰是在证实这样一种想法确实能够产生真正的利益投资回报，所以，这也算是一种知行合一吧。 

过去三十年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时代

《巴伦周刊》中文版：您在这本书中提到，中国想要发展，绝对离不开美国秩序下的全球国际市场，但是近几年中美两国之间冲突不断上演，世界经济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有些人认为中美脱钩已经是无法避免的现实，您是否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一趋势？

李录：我觉得看待这个问题，要把它放在整个世界经济的演进过程里面去看。

世界经济在近代以前，长途贸易只产生在帝国之内，不同国家之间产生大规模的贸易关系，是一个非常近代的现象。我们可以看过去500多年（里）形成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过程，前300年主要就是长途国际贸易，那时候出现了非洲、美洲、欧洲、印度和中国这些全球性的贸易地区。

在工业革命之后，贸易产生了真正的变革。不仅仅是贸易的范围在开始发生变化，全球性的国际经济也出现了。这时候还是以不同的帝国、不同的帝国系来作为基本的单位。不同帝国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商业的关系，在这个阶段里面还诞生了很多的国际战争，互相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上的竞争，也有军事上的竞争。

这种军事竞争后来就演化成为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了另一种国际经济的秩序，也就是“共同市场”的概念。后来全球主要形成了两个共同市场，一个是美国领导下的盟国之间的共同市场，一个是苏联领导下社会主义阵营里的共同市场，两个共同市场之间的竞争就形成了冷战的格局。

冷战之后，过去30年里面全球又形成了另外一种独特的国际经济秩序，我们叫做“全球共同市场”，这时候的共同市场就不再只有盟国才可以加入，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这样一种局面，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是不是后无来者，我们还要再看。

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放在整个人类历史中是一种极其罕见的现象，并不是一种常态。而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会加速很多原来的变化趋势，把趋势变成现实。其中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就是全球共同市场可能会瓦解，也就是所有国家都能够参与的这样一个共同市场可能会发生变化，我们可能会再次回到全球市场，但是很难形成一个完全的共同市场。

在共同市场的时代，确实是由美国主导的，可以叫做美国秩序，全球共同市场的时代也是由美国主导，可以称为美国秩序的一部分。未来我们再来看新的全球市场，美国和它的盟国肯定仍然是最重要的力量，但中国的崛起会让它有自己地区间的同盟，也会形成一个维系全球市场的力量，中美之间也会形成一种比较脆弱的平衡。全球经济在这三方面力量的共同维系之下，会形成新的经济格局。

这就是我看到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后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这算不算得上是一种脱钩？既是，也不是。说是，就是说原来的美国维系的全球共同市场这个概念确确实实有可能会结束。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国际间不同国家的经济竞争，既有双赢，也有零和，也有输赢。那么输赢的部分，原来在一个国家之内是可以消化的，国家之间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其他的方式来消化。我们看到全球贸易时代的表现形式是不同国家之间的战争，到了全球经济时代则是帝国和帝国之间，不同的帝国系之间的战争。

到了共同市场时代，由于共同市场的格局只有盟国可以参与，因为大家有共同的敌人，所以相互之间的输赢可以在盟国之间来消化。而到了全球共同市场的时代，因为没有共同的敌人，所有的条件都一样，它的输赢没有办法在国家之间消化，这种情况天然就是不太可持续的。

比如说全球共同市场时代最大的赢家是中国，最大的输家则有很多，从最早的苏联，到后来的伊斯兰国家，再到过去十几年，我们看到的输家变成了西方发达国家里的中产阶级。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的比例从五六十年代大概占70%、80%，（现在）变成了50%以下，而且连续十几年基本工资不增长，赢家则是少数科技和金融精英，这种失衡没有办法在国家之间来进行平衡和消化，所以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被激化，这样一种局面也确实不太可持续。 

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后，这一局面会加速做出调整，以美国为中心的联盟仍然存在，以中国为中心会形成一些新的联盟，中美之间会维系一个比较脆弱的平衡状态。全球经济已经联系在一起了，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竞争，因为国际贸易之间产生的输赢很难一下子被消化，因此会出现一系列矛盾。

但这个矛盾是可以通过经济的方法来解决的，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说不是军事和安全上的冲突。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大国形成军事和安全上的威胁。所以现在这样的矛盾从根本上讲，还是国际竞争所带来的输赢没有办法在国家之间进行调和的经济矛盾。

长期来看，全球的经济体已经联系在一起，就是说全球共同市场一旦形成以后，就谁也离不开，这就是我讲到的现代化，但是不同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安排是可以随着时间变化，因为利益不同而发生调和的。

所以我们看到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整个国际市场就可能不再是全球共同市场，但国际市场仍然存在，维系这个市场的力量从美国和它的盟国主导，变成美国和中国带领各自的盟国，以及中美之间脆弱的平衡，这三种力量来共同维系。

新冠疫情带来的最大变化是把趋势变成了现实

《巴伦周刊》中文版：在您写这本书的时候，世界还没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这本书出版之后，疫情就席卷全球，而且看起来似乎改变了世界。您认为新冠疫情对于人类社会的冲击是一个短期冲击还是长期冲击，它会带来永久性的改变吗？

李录：新冠肺炎本身对社会的影响，从整个历史上看是短期的，但是新冠肺炎加速了很多以前一直在进行的趋势，这些趋势的改变有可能是长期的。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新冠疫情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把原来的趋势变成现实，原来可能需要5年7年才能形成的现实，现在可能在几个月之内就会显现出来。

我两年前写过一篇关于中美关系的文章，当时我就指出，中美关系如果真的要脱钩，需要全球同时进入经济衰退才有可能达成。而新冠疫情恰恰就把全球同时带入了经济衰退。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脱钩就不会产生原本将对世界或者社会产生的震撼。所以在现在的情况下，中美经济从非常紧密的结合到不那么紧密，到甚至于相对平行发展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但这并不等于说中美都会脱离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是谁也改变不了，谁也离不开的。中美之间也因此一定还会有生意要做，但是这个生意是直接做，还是通过第三方来做，现在就很难说了。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中美两国都会加深与自己的盟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比如说，现在中国贸易的第一大伙伴已经是东盟，第二大伙伴是欧盟，再往后才是美国和日本，这种情况以后可能还会加剧。中国和东盟、日本、欧洲的关系会进一步加深。同样，美国跟它的盟友也会做同样的事，而中美之间因为没有根本性的安全冲突，所以依然会维持一个比较脆弱的平衡。

当然，这样一种长期的竞争，对整个中美两个国家，从最高领导人，到精英层再到普通老百姓都是一个长期的、最高级的考验，这样的长期竞争态势，也是对两个社会所有智慧的全方位考验。

这个时间可能要持续一二十年左右，直到两国之间重新找到一个平衡点，而且双方对彼此各自的战略意图更加清楚。如果中美之间没有在安全和军事上发生冲突，这个社会就仍然会按照原来的方向继续往前发展。

中国文化本身非常适合现代化的市场经济

《巴伦周刊》中文版：对于很多长期关注您的人来说，有些读者对于您在这本书中所流露出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认同感到有些意外，您能否简单讲讲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接受过程。另外，您认为除了您在书中提到的“第六伦诚实原则”，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作出哪些改变才能更加适应现代商业文明？

李录：从“五四运动”之后，传统文化一直是被批判的对象。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在1840年之后，一直试图进行现代化，但是一直找不到公式方法（Formula）。找不到正确的门路，就希望找到各种各样替代的理由来解释，而传统文化、政治因素等等都在不同的时候成为了解释现代化不能获得成功的原因。

在过去40年里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误打误撞找到了现代化的公式方法。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去研究这个问题，为什么要出版这本书，因为我想找出现代化的现象是什么，原因是什么，本质是什么。

过去将近200年，中国的现代化一直找不到门路，各种各样的尝试都是失败的，实际上我们找到门路之后，在短短40年就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我觉得最终找到的公式方法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无关。但是，一旦找到了这个公式方法之后，所有受中国儒教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表现得都非常强劲，非常成功。

同时，我也观察到在美国，或者说在中国之外，几乎所有华人的经济表现都非常优秀。我举个极端的例子，美国有不少家庭都收养了来自中国的孩子，很多这些孩子都是来自中国农村的女孩，他们散布在美国几乎主要大城市。我们周围几乎所有的家庭，总有一个从中国来的孩子。比如说像我的邻居，亚马逊总裁杰夫·贝佐斯，就有一个中国养女，跟我的孩子在一个学校。几十年之后，你会发现这些孩子在美国都成功得不得了，在所有领域都做得非常好，都是孩子家长的骄傲。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些现象的时候，会觉得文化是最主要的变量，这时你会发现中国文化里面有很多优秀的东西。当然我们只是从现象来讲，从理论来讲的话，这些年的阅读让我越来越有信心。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自己的文化有足够的信心，中国文化本身非常适合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当然，所有诞生自农业文明里的文化都需要在现代化里重新塑造、适应和发展，所有的文化如果不发展都会变得停滞不前，流水不腐，户枢不蠹。

今天，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提倡中国古典文化里的以道德作为修身立命的根本，也就是在商业赚钱之外，一定要树立起这些传统道德，这些传统的道德只会让你的商业做得更好、更快。

实际上，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追求短期还是追求可持续的成功。我对可持续的成功定义很简单，如果说把你的成功故事的每一个细节，你都可以实实在在地讲给每一个人听，如果大家都觉得你的成功是理所应得的，那么这个成功就是可持续的。如果大家觉得你投机取巧，你自己也觉得于心不安，这种成功就不是可持续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还是回到了共赢。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的道德素养在商业领域一样是相通和适用的。

中国的投资机会是全方位的机会

《巴伦周刊》中文版：在这本书对于中国经济未来的预测和展望中，您提到了未来中国成长经济动力更多将来自于消费的推动，以及中国将通过高等教育的普及获得工程师红利，您认为未来中国还有哪些重大的发展趋势和投资机会？

李录：中国的经济未来还有很长的路，向前发展的动力非常之足。我们现在人均GDP还只有1万美金，大家的储蓄率还是高达百分之四十几将近五十，也就是说对未来还不是特别放心，觉得还需要更多储蓄、更多投入。大家对现实是不满足的，这种不满足恰恰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大家都在拼命学习、拼命工作。

我们还可以看到，从中国的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实际上也是差了几乎几十年经济发展水平的断层，让中部的人都过上东部的生活，让西部的人都过上中部的生活，蕴藏着巨大的经济动力。

所以说中国的经济机会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只是产业技术不断提升，也不仅仅只是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规模普及到农村人口，还有很多内生需求在这个过程中会被创造出来。当我们过了刘易斯拐点之后，纯粹的由劳动创造的价值，慢慢就会被有知识的劳动慢慢取代，创造出来的单位价值会越来越高。

中国恰恰又是一个在文化上特别注重学习、知识和积累的国家，在这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投资机会是全方位的机会，不在于你了解的机会有多少，也不在于机会总量有多少，关键在于你要在自己懂的范围之内抓住属于自己的机会，这对投资人来说是最重要的。

当然，在一个机会很多的地方投资本身也是一个很正确的决定，也就是芒格讲的，“在有鱼的地方钓鱼”。 

市场的存在就是为了专门去发现人性的弱点

《巴伦周刊》中文版：这本书的下篇主要是阐释您的价值投资理念和实践，您多次谈到了能力圈和知识诚实的重要性，尤其是您特别强调知识诚实，您认为投资者应该如何才能做到知识诚实，如何才能做到“真懂”一家企业？

李录：我觉得从最简单的做起，真正去理解一家哪怕非常简单的企业，然后你就会理解到任何一家简单的企业其实都不容易，都是挺难的。

我最早从事研究，对我最有启发的就是研究一个加油站。无论在美国在中国，加油站都是差不多的，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完全是同质的，虽然用的是不同公司的油，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牌子不一样而已，然后提供的服务也差不多，都有一个便利店，但两家加油站的经营差别可能会很大。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当我弄明白这背后的机制和原理的时候，我就开始认识到一个非常鲜活、真实的商业。当你用运营企业的方式去做投资的时候，投资才可能变得真实。而当你仅仅只是研究市场，以为股票可以和商业本身脱离的时候，就永远研究不出投资的本质。

价值投资的本质，就必须要把股票和它实际代表的商业经济结合在一起，同时研究商业本身。所以当你作为一个所有者，作为营商角度去思考生意的时候，这时你就可以慢慢去建立自己的知识诚实。

你会发现，经营一家小的杂货店，一家餐馆也不容易，经营一家加油站也不容易。而当你发现有些人在一个不容易的企业里做得比别人更好，这时候你就开始明白竞争优势是什么，是从哪里来的。从这些微小的简单案例做起，按照自己的兴趣指引，去研究越来越复杂的企业，这个时候你的知识诚实就一点点建立起来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建立这种知识，高估自己的能力，然后又凭借运气进入市场赚了些钱，这是个最可怕的事情，这就好像你到赌场里，凭借新手手气壮突然赢了几把，到最后的时候市场一定会把你打败，因为市场到最后实际上还是非常残酷，非常真实的。

我这么多年在市场上，感觉市场的存在，就是专门发现和考验人性的这些弱点，你的人性弱点最终一定会被别人发现，然后惩罚。

不要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

《巴伦周刊》中文版：您提到投资者要成为一个学术型的研究人员、侦探甚至记者，而不是所谓的专业研究者，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另外您如何看待投行、券商等各种机构提供的卖方研究报告，您会看这些卖方研究报告吗？

李录：主要是动机不同，投行或者专业研究的单位，它的目的主要是把研究报告卖出去，而不是为了投资本身。

这就像芒格讲过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逗。他说他去卖钓鱼产品的地方，看到那些鱼钩都弄得花里胡哨的，特别好看，他就好奇地问店员，鱼能看到这些花里胡哨的鱼钩吗？店员说，我是卖给钓鱼的人，不是卖给鱼的，他们看得到就可以了。

所以说研究报告也是如此，如果抱着准备卖研究报告的目的来写研究报告，研究的往往不是企业本身的问题，而是那些想买研究报告的人想要什么，这就是区别。如果你的研究是为了要了解企业，而且是为了在企业长期价值增长中取得应得的收益，抱着这样一个目的，你就需要去预测这个企业在未来很多年的表现，这个时候你的目的就不一样，动机也不一样，所以你的要求也不一样。

除了目的和要求，其实在研究方法上很多都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卖方研究报告其实也是可以看的，因为它也会有一定的数据，也会去做出比较客观的回答，但是因为它的目的不一样，它的包装不太一样，侧重点不太一样，所以它就丢掉了很多知识诚实。

同样的事实，它可能会有意去引导出一种结论，而你认真客观理性分析，它未必会引出这样的结论，所以说卖方研究报告里面确实有一些可以学习的内容，但是你一定要带着批判的眼光，然后客观分析，哪些事实能够得出哪些结论，一定要逻辑来推动，而不是用你的想象和希望来做中间的嫁接。世界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而不是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

《巴伦周刊》中文版：我想还问一个关于投资伦理方面的问题，您在《人性与金融危机》这篇文章里提到，当年您也曾经发现过信用违约掉期（CDS）产品的做空投资机会，但是在跟芒格的谈话之后，您放弃了通过做空来获利的想法，您和芒格的理由是通过做空CDS赚的钱其实最终是纳税人和政府的钱，于心并不踏实。您认为投资者怎样赚来的钱是能让您感到心里踏实的？

李录：我觉得最核心的，还是我刚才讲的，如果你能把你赚钱的方式，掰开了揉碎了，实实在在跟所有的人都公开地讲，站在一般大众的角度，觉得你的成功是应得的，也就是说能够去换位去想，用共赢的方法去做，我觉得这就是对的。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CDS都不能做空。当时的情况是，CDS已经规模非常巨大，非常疯狂，如果真的违约的话，必然会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如果金融体系崩溃，最后买单一定是政府，没有别人，否则的话整个政府也会崩溃。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觉得赚做空CDS的钱就完全不对了，因为让纳税人去交这个钱肯定是没有道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否则的话就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崩溃，整个经济的崩溃，所以整个社会实际上是被绑架了，这个时候你再去赚这个钱，等于就是在赚绑架费的赎金了。

用这种方式赚的钱，你能拿去跟别人讲吗？用中国人的说法来说，这辈子还怎么做人？当然你也可以说不跟别人说，当别人都不知道，我觉得这就是在欺骗自己了，你可以骗别人，但骗不了自己，你自己良心上能过得去吗？也过不去，所以我们决定就不做这件事。

榜样是父母留给孩子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巴伦周刊》中文版：问个相对轻松一点的问题，您是一个成功的投资家，也是一位父亲，您会跟自己的孩子传达价值投资的财务观念吗？

李录：我觉得这两者没什么关系（笑）。我可以教很多学生，因为他本来对投资就有兴趣。如果自己孩子没兴趣，那么我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作为父亲唯一能够做的事就是做一个榜样。所有的教育到最后，就是做一个榜样，你一生是怎么过来，你怎么去处理各种各样的关系，你是怎么工作的？这些潜移默化会对孩子有好处，但是每一个人天生都有不同的禀赋，都有不同的能力，不同的性格，这会陪他们走完一生。

关于这件事，我倒是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叫克里斯·戴维斯（Chris Davis），他家里三代人都是做投资的，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投资术语叫做”戴维斯双击”。

小时候克里斯的爷爷老戴维斯带他去公园里玩，小戴维斯饿了，说想买一个热狗，那个时候热狗可能就几美分，或者十几美分，然后老戴维斯把小戴维斯带到热狗摊位前，说这里有25美分，可以现在买热狗，你马上吃没问题，但是如果我拿这25美分去投资，在5年之后，25美分会变成多少钱，10年之后，会变成多少钱，20年之后，又会变成多少钱……等老戴维斯说完之后，孩子说，爷爷，你别买热狗了。

很多年之后，克里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还是感觉挺委屈的。他跟他父亲关系不太好，跟他爷爷的关系也不是太好，所以他回想说，我不要再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的孩子，我要变成他很好的朋友。所以从他的例子里，我也学到不要这么去教育我的孩子，我觉得作为父母留给孩子唯一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作为他们一生的榜样。

赚的最多的钱都来自于“大崩溃”

《巴伦周刊》中文版：最后，我还想问两个《巴伦周刊》读者提出的问题，第一个是您本人如何看待和应对今年美股的这场暴跌？

李录：我是从90年代初开始做投资的，1997年成立基金的时候就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过几年又赶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的崩溃，再过几年又遇上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2015年又遇上中国股灾，股灾结束以后又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 

所以我在做投资的二十六七年里面，每隔几年，就会遇到一次“百年不遇”的大危机，经常会碰到股市动不动就跌个50%的情况。

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人，你不经历过几次净值跌个50%的情况，你都不能算是一个投资人。所以这件事对我心理上其实一丁点压力没有，而且恰恰常常是这种时候会创造出一些投资机会。

还是回到我的那个朋友克里斯·戴维斯，他的爷爷老戴维斯，一辈子就一个人投资，从来不跟别人联系，这一辈子，就一个人，从10万块钱投到了10亿美金。他说过一句话：回头来看，你会发现你赚得最多的钱，其实都是在市场崩溃里面出现的，但当时其实你并不知道。我觉得这话还是比较有道理，至少我这二十六七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没什么影响。

《巴伦周刊》中文版：最后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有读者想问您是否会在中国开设基金，如果开设的话，大概会是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

李录：我的生意做得特别简单，我就一个基金，我自己的钱百分之百都在这个基金里，然后我的条件跟大家也都是一样的，我们也不收管理费，然后前6%的累计回报都是免费的，我们在6%之上有一些分成，从头到尾这二十几年都是这样。我在外面也没有任何其它投资，我也没有很多其他的投资基金，我不会把投资放在别的基金上，所以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希望没有任何利益冲突。

这是我们一直坚信的理念，就是用最干净的方法去挣钱，我们挣钱的方式可以跟所有人都讲清楚，这样你在回顾人生的时候，你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心安理得，我觉得这样的人生对我来说就是很圆满的人生。

中国当然是可以去投资的，但是中国目前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境外基金怎么投进来，其实我觉得中国完全可以参照“沪港通”的方法，比如像我们这样的境外基金可以用人民币进来，人民币再出去，这就避免了资本项目还没有完全开放的限制，我觉得沪港通是一个非常好的先例，人民币进、人民币出的办法就可以很圆满地解决中国目前的法规限制。

但是我也不会去成立两个基金、三个基金，因为这样的话慢慢就会跟你一个基金有利益冲突。我们必须要保证所有投资人得出来的结果完全一样，不能只对投资人有利，一定要对所有人有利，因为我们把投资人都当成我们的合伙人，不能够去照顾一部分合伙人，而对另一部分合伙人不好，这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巴菲特和芒格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在做伯克夏尔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巴菲特的钱全部都放在一个地方，所以你永远不能说有利益冲突。有的时候投资的情况会好些，有的时候会差些，但他不会骗你，他对待你跟对待别人永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