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杰夫 简历

　　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副总裁、天津排放权交易所董事长助理。

　　黄杰夫在美国有17年跨国并购和期货市场的经验。他直接参与了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交易所——天津排放权交易所的谈判和创建。他本人以并购顾问的身份，直接参与了法国东方汇理期货公司和中信期货公司的合资谈判。

　　作为外聘专家，黄杰夫还曾多次为中国证监会执笔撰写有关中国期货市场基础建设的技术报告。

　　□赢周刊记者 蓝云

　　个人投资者不宜玩股指期货

　　赢周刊：股指期货推出后，各个证券公司在股指期货的普及教育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作为投资人来讲，怎样能在这种市场博弈中找到一些机会？未来在中国随着这种金融创新的出现，资本能从什么地方赚到钱？

　　黄杰夫：我个人的观点是个人不适合参与股指期货。股指期货在中国和印度其他的国家一定是机构之间博弈的金融产品，不是个人的产品，我一定把我的钱交给基金经理(管理)，我个人是不做的。例如建信基金是基金管理公司，按照上周五银监会最新的规定，建信基金也可以参与股指期货，可以买这个基金，通过基金进行股指期货的介入。

　　个人股指期货一定要问你的基金经理或者是理财经理，或者是问一下银行的客户经理，出一个方案，自己不能投。

　　赢周刊：那么，是不是把钱交给基金经理就可以了？

　　黄杰夫：按照国外的一些经验来讲，股指期货、金融期货推出后，最主要的市场参与者不是建信基金这样的基金公司，而是对冲基金。金融危机前，对冲基金在国外有2万亿美元的市场，主要由机构、有钱人等高价值的投资者构成；他们把钱交给这些对冲基金经理，在这种特殊的市场里面运作。金融危机后，很多对冲基金赔钱了，当然也有很多对冲基金赚钱了，这个规模下降了1.6万亿，今年第一季度又回到了金融危机以前的规模。

　　万分之十六秒决定盈亏

　　赢周刊：为什么股指期货等金融期货不适合个人投资者，甚至不适合普通的基金经理？

　　黄杰夫：这涉及到我想讲的一个概念——高频交易。高频交易如何帮助客户赚钱呢？高频交易应用于股指期货等金融工具，主要是在股票的现货和股票的期货之间进行高速度的交易。什么叫高速？美国一家股票场外交易，最新突出一个交易综合系统，交易成交速度平均就是百万分之16秒。中国的交易速度可能是100毫秒。为什么交易速度快是很重要的因素？因为在交易当中，每次出手要很多，可能要买一万种的IPO。上海和深圳已经开始做高频交易了。高频交易也叫算法交易，就是把这些算法按照程序编辑好以后，高速百万分之16秒的速度进行成交，从而决定你这一单是赚了100万还是赔了100万。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金融期货交易所，这些交易所是否有这样的硬件和软件？包括基金公司和证券公司这样的基础设施和监管能力能否适应股指期货出现以后高频交易的特点？在中国股指期货没有推出的时候，这些都没有关系。但在股指期货推出后，在交易速度由慢到快的过程中，如果能把握当中的机会，就能赚到这一桶金。

　　在中国，有的证券公司、私募为了缩短电缆的长度，从而缩短信号传输时间，已经要把自己的服务器放上海期货交易所里面去。

　　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我的基金经理1月3日买标准大盘股稳赚，这叫1月效应。1月效应就是说12月31日大家都在买股票，因为美国国税局规定，今年产生股票收益的损失可以抵扣个人所得税，所以把今年投资不好的股票卖掉，例如我亏了1万元，就把这1万元抵税，所以我要全部清仓，这时候，大盘股、绩优股、由于非公司的原因被人为压低了，所以1月1日赶快买回来。我刚刚去美国的时候，大家都这么干，我也这么干，就赚钱了。现在已经没有1月效应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大家都这么搞，所以就不好赚钱了。股指期货也是一样的，高频交易也是一样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市场的情况。

　　高频交易引发“军备竞赛”

　　赢周刊：这样看来，高频交易对硬件设备的要求非常高。中国在这方面的硬件设备在逐步提升。在这个由慢到快的过程中，你有什么建议呢？

　　黄杰夫：中国市场的发展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

　　在中国，买股票可以到不同的证券公司开户，例如我现在有1000万元买股票，可以到很多证券公司开户；我有1000万的存款，可以放到不同银行；买保险也是一样的，这些都是竞争的。只有一件事情你不可以竞争的，假如你要买万科的股票，你只能在交易所里面买股票。

　　在国外，你不仅可以在交易所里面买股票，也可以到一些场外交易池买股票。也就是说，交易所是有竞争的。在竞争机制下，这些服务于机构的交易池必须提高交易的速度。因为高频交易的对冲基金经理，他们不是一单一单地做，可能是50单交易一起做，所以对基础设施、监管和成交的价格要求很高。比如要买万科的股票，1秒钟成交，由于买入行为价格上去了。如果要保证价格不能动，那么要在零点零零几秒之内成交，这对于各方面的要求是非常高的。现在欧美有50多家场外交易池，跟交易所进行良性的竞争。

　　去年7、8月份，新加坡证券交易所率先跟国外比较好的场外证券交易池合资。这是亚洲第一家交易所打破垄断的交易所的体系。从今年4月份开始，澳大利亚也可以在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之外买股票。此外，日本和亚洲其他几大交易所都在为了新的交易体制而进行市场构建的调整。

　　赢周刊：能否为我们描述一下国外一些高频交易领先的地区在设备方面的支出情况？

　　黄杰夫：华尔街在IT方面的投入非常大。例如，高盛作为一流的大型投行，每年在硬件和软件的外包方面的投入要80亿到100亿的美元。这相当于军备竞赛的概念。在中国，大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听到建信基金的朋友讲他们在IT方面投入非常大。你的理财师、你的基金经理在这方面没有概念，在这场竞争中当然只能是失败者。

　　碳交易是未来的投资亮点

　　赢周刊：除了股指期货，未来还有哪些新的金融品种比较值得关注？你在此前的采访中多次提到二氧化碳期货。

　　黄杰夫：二氧化碳的期货作为一个理财产品，是未来在中国出现的另一个亮点。我们董事长是“美国金融期货之父”(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集团终身名誉主席、美国期货协会会长利奥·梅拉梅德)，他在美国创造了利率期货，又创造了碳期货。3年前，2007年，他跟中国一家银行(四大行之一)谈了一下碳交易的事情，不到两个月，这个银行在高端客户当中推出了碳期货产品。

　　赢周刊：未来，中国二氧化碳交易市场的规模会有多大？

　　黄杰夫：二氧化碳作为一个产品出现，作为期货商品出现，很重要产品是碳有稀缺性。在中国能不能做二氧化碳，不管是1万亿美元的市场也好，还是1000亿美元的市场也好，大家就看一个要素，即中国企业排二氧化碳的限额。

　　大家如果关注4月下旬的国务院会议就可以看到，温家宝总理说，我国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要降低45％。指标是硬性和强行、刚性的。这意味着钢铁、化工、电力企业以后排二氧化碳不是白排了。二氧化碳是有价值的。美国有关成立强制的碳交易市场的法案已经在进行，欧盟已经出现了强制碳市场交易。在3~5年内，碳市场的规模可能超过大豆期货，大豆期货交易了一百年。美国市场出现碳交易市场后，就是300亿元的规模，大大超过了石油和原油。作为理财工具，如果中国出现了二氧化碳产品，都是值得高度关注的领域。这个领域从交易的角度来讲也是跟股指期货一样也是一个利润的增长点。按照国外的经验来讲，规模一定要大于股指期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