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汇率表现看中美关系

我认为中美之间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会长期存在，尽管双方近期存在这样那样的对立表现，但从对中美关系感知最灵敏的全球金融市场以及全球资本的预期来看，并没有展现出二者关系破裂的风险。真实的肢体语言简化就是美元指数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如果真有“破”的泄露，人民币汇率会成为表达情绪的工具，目前，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尽管双方关系会存在边际变化，且近期也采取了一些举动，但双方高层对短期风险的把控将是全球金融市场的压舱石，近期恐慌指数并没有爆发。

2、目前国内的经济状态：经济下行与通胀并存

在中美关系所处的这种格局下，国内经济的变量还将取决于自身。这次新冠疫情的爆发在某种程度上给中国的经济状态做了一次很好的实证。尽管疫情期间中央采取果断措施控制疫情，中国经济停摆了一个多月，居然没有发生一丝丝通缩。复工回来之后发现复不了产，订单断崖式下降，一方面失业率上升,另一方面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预期浓烈，各地地王频现。失业和通货膨胀别扭的共生状态，说明这不是凯恩斯的经济世界。

中国的潜在增长目前甚至更早已经进入非稳态的状态，因为我们观察得到，人口、制度成本、产业链、世界和平友好的环境这些要素供给和要素质量带着加速度变化。

在疫情冲击下，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是总需求“脸着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潜在增长是不是也有可能进入“脸着地”的状态。

我们今天使用大量所谓刺激经济的政策，都作用在总需求（三驾马车），但这些政策对于躺在地上的潜在增长没有任何的作用。潜在增长和三驾马车之间的产出缺口就是通货膨胀。

我这些年对这种状态给过一种解释，经济下行周期的通胀，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的经济世界）失灵，问题在于供给侧，是因为供给侧受到某些负向力量的不断打击而下坠（长期增长动能受损），而需求被既得利益的分利结构所顶住，从而两者向下撕裂出越来越大的缺口，这个缺口就是难以遏制的顽固通胀预期。它是一种运行机制，不是一个具体时间点通胀的高低，内在于系统。

这一判断有两大支撑依据：

第一，得益于领导层的坚强领导和睿智决策，中国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概率非常低。随着对相关领域风险管控的重视，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提高。回首过去三年，中国的宏观经济之所以能够如此稳健地走到今天，离不开中央决策层出台的诸如金融去杠杆、治理“影子银行”、“房住不炒”、资本市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定位、硬核科技攻关等政策，离不开决策层对宏观杠杆率、系统性风险的控制。

从现有的政策信息和政策部署分析可知，下半年的政策总基调就是控制宏观杠杆率，促进复产复工复商复市。从社融占GDP的比例来看，此次宏观杠杆率上升的力道仅次于2009年，我推测未来可能将会重提控制宏观杠杆率。今年1至6月份较去年同期多增的7万亿社融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快速恢复，也一定程度上引致了通货膨胀，表现为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叠加通货膨胀。当5月份经济活动逐渐恢复，防疫政策调整后，宏观政策开始微调，之前被压在低位的利率开始迅速反弹，回归并反映真实的宏观因子状态。

第二，我们不能期待仅靠政策就可以使中国经济克服这样的宏观状态。造成经济下行叠加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供给侧出现了问题，即中国的潜在增长进入了非稳态时期。过去三年间很多要素的供给和质量进入了一个加速的变化窗口。通俗来说，过去给中国带来40年经济崛起和繁荣、决定中国潜在增长的两个基本面——改革开放和全球化，在近些年发生了质的变化，短期政策也难以使这两大基本面回到以前的状态。如果政策重心放在需求端，需求端迅速拉升，形成正向产出缺口，对应的只能是通货膨胀快速回升。

金融市场同样反应了中国宏观经济状态。6月份以来利率的快速反弹反映了回归的宏观政策。中国的权益市场之所以会发生结构性牛市，就是因为大家拥抱确定性从而形成确定性溢价。少部分股票走出长牛，其对应的是美林时钟背后反映的宏观象限因子的变化。必选消费品的股票类上涨代表着通货膨胀的确定性，医疗健康的股票类上涨代表着新冠疫情的确定性，科技类股票反映了硬核科技攻关的确定性。

通胀方面，从代表中国黑色周期的工业品，到民生消费再到社会服务的价格，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大幅上升。房屋交易率有所上升，奢侈品在全球衰退的格局下在中国出现了大幅度提价。

幸而中国坚强有力的决策层在过去三年中通过不断探索，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带领中国经济转型的一整套政策框架，以期尽快克服、走出当前的经济状态。

3、资本市场改革带来了社会财富观的变化

政策框架中最重要的一个框架就是科技，即以科技突破为先导。我们的战略是通过打通科学和技术，带动科学技术创造新资本去替代传统经济旧资本，这一战略自2018年年底提出资本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时启动。经过两三年的持续努力，基本市场的基础制度改革在今天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效。

资本市场的改革带来了整个经济系统财富观的变化。特别是对实心做事、实心做科研的年轻人而言，如果有靠谱的想法，按照资本市场目前的规则，三五年内一定会得到社会的认同和价值的实现，这就改变了过去20年受房地产所左右的惯性财富观。如果未来科技、新资本、技术资本等持续进行资产溢价的升级，那么家庭增量的财富就会逐渐减少对房地产的配置，从而转向股票资产、新资本、经济转型因素等资本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