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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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大不如前，要做好最坏的准备。目前来看，全球经济或者经济全球化的态势确实让人非常担忧。理想的蓝图是一方面，残酷的现实是另一方面。我比较认同Ray Dalio的推演，未来世界可能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平行世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退化，国际合作进一步退化，很多国际公共产品无法被提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清华经管学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就谈到了这个问题，现在最大的病毒并不是新冠病毒本身，而是全球公共产品没有提供、领导。本来这个事情应该美国人牵头，全球共同抗疫，做惠及全世界、全人类的事。在病毒面前，人类真的成为了命运共同体，但其它国家还没有能力取代美国的位置，没有足够的能力能承担起领导的责任，这个时候美国撂挑子，其实对全球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坏的消息。

同时，我们看到经济全球化因为贸易保护主义盛行，近况非常糟糕，再加上疫情冲击，航线中断、大规模缩小，贸易之间的联系开始减弱退化，原来全球贸易兴盛的景象其实不复存在了，甚至很多机构认为，未来三五年里，会下降30-40%。对于原来产业链全球布局来讲，其实是个灾难性消息，这种情况会不断影响到原来的产业布局、生产制造、资产配置、各国资本市场、汇率、人们的生活等。当然，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不要发生，但如果发生或者有比较大的概率发生的话，我们确实需要做好准备，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要充分发挥好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意义，要做好最坏准备。

从四五月份的直接投资数据和外贸数据来看，在全球各个经济体受到冲击下，原本我们担心的产业链移出中国，中国被边缘化，正在得到缓解。为什么？全球都受到冲击，但中国的产业链是最齐全的，中国的生态是最好的，所以很多贸易合作伙伴反而在疫情冲击下，把合作机会给了中国企业，这也是我们看到在疫情之下，对于中国企业和中国投资者来讲可能是个欣慰的消息。当然，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承认，全球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近况大不如前，需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未必是光明的。如果和全球贸易最鼎盛的时期相比，全球前景并不是光明的。Ray Dalio强调的就是这点，全球前景并不好，人类可能面对比二战时期更差的世界格局和世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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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政策要适度宽松，为今后留个余地，储备一定的政策工具。之前曾用龙王下雨这个故事来来解释2001年以来全球经济和金融运行的重要逻辑。我们知道从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开启了大力度刺激经济的先河，格林斯潘按动了这个电钮。2001年以后，世界进入新一轮增长，所谓的一轮高增长低通胀的繁荣期，随后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出现了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造成了冲击，但当时中美联手共同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危机，使得中美两个大国迅速地从危机泥潭中走出来，这就能看出中美合作的重要性。

2008年以后，各个国家走上不同的路，但有个共同点，欧洲、美国、日本，包括中国，都走向了货币政策相对宽松的路径。欧美叫量化宽松，因为没有更多改革的空间，经济增长潜力也不像中国这么大，因此量化宽松的力度、实施规模和持续时间比较长。中国在2008-2018年的十年，经历了2009、2012、2014三次大宽松， 2009年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2012年是防止经济跌破7.5，2014年防止经济跌破7，当时的考量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看到，即便出台这么大的宽松政策，也没有遏制住经济连续下台阶的势头，这里既有长期的结构性因素，也有短期的周期性因素，但归根到底，我们进入中高增长速度的阶段，不是需求层面出了问题，而要从供给层面找原因。

2009、2012、2014年这三次大宽松应该说解决了一部分问题，但是也确实造成了比较大的后遗症，比如长达接近20年的房价上涨，一轮又一轮的资产泡沫。2014年宽松之后，股市出现巨大的泡沫，2015年6月份爆发股灾，还有债灾，宽松政策加上监管漏洞，导致资产不断出现泡沫，然后泡沫破灭，出现巨大的金融风险，这是2017年以后监管下决心整顿金融市场和金融系统非常重要的原因。可以说，2017年是整个金融周期从上行转向下行的拐点，从数据指标上来讲，2015年中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8.35%，这个数据创造了历史峰值，同时这个峰值高于日本、美国，分别在他们80年代金融泡沫期和2008年金融泡沫期当时的比例，也就是说我们金融繁荣比当年美国和日本最繁荣的时候还要繁荣，也就是很多金融学者讲的过度繁荣，也就是实体经济没跟上金融的步伐。客观结果就是我们看到金融风险的累积，债务风险的累积，结构调整的困难。因此，龙王下雨实际上解释了这个过程。

龙王下雨，雨水从天上下来，有的地方地势高，有的地方地势低，就会造成一个所谓的金融空转问题，距离龙王比较近的地方能够最先得到雨水，他们把雨水尽快倒给距离龙王比较远的地方，这就是金融空转的现象。当然，学术界现在也在讨论，我们仍然基于传统经济学思维去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无解的。比如国外比较盛行的现代金融理论，中国国内很多学者反思——4万亿有没有问题？有的话，是本身的问题，还是退出4万亿过早引发的问题？还有很多学者反思，现在有人不主张搞所谓财政赤字货币化，或不主张大水漫灌的形式，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这种形式，可以考虑抄欧洲的作业等等。全世界在反思，目前通过我们观察，至少执行层面对国内宏观政策还是比较克制的，这也是总理在两会上反复强调的问题。

我个人比较支持目前中央政府做的政策选择。一方面适度宽松，对需求通过新基建，适度放松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发行特别国债等措施来实现；另一方面，为今后政策空间留有余地，或者储备一定政策工具，如果疫情继续反复，或者我们要与疫情常态化共存的话，后续还需要更多工具来对冲疫情影响，现在看中国政策空间确实还是比较大、比较多的。像美国、日本、欧洲这些国家已经没有什么政策工具了，只能持续不断向金融系统注入流动性，所谓的大放水。问题在于，如果靠印钱解决问题的话，世界上早就没有经济问题了。而且欧洲、美国的金融结构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能简单照抄欧美在宽松宏观上的作业，我认为目前中央政府做的可圈可点，是对的。总理讲，留得青山，赢得未来，在2月疫情爆发之初我就在讲，现在大灾大疫之年，老祖宗教给我们一些智慧，在这样的情景下，要学会修养生息，与民休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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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此次经济危机除了靠新基建，还需要新组合拳。从历史上几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应对措施来看，一直是靠基建支撑过来的，这次也着重强调了新基建，但这次新基建力量显然不会像之前2008年4万亿计划那么大。

具体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方面，作为短期应对危机的措施，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传统的基础设施建设，铁公基，修路、架桥、盖房子，还是现在新基建，5G、工业互联网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通过刺激需求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确实从大萧条以后，应对到来的危机，人类历史上的传统办法都是用凯恩斯模型，通过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刺激总需求，将经济从危机低谷中拖出来。我们经历过的98年、08年，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另一方面，这次和以往不同，现在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有效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也出现了问题。有效需求不足的特点是，通胀很低，人们没有消费能力，这时就需要创造需求，但现在问题是，通胀和通缩并存——疫情冲击整个供给，CPI处于相对高位；需求不足造成通缩，这是因为疫情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水平、消费水平，收入下降所以需求不足。

在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里，应该是通胀越高，就业形势越好，但现在一边有通胀一边有失业，所以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凯恩斯模型。也就是说，应对这场危机，不能只靠刺激总需求去摆脱危机，更多是要通过供给层面解决问题。所以在谈到新基建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点，不是说新基建不好，也不是说新基建不必要，非常重要，非常好，但是需要新的组合拳去解决当前的危机，这是我想给大家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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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基建投资主体应为企业，政府起引导作用。“新基建投资钱从哪来”本质问题就是谁来投资。在应对2008年金融危机时，采取的是4万亿措施，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很多地方政府纷纷成立平台公司，通过平台公司融资、投资，带动社会企业、民间企业投资，形成链条。这个链条有效解决了当时经济低迷、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后遗症，比如说现在仍然在消化的债务过高问题、金融风险问题。

启动新基建就有“谁来投资”的问题，如果再让政府，特别是不同层级的地方政府纷纷加杠杆投资的话，会给目前的债务风险、金融风险雪上加霜。新基建主体应该交还给企业，让企业根据政府倡导或指引，投入到新基建建设中，这里既包含一部分国有企业，中央企业，但更多则是社会企业和民间企业。当然，对于新基建投资，很多企业比较纠结、谨慎，因为融资很难，投资周期相对较长。所以在投融资方面我们确实还要进一步改革，包括融资成本、金融系统向企业让利等等，这些都需要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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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管理要寻找新动力，要做到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现在需要供给和需求两端同时发力，但更重要的在供给端。既然疫情冲击到了企业的运营，冲击到了人们的收入水平，那就必须要考虑从短期和长期解决供给侧问题。

短期就是民生救助、企业纾困，需要真金白银砸在企业、民生身上，这就是两会上总理所讲的。这次特别国债要直接到企业，直接到民生。但也应该清楚，疫情冲击不是简单出几个政策就能马上见效，对很多企业和行业的影响是永久性的、摧毁性的，比如餐饮行业，文化旅游行业，线下教育行业，这个冲击非常大。国家宏观管理层面必须要寻找新动力，这就需要长期的供给端改革，这不外乎之前提到的思路——强化市场，放松管制，改善供给。

强化市场是指让市场的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需要梳理不必要的政府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其实我们可以梳理出很多。要防止部门主义、官僚主义，束缚市场的发展。所谓放松管制，在某些领域，一些管制措施其实是没有必要的、不合理的，甚至是过度的，这些管制措施如果能够放松甚至取消，市场力量也会得到充分发展，比如媒体行业、娱乐行业。在很多领域我们可以提高监管容忍度，可以充分让现有市场主体和现有赛道、产业充分发挥作用，这样才能整体改善供给。从中长期来看，需要释放生产要素的活力，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大数据。我相信这轮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如果能得到有效贯彻和真实落实，对于中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潜力，会是一种极大的促进，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会率先走出衰退，率先抵消疫情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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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应重视国有资本改革、土地改革，反哺农民。中国的金融结构、城乡差异、地区差距、收入差距表明，我们很难用欧洲和美国的刺激政策。欧美这样的政策下去，一个很可能的结果是资产再次飙升，树往天上长，但问题是不能长到天上去的，会导致财富差距，贫富差距继续拉大，社会矛盾继续累积，这种情况不符合我们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不符合新发展观的。所以从宏观政策来讲一定要认清这点。

尽管我们GDP总量已经全球第二，人均GDP刚刚破万，水平还是比较低的。我们还有很多短板，比如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其实这些差距也是我们下一步能够通过改革方式去释放的动力。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

首先，国有资本改革，围绕管人管事管资产到管资本。真正的管资本，这方面改革可做的文章很多，目前的改革我觉得和理想方案的差距比较大。

其次，土地改革，重要的生产要素土地如何改革？要形成城乡统一大市场，这方面我要多说一句，我们很多地方在土地改革时，只拿土地实现集约化利用，这是不对的。土地化改革要从基本的意识形态，法律以及实际操作上去改革。

过去70年中国有一个群体一直在做贡献的，农民群体，新中国成立之后的30年，农民群体是通过农业工业做贡献支撑全国，给全国做贡献。改革开放40年，农民群体实际上是通过城乡土地剪刀差来支撑城市，继续给全城做贡献。改革开放41年了，新中国成立也71年了，推动土地改革时，我们务必要明确一点，一定要反哺农民，让农民成为有产者，把土地交还给农民，实现城乡统一大市场，这点对于我们下一步经济可持续增长，摆脱疫情的冲击，启动消费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个问题与现行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现在推进起来困难重重。很多地方发生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景象，打着土地集约利用的旗号，变相剥夺农民的土地，这是完全不对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上，可做的文章非常大，一定要重温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一定要践行党的群众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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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指数编制调整方案落地对A股市场总体不会有太大影响。其实我们有很多指数可以参照，比如上证50，中证300，只不过大家习惯说上证指数十年没涨很丧气，其实这和上证指数编制有关。既然大家呼声这么高，交易所也调整了上证指数编制方法，上证指数确实有可能比原来表现好。

但问题在于中国市场走势难道因为指数调整编制方法就改变了吗？难道不应该是由企业盈利情况改善、流动性变化决定的吗？所以从上证指数角度来看中国股市变化，我觉得肯定是以偏概全的，即便上证指数表现比原来好点，我们仍然是需要根据流动性情况，根据公司盈利情况，根据监管政策变化，根据很多中长期制度的变化去判断未来股市，而不仅仅是上证指数编制方法调整去判断股市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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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十倍股有三个必备特征。伟大的极品公司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分析，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投资风格，就像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门派，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出招、初心、架式都不一样，但殊途同归，要找到好的所谓的标的。过去三十年股票市场也不乏所谓的好公司，十年十倍股票的极品公司通常具有几个特点：一是所处的赛道跟整个中国的发展阶段相符，也就是说未来可能演化的趋势有直接关系，跟中国发展阶段以及未来的阶段高度相关，因为资本市场肯定是领先几年，所以它跟发展阶段有关系。主要集中在消费、科技、生物医药三大赛道。二是每年的盈利情况非常稳健，特别是生物医药行业，出了很多大牛股。三是从微观来讲，团队的稳定性，公司的体制机制，比如国有企业其实是比较难做成极品公司的，不是说没有，有，但比较难，概率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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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建议普通投资者追热点，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买股票。追热点也是看对谁说，对于专业的、执业投资者追热点无可厚非，而且投资和投机在资本市场都是很必要的，投机被完全遏制或取消是不对的，一个市场没有投机，市场就不会活跃，这是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特点所决定的。但对一般普通投资者我不建议追热点，因为等你知道这个是热点的时候一般就凉了。

我一直有个说法，要用买大白菜的心态去买股票。我们很多投资者在菜市场买菜都斤斤计较，甚至锱铢必较，为什么买股票，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就进去了呢？觉得买股票比买大白菜要简单吗？恰恰相反，买股票其实非常难，在什么时间点买股票，什么时间点卖股票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我建议一般投资者不要直接买股票，还是把自己的资金分散交给专业的投资机构打理，尽管他未必能帮你赚钱，但对冲风险能力一定比你强。所以从投资者角度讲，普通的非专业投资者不建议自己买股票，专业投资者追热点我觉得无可厚非，一定要分清楚这个热点在哪里起作用？是投资情绪改善，还是估值，还是企业盈利层面，这是要区分的，不同的热点投资的方式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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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应从规范资本市场开始。对于一个规范的资本市场而言，上市公司只要做到信息充分披露、完全真实、阳光规范。所谓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本身这个话就是错的，上市公司质量不应该有好有坏，只有价格高与低，好与坏不是监管部门或发行机构去确定的，是市场、投资者用自己的真金白银投出来的。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差就不能上市？不是，但它可能卖不到好价钱，没有好的估值，这个应该由投资者来决定，这就需要我们真正规范发行制度，严厉惩罚违规违法的上市公司，真正做到信息充分披露，真正做到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严行峻法。

最近瑞幸咖啡的事件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要抄点美国的作业，一旦发现这种造假违法违规行为，要严惩不怠，不但有巨额罚款，而且涉及到刑事责任。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我相信在未来规范上市公司行为方面，我们应该比过去30年要走得更好，所以很多理念也要改变，上市公司只要做到合法、合规上市，经过核准，质量高低应该交给市场去选择。而监管机构和发行机构，或者审核机构，其实应该逐步脱钩，真正实行监审分离。监管根据制度规章处罚违法违规现象，发行机构则是市场化企业，应该接受公共监督。上市公司一定要做到信息披露，不充分的公司应该受到监管的惩罚，而不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监审一体，监审不分，甚至也有人说，我们新的注册制已经成了一个变相的核准制，这一定是改革之初不愿意看到的景象。

退市率低是个顽疾。首先，建立资本市场之初是想帮助国有企业脱困融资，初心现在看是不合时宜的，不能说当时错了，当时这么想没什么问题，但现在再这么想就有问题了。其次，之所以很难退市，这也我们法律法规执行不严，监管不够阳光化，不够规范化，不够透明化，过于行政化有很大关系，这点在今后的监管中，我希望投资者以及第三方机构、媒体充分发挥作用。第三，很多公司不能退市，因为上市公司主体是国企，甚至是中央企业，这点也导致了执法难度加大，所以要解决退市难，就要按照新的证券法要求严格执行退市制度，同时改善我们之前关于退市的要求，原来只有财务指标，现在还有交易指标，这已经是一个改善了。所以我想在未来，特别是实行注册制的市场上，退市制度将会越常态化，越来越规范和阳光。

对于造假情况，处罚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和老的证券法规定有关系，顶格处罚60万，这种确实有当时的问题，好在新的证券法已经实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很多人看到处罚，其实也不是只是罚款了之，这里面很多案例进入到司法程序，所以这种处罚并不是大家想象只是罚了60万，其它不管了，造假成本如此低，这个并不是大家理解的那样，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处罚金额这样规定，确实是有它的问题的，这是当年老证券法的大BUG。

对于上市造假公司严厉处罚，非常必要。我们要通过对于上市公司违法违规的严厉打击去保护投资者，而不是天天去给投资者做所谓风险教育。风险教育很重要，但真正的对投资者的保护就是确保公平、阳光、规范的投资环境。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无论是大投资者，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都有风险自负的选择。另外，对于优秀公司、优秀第三方机构要有更多的业务、单子，这是市场的褒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第三方机构给出问题的上市公司做审计、法律服务、投行服务，结果出事了这些第三方发现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我个人主张在充分做好风险提示的基础上，尽快恢复T+0和取消涨跌停板，让投资者真正在风险环境适度的市场中为自己的投资负责，第三方机构，无论是保监机构，还是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也同样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本文作者介绍：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长、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