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期货行业的格局发生巨大变化，以券商系为代表的期货公司全面崛起，占据行业强势地位，以产业为背景的非券商系期货公司走向没落，部分公司甚至生存愈发艰难，急需改革。

2020年8月30日，南华期货正式登陆A股，成为主板期货第一股，随后瑞达期货也登陆A股，终于打开了期货公司直接融资的大门。同时，国内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体经济企业风险管理需求巨大，期货公司的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

不过，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国内期货公司也将面临外资的巨大挑战。然而，直到如今国内期货公司却依然无法摆脱交易所佣金补贴的模式。

证券时报记者就期货行业的格局演变、期货公司当下的发展机会和挑战，以及在金融混业的趋势下，国内期货公司未来如何定位等一系列问题对中粮期货副总经理兼研究院院长焦健进行了专访。

焦健认为，从期货行业整体的收入机构来看，国内期货市场并不是不赚钱的，只是期货公司不赚钱而已。我国期货市场应参照国际市场相对成熟的模式，采取多层级的会员类型，赋予相应的“责、权、利”，促进整体行业的分配更为合理、透明和对等。

从发展格局上来看，我国期货行业有望迎来外资控股阶段。而从期货公司的业务特点来看，将逐步分化为以券商和外资系为代表的综合性公司，和以产业为背景的专业化公司；从面临的挑战来说，当前我国期货行业总体利润水平仍然较低，期货公司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行业集中度较低。未来，国内期货公司应顺应三大发展趋势。

以下为详细采访内容：

证券时报记者：期货行业的格局演变是怎样的，历史上不同阶段有过哪些特色公司？

焦健：我国期货行业经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从无到有，从乱到治，从不成熟到成熟，经受了各种考验，到目前得以全面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生根发芽：1988年，国务院指示有关部门对国外期货制度进行研究；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探索期货交易；1990年7月，国务院批转《商业部等八部门关于试办郑州粮食批发市场报告的通知》，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引入期货交易制度，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诞生。在这个阶段，各地期货交易所纷纷成立，交易品种急剧增加，但是国内期货市场也出现了盲目发展的势头，面对市场乱象，国务院开始了第一次清理整顿，市场秩序得以规范。

第二个阶段，监管规范：1993年开始，国内期货市场发生了一系列风险事件，国家及有关监管部门针对市场乱象暂停了国债期货交易，期货交易所只保留3家，《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开始实行，到2000年中国期货业协会成立，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三级监管体系正式建立。

第三个阶段，逐步完善：2001年，国家第一次在五年计划纲要中明确提出要稳步发展期货市场；2004年发布“国九条”；2006年，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挂牌成立；2007年，国务院修订发布《期货交易管理条例》，中国证监会推出相关配套规则文件，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规范。

第四个阶段，全面发展：2007年至今，我国期货市场监管体系和法规体系不断完善，各种新品种新工具陆续推出，对外开放步伐加快，期货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得到巨大发挥。同时，我国期货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逐渐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商品期货交易市场和第一大农产品期货交易市场。

在国内期货市场发展的不同阶段，头部公司主要分为产业背景期货公司和券商背景期货公司两类。在金融品种出现之前，产业背景期货公司独领风骚，依靠股东背景，拥有传统优势。在金融品种发展壮大后，券商系期货公司引进券商已有的客户资源，借助整体在金融行业中的地位和品牌影响力，迅速占据了业界强势地位。

证券时报记者：目前各家的市场份额大致情况如何？从业务特点或其他方面看，行业内代表性公司有没有什么分类方式？

焦健：近年来，中国期货市场马太效应不断加剧，行业利润二八分化明显，期货公司市场集中度大幅提升，优质期货公司向国内大中型城市聚集的势头较为明显，尤其是华东和华南地区，而且期货公司的头部化竞争仍在加剧，优秀的客户、人才资源都会向其聚拢。

从期货公司的控股结构来看，我国期货行业经历了产业控股、券商控股、银行系控股等几个阶段。作为金融行业开放、金融供给侧改革以及金融监管一体化发展的背景下，期货行业将引进具有先进管理经验、优秀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外资股东，国外期货公司很多是全能型的金融公司，具有经纪、结算、代客理财、场外交易、基金管理、顾问、融资等功能，收入渠道多样，我国期货行业有望迎来外资控股阶段。而从期货公司的业务特点来看，将逐步分化为以券商和外资系为代表的综合性公司，和以产业为背景的专业化公司。

证券时报记者：对最近10年券商系期货公司的崛起怎么看？这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变化？

　焦健：券商系期货公司最近十年来的崛起主要同步于我国金融期货发展的背景之下，也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自2010年股指期货上市以来，金融期货经历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强的发展历程，中金所品种从股指期货到国债期货，再到股指期权全面发展。而券商系期货公司的股东背景决定了，其天生具有金融机构客户储备充足、多业务牌照齐备、金融衍生品交易力量较强等特点，而这些在2015年的股市爆发期间尤其凸显，金融衍生品无论从成交量、资金量还是市场关注度等各个层面主导了期货市场的发展，成为了主旋律，而相应的券商系期货公司也乘势而起、获得了整体的发展。同时，当金融衍生品作为其亮点突破后，与其高度相关的其他品种，比如黑色、有色等品种也相对容易被拉动，从而形成以点带面的辐射效应，造成了最近10年的券商系期货公司的崛起。

期货行业一直是金融和实体相结合的行业，二者共同作用才能更好的完成其功能的发挥，券商系期货公司的崛起补足了期货市场资金厚度的短板，吸引了多类型投资者的关注，扩大了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影响力，给期货行业带来了长期和深远的影响。从国际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来看，金融衍生品发展的持续性是比较强的，包括汇率、利率、股指、个股期权等细分领域都具备深厚的挖掘潜力，而商品期货跟随的是实体产业的发展，可选择产品越来越少，逐步转向为解决细节化的问题，例如标准品与非标之间的风险对冲等。所以，金融与商品期货二者之间并不是谁逐渐代替谁的关系，而是发展方向不同而已。2019年CME集团年报显示，商品期货的利润占比仍然达到35%。也因此，券商系期货公司的发展有利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多样化发展，同时也给予了商品系公司专业化的提升。

证券时报记者：非券商系期货公司在目前行业格局下怎样突围？

焦健：无论横向还是纵向来看，非券商系期货公司的生存现状是愈发艰难，亟需突破改革，找到新的盈利点。横向上根据2019年已经披露的业绩，全国149家期货公司的合计利润约在60亿左右。其中前10名的利润在30亿，头部效应十分明显，且多属于券商系背景。券商背景的期货公司大规模介入，使得传统的经纪业务同质化严重，手续费用的持续价格战，以及券商系客户资源的天然优势，是近几年期货行业“二八效应”明显的主要原因之一。对于非券商系的期货公司，面对券商系的直接竞争，就必须去加速自身的改革，摆脱经纪业务的单一收入模式，重点发展大宗商品期货与产业之间的服务对接，提升综合性风险管理服务的能力。

尤其是具备强大的产业背景的非券商系期货公司，利用其自身的股东优势、对产业的理解深度和沉淀多年风险管理能力，通过子公司业务高度实现期现结合，场内场外相结合，提升专业化的服务能力，是衔接金融与实体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另外，由于大宗商品具备更强的全球属性，通过国际业务的拓展，也能为客户提供更专业的全局服务，并能发展全球客户资源，有利于商品定价权的再梳理。总体而言，期货行业是典型的小行业大市场，营收与利润都无法与证券行业相比，但是其背后的大宗商品，却能主导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决定了全球广义市场的冷暖。期货行业需要摆脱争夺客户、不断压低经纪费用的固化思维，抓住更广阔的期现业务，国际化业务，虽然也有诸多困难，但这是未来非券商系期货公司破局的主要方向。

证券时报记者：期货公司业务模式的历史发展和演变？对现阶段的三大创新业务的发展怎么看？

　焦健：期货公司从传统经纪业务走出来，无论是券商系和非券商系公司，都会重点发展创新业务。

期货公司资管业务从2012年一对一产品摸索起步，经历了前期的快速发展，和资管新规后的整顿再出发阶段。期货公司整合自身在衍生品方面的研究和风险管理经验，深耕主动管理，注重投资人才培养与吸纳，致力于将自身打造成为专业的衍生品管理机构。期货公司资管业务有能力成为资管行业中有益的补充，也是未来公司利润的引擎之一。未来资管业务发展值得期待，如何打造品牌，成为委托人风险管理专家，与委托人形成长久合作互信关系是公司思考与摸索实践的主题。

期货公司风险管理业务，是从2013年以风险管理子公司形式服务实体经济模式开闸。相对于传统的经纪业务而言，风险管理子公司业务是创新业务，要求期货公司要有一定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客户的储备。风险管理业务本身也是附加值比较高的业务，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由于经纪业务收入日益下降带来的经营困难。我国的实体企业中，目前参与期货市场交易、进行风险管理的数量和规模是比较低的。期货公司设立子公司为企业提供量身定做的风险管理服务，交易形式多样，正好解决它们的问题，很具有发展前景。截至2019年6月末，共计80家期货公司在协会备案设立82家风险管理子公司，总资产477亿元，同比增50%，2019年业务收入783亿元，同比增90%，净利润4.4亿元，同比增126%。

国际化业务也是当前发展的必然趋势之一，对外开放的服务职能，更需要具备开放性的思维，才能够实现“引进来　走出去”。截至2020年3月，香港共有375家期货持牌机构，其中中资在港机构18家，竞争异常激烈。2019年至今香港期货公司经营异常艰难，一方面香港金融市场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业务受到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美联储持续降息，利率已经接近零，使得期货公司重要的收入来源利息收入大幅下降。面对激烈的市场环境，香港期货公司普遍采取多元化业务策略，除了开展2号牌期货业务外，同时普遍申请证券、资管牌照，一站式提供各类投融资服务及产品，满足客户风险管理和财务管理的综合需求。除了开展场内交易外，也有期货公司设立现货子公司开展场外现货贸易，增加业务范围，扩大业务收入。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预期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将愈加激烈，打造期货公司国际业务的差异化、专业化的核心竞争力将成为香港期货公司重要发展路径。

证券时报记者：期货行业未来能否告别交易所佣金补贴的模式？

　焦健：目前，虽然创新业务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往往集中于头部公司。对于全行业来说，经纪业务仍旧是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行业内经纪业务恶性竞争的不断加剧，经纪业务收入持续下滑，多年形成的交易所佣金返还成为了行业生存的救命稻草，这是期货市场的致命软肋。而这种模式随着国内金融市场加速开放，是不可持续的，势必将逐步告别这一模式。当前期货公司是国内期货市场业务的推进主体，承担了更多的成本；同时，交易所和期货公司之间进行结算并由期货公司对客户进行再结算，期货公司层面承担了较大的市场风险，因此期货公司理应成为市场利润主体。以期货行业发达的美国为例，期货交易所收入占期货行业总收入的较小比例，期货公司经及其会员则占到更大的比例。从期货行业整体的收入机构来看，国内期货市场并不是不赚钱的，只是期货公司不赚钱而已。我国期货市场应参照国际市场相对成熟的模式，采取多层级的会员类型，赋予相应的“责、权、利”，促进整体行业的分配更为合理、透明和对等。如可采用“结算手续费”的分配方式，在交易所和期货公司之间调整划分结构。

证券时报记者：期货公司发展目前有哪些机会和挑战？上市对期货公司带来哪些改变？

焦健：从机遇来说，国内期货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品种供给力度加大，运行质量和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化，市场积累了丰富的交易、风控及监管经验和专业人才储备，为期货公司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体经济企业风险管理需求巨大，同时金融市场化改革深化，避险需求大，这些都对期货公司的发展构成有力支撑。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冲击下，期货行业不但没有“停摆”，反而因为特有的“风险管理”功能大放异彩。中国期货业协会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5月，全国149家期货公司净利润达21.43亿元，同比增长逾20%；同期手续费收入59.76亿元，同比增长31.8%。与去年同期相比，5月份，期货公司的注册资本、净资本、资产总额、净资产、客户权益、营业收入、净利润等指标均有明显提升。风险管理公司运用场外期权、基差贸易、仓单服务、远期交易、商品互换等业务手段，在实体经济复工复产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面临的挑战来说，当前我国期货行业总体利润水平仍然较低，期货公司同质化竞争现象严重，行业集中度较低。随着我国期货行业对外开放加速，期货行业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我们可以看到，境外机构往往是投行主打、混业经营的模式，业务模式更丰富，资金实力雄厚。除了期货经营之外，在证券经营、风险管理、投资银行等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拥有更多的复合型人才。相比之下，国内期货公司在风控、交易、系统、硬件、技术和人才等方面都将面临外资的巨大挑战。

期货公司上市具有重要意义，一是将会有更多公司运用上市方式来实现其融资的目的，融资以后期货公司可开展资本市场运作，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提升市场份额；二是将促使期货公司进一步治理结构，在监管机构、投资者和媒体公众的共同监督下，提升治理结构、管理水平和防控风险能力；三是促进期货公司品牌提升，增强市场影响力。

证券时报记者：我们看到，期货公司在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行业，海外这类业务基本都是作为机构的一个部门存在。在金融混业的趋势下，您对中国期货公司未来的定位怎么看？在强势创新业务纷纷创立子公司的背景下，母公司应该如何定位和发展？

焦健：期货公司未来发展依然要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发展这一宗旨，为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提质增效发挥积极作用。国内期货公司的发展趋势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个体层面将更加分化，不同的期货公司将根据自身优势特点进行差异化经营，既有综合性模式，也有专业化模式。

第二，期货公司将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表现为：更加突出专业能力打造，包括综合性研发、多元化服务等内容；更加注重对于复合型高端人才的引进、培养和使用，既懂现货又懂期货、既懂场内业务又懂场外业务、既懂国内市场又懂国外市场的人才，将进一步得到市场的青睐和认可；更加强调提升整体抗风险能力，面对将来各种市场风险更加波动的局面，期货公司将进一步加大对于包括公司治理、公司资本、内部控制、客户权益保护、信息系统安全等方面在内的风险管理力度。

第三，从行业层面来说，更需要期货行业自身的供给侧改革，由上而下鼓励期货公司优胜劣汰，适度竞争，从而促使期货公司能够在良性竞争环境下以更多的精力去满足客户风险管理、资产及财富管理、产业链融资、供应链流通等业务，不断提升自身可持续竞争力，实现健康长久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