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战后全球机制，无法持续地维持和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经济与贸易领域。”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说道。

他表示，新冠疫情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带来了剧烈震荡，但疫情本身并不会带来新的变化，而只是此前既有趋势的加速剂——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早已放缓。

他认为，各国“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与繁荣，各国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二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开展有纪律的、基于规则的合作。

特别地，在贸易协商方面，超级大国需要就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开放、投资开放这四个主要领域重启谈判。“在理想情况下，谈判是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进行，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纯双边的框架下进行。”马丁·沃尔夫表示。

谈及美国大选及其影响，马丁·沃尔夫称“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会改变一切，因为拜登政府会重新参与多边框架、重新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重新拥抱科学。

它什么都无法改变，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大国，比过去更具防御性、更崇尚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比起过去，美国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态度。

“总之，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在多边框架下、在不导致国际关系完全崩溃的前提下，尽可能有效地管理国际关系。解决中美冲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他强调。

以下为马丁·沃尔夫在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的演讲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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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基本观点是，我们当前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

我接下来要谈的几个问题是：世界经济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新冠疫情带来了哪些影响？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时代，全球治理将会如何演变、应该如何演变？区域主义（regionalism）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美国大选结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首先谈谈基本观点——我们当前面对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

自二战以来，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了两个相互对抗的超级大国——它们在所有领域都堪称超级大国，且两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紧密结合、彼此之间也深度融合。

这种关系与冷战有着根本不同。冷战时期，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与苏联在经济上是完全割裂开来的。冷战实质上是战略和意识形态的竞争，这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情况与后冷战时代也有着本质区别，因为从所有重要的领域来看，当时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今天的国际形势更像是一战前。工业革命之前，不可能出现当下的格局，因为当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但是，在一战前，世界上至少有五六个强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经济，而且那时候，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占绝对主导地位。当时的强国有英国、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和日本。20世纪初，中国还未能入列全球强国。

所以当前的国际局势是前所未有的。在此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主导建立起来的战后全球机制，对于调节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奏效。

这些全球机制无法持续地维持和管理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在大国关系最发达的领域——经济与贸易。

这种机制失能有五个根本原因：

第一，国际规则与机制的结构不完整，在贸易、技术和投资领域有着重要缺陷。

第二，目前的国际规则对超级大国行为构成的约束力非常薄弱，这是一个内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

第三，目前的国际规则无法迅速适应全球竞争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2001年的中国了，但我们却未能及时应对这种变化、相应调整国际规则与大国关系。

第四，目前的国际规则从根本上深刻依赖于主权国家之间的信任，这是支撑其运作的根本。主权国家的合法权威与权力永远是支撑国际秩序的根本。

第五，恰恰是在我们最需要大家都信任的全球规则体系时，这种信任不可避免地会崩溃。就是因为这种信任的瓦解，国际规则体系才无法继续发挥作用。

第二个问题：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是如何演变的？新冠疫情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毋庸置疑，新冠疫情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冲击，导致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全球经济衰退，带来了剧烈震荡。比起以前，此次经济衰退对更多国家产生了不利影响。与以往危机相比，今年预计会有更多的国家陷入衰退，经济大幅下滑。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幸免。

预计中国将是今年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但也不会增长太多。我此前也提到，疫情将对经济产生长期影响，因为其冲击太强，会严重损害全球经济和各国经济。总体来看，目前的形势正在印证这一判断。

但我们需要更清楚地认识新冠疫情发生的背景——疫情来袭时，我们其实已经面对着诸多挑战。上一场金融危机仅仅过去了12年。因此，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经历的最大两次震荡，都发生在这短短的12年间。

尤其是在西方世界，我们普遍未能恢复危机前的增长率，所以比起我们13、14年前设想的情况，我们目前实际上要穷得多。同时，疫情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全球不平等现象不断加剧，大多数人收入增长非常不理想，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事实上在所有西方国家——都广泛存在，在美国尤为突出。

金融危机加上长期的不平等加剧，导致了西方国家民粹主义抬头，特朗普（的当选）集中体现了这一点。

事实证明，金融危机也成为了全球化进程包括贸易发展过程中的转折点。危机后，全球贸易增长经历了大幅放缓，再也未能恢复到危机前的活跃程度。

此外，我们要清楚，最近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事件是中国入世，而那已经是将近20年前的事了。因此，早在金融危机之前——更是早在新冠疫情之前——经济贸易自由化进程就已经开始放缓了。新冠疫情是全球经济经历的又一负面冲击。

第三个问题：新冠疫情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我认为疫情是此前所有既有趋势的加速剂。疫情本身并不会带来新的变化，只是加速了之前的各种变化。

疫情凸显了不平等现象，尤其是西方社会的不平等——疫情对欠缺专门技能的劳动力、年轻人、带孩子的母亲和少数族裔产生了更大的冲击，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

疫情也凸显了各国之间的深刻的不平等，特别是享有政策空间的国家和缺乏政策空间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疫情极大地加速了科技的运用，让国际经济更迅速地适应、转向更加“虚拟”的当下与未来；疫情也加速了大国关系的破裂，其中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各国就疫情问题相互推诿责任。

以上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还想强调，我们目前还是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不管是疫情的走向还是经济的发展。这可能涉及到我们经历的这些震荡所产生的长期影响。

第四个问题：在当前大国竞争的时代，全球治理会如何演变？

我们需要对“基本的共同利益”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认为，各国“基本的共同利益”就是和平与繁荣。

第一，为了捍卫“繁荣”这一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共同管理全球公域（global commons）、应对全球挑战，特别是气候变化。

第二，各国需要就如何应对全球挑战达成最低限度的协议，才能维护和平与繁荣。根据过去的经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要需要开展有纪律的、基于规则的合作。

在贸易领域，超级大国需要在两个方面发力——

第一，它们需要在国内政策的自由度上达成更多的统一和一致，主要包括技术空间（technology space）、调整过程（adjustment process）、暂时性保护（temporary protection）措施以及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四个领域的国内政策。各国应享有怎样的国内政策空间？应共同遵守怎样的规则？

第二，为了更好地管理上述领域的关系，需要在哪些重要国际规则上重启协商？这是超级大国需要考虑的问题。鉴于中国当前的经济规模与近年来的发展，相关协商必然涉及到中国应承担怎样的责任。

贸易协商涉及四个主要领域：产业政策、知识产权、贸易开放、投资开放。我认为这些领域的规则都需要重新谈判。在理想情况下，谈判是在国际多边框架下进行的，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那样，在纯双边的框架下进行。

我认为，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的历史表明，大国在多边框架下达成协议要比在双边框架下容易得多，因为在双边框架下达成的协议中，总有一方会认为自己做出了“有失颜面的”（humiliating）妥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做出这种让步。

所以，我们该做什么、该怎么做其实已经很清晰了。当然，我对于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并不特别乐观，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第五个问题：区域主义（regionalism）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我认为区域主义必定会不断增长，而且这会导致几个大问题。

全球性的大国有着全球性的利益，而这些利益不可避免地存在重叠和冲突。全球性大国没有纯粹的区域性利益，所以区域主义对它们来说永远不够。

当然，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规则，来管理区域关系，这恰恰就是世贸组织成立的初衷。否则，区域主义就会演变成围绕特定范围利益的战争，而区域之间的界限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界定不清的情况。这也是美国政治家Cordell Hull推崇非歧视原则（non-discrimination）的原因。

最后一个问题：美国大选及其影响。

我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改变一切，同时，什么都无法改变（it will change everything and nothing）。

它会改变一切，因为拜登政府会重新参与多边框架、重新加强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重新拥抱科学。

它什么都无法改变，因为美国仍然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大国，比过去更具防御性、更崇尚保护主义；最重要的是，比起过去，美国会对中国的科技发展等保持更加警惕的态度。

总之，我们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尽可能在多边框架下、在不导致国际关系完全崩溃的的前提下，尽可能有效地管理国际关系。解决中美冲突是不可能的，但管理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