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今年的“新浪金麒麟财经论坛”。今年的财经论坛的时间点非常重要，一来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的时刻。第二也是我们展望“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年长远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的起点。另外，2020年又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我们战胜了新冠疫情的种种困难，中国经济已经恢复到一个非常好的发展的新的状态中间来。

　　我想借这个宝贵的机会，跟大家交流两个方面的观点。我们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十三五”规划我们走过的历程。再一个，我们重点展望“十四五”规划期间我们可能会碰到的一些重点的问题。

　　首先，“十三五”规划期间，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的的确确碰到了很多当初没有想到的很多困难。这个里面主要是两个，一个是来自于国际，第二个是来自于自然界。

　　来自于国际的最大的挑战，毫无疑问是2018年4月份开始，特朗普总统所发起的一场贸易摩擦，这个贸易摩擦来势汹汹，很多分析者之前没有完全意料到，即便是意料到了，也没有想到特朗普政府是如此不按常理的思路出牌的打法。但是回过头来看，经过艰苦的努力，应该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发起的这场贸易摩擦，总体上讲对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还没有带来实质性的伤害，伤害肯定有，比如说对于我们的一些关键产业的升级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困难，对于一些重点的产品，比如说我们的手机，一些新型手机的供应，确实有问题。

　　但是总体说来，这场贸易摩擦，中方是应对得不错，也应该说从贸易摩擦中坏事变好事，它提醒了我们很多中国经济的短板、中国经济的软肋，这次贸易摩擦有惊无险，让大家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以及下一阶段该怎么努力。

　　第二个意想不到的是“新冠疫情”。新冠疫情，应该说中国是第一个“赶考”的国家，而且是闭卷考试，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到现在全世界都在赶考，都在应对这张考试，都是开卷考试，都知道情况了。应该说中国总体上讲应对得非常成功，当然反过来讲，当时是不是能够早七天武汉封城，或者是早两个星期武汉封城效果更好？那肯定，早肯定比晚好。但是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回过头来看，总体上讲中国的应对是及时的，中国的应对措施是到位的。

　　所以，到今年的上半年，基本上中国的经济止跌了。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运行的态势或者更准确地讲运行的强度，基本上是在6%左右，中国经济此时此刻，12月初保持在6%左右的运行强度，这在全世界范围来看恐怕是极其少见的，在主要经济体里是唯一一个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

　　我们“十三五”期间，总体来看，尽管有这两个重要的困难，一个是来自于国际，一个是来自于自然界，总体上讲“十三五”之前规划一系列的目标是完成了，也包括老百姓收入水平的提高，基本上是完成了，非常不容易。精准脱贫也完成了，下一阶段是怎么样巩固这些刚刚脱贫的人口，保证他们不返贫，同时要进一步地找到解决相对贫困的长远发展机制。所以，“十三五”期间总体上讲有惊无险，但是“十三五”期间执行的过程，尤其是最后这两年，也提醒了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的短板、一些弱点，这是下一个时期必须要解决的。

　　展望“十四五”规划以及2035的长远发展目标，中国经济的关键是什么？我们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投资者或者作为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我们应该关注哪几个问题？我梳理了一下，我觉得至少在开局之年，至少在2021年，应该关注或者共同呼吁三大问题。

　　第一大问题还是来自于国际。国际上拜登有惊无险，按照大家的预测，在大选中战胜了特朗普，所以拜登在2021年年初应该说是大概率能够入主白宫。拜登入主白宫，总体上讲对中国经济是好事，对中国是好事。为什么？因为拜登的团队，中国方面是比较习惯于跟他打交道的，拜登的团队是精英的，拜登的团队对国际事务是非常了解的。而且我们也有相当长的时间，跟这个团队的各类人员进行各种各样的沟通。

　　比如说美联储的前主席耶伦，她对中国的经济是很了解的，她对中国的学者、中国政府的领导、中国各部门的领导也是很了解的，对中国也是很尊重的。我本人有一次在耶伦访华期间，最后她剩下两个小时，她说我要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我不能只跟政府领导谈，我要找一个学者跟我谈，她就提前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带着我的助理跟她一块儿去谈。

　　她对中国方面还是很尊重的，对中国的学者，对中国政府经济管理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所以，双方误读的概率比特朗普时代低多了。反过来特朗普时代最大的问题是沟通不畅，特朗普是用他那种商人的方式，通过发twitter的方式，通过批判的方式来制定对中国的经济政策，这样效果是不好的，对我们的团队也不够熟悉，我们对他的团队也不够熟悉。像特朗普最主要的经济顾问纳瓦罗，纳瓦罗虽然是哈佛毕业，但是他很神秘，并不了解他，在学术界，纳瓦罗并不是一个大家非常关注的人物，学术观点也不太清晰，除了他长期对中国经济持有批判态度之外。

　　所以，拜登时代沟通是比较畅通的。但尽管如此，尽管拜登团队用的都是一些精英，尽管双方之前都有些了解，但是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美国任何一个新政府上台都要经历一个跟中国的团队沟通的一个磨合期，我们作为学术界特别呼吁中方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个磨合期所可能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摩擦。

　　比如说美国方面可能拿一些问题挑衅我们，把这些问题又扩张到科技和投资领域，企业、科技、投资、跨境上市等各种领域制造麻烦，一定要高度提防这些方面的风险。我们作为学者，特别提醒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对美国的这些新上任的团队，一定要事先沟通，尽管他还没有入主白宫，但是在这个时期，通过合适的渠道去仔细地相互尊重地沟通，特别特别重要。

　　这是2021年我们的第一个关注点。

　　第二个关注点是什么呢？2021年总体上讲经济形势可能看起来不错，8%甚至于8%以上的增长速度，因为2020年的增长速度比较低，所以2021年按照6%的强度去增长，表现出来的增长速度可能是8%。在这个形势下，我们一定要头脑清醒，一定要非常非常明确，双循环这个新格局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就是一定要打造中国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

　　中国经济内在增长动力在什么地方？这个问题千万不能够有任何的闪失，必须要清晰地认识，中国经济内在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我们最终需求的上升，坦率地讲不是来自于我们供给侧质量的提高，供给离不开需求的提高，离不开潜在需求的释放，再高质量的供给也不能够带来增长，中国现在是14亿人口，还有10亿人口没有进入到中等发展水平，解决这10亿人口的问题是我们提升内需的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我们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来源。

　　怎么办？怎么样释放这10亿人口最终的需求？关键之关键就是一条——城镇化。重要的事说三遍“城镇化，城镇化，城镇化”，城镇化是最重要的抓手。

　　城镇化这个问题我希望大家能够统一认识，学术界、政策界保持密切的沟通，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明确，一定要按照经济发展、经济地理的格局演变的客观规律去从事我们的工作，去释放内需。

　　具体一点说，当前正在出现的北方弱、南方强这个新的态势，这恐怕是一个客观的规律，任何像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地理环境的国家都是这么一个态势。我讲一个基本的道理，我们过去40多年的增长，我们的经济至少翻了三番，历史上平均200年才翻一番。过去我们是翻了三番，相当于2000年我们经济的变化。你想想看，回顾历史，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前，从秦朝统一，到改革开放初年，这2000年我们的经济地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开始的经济中心在西安，在陕西，在甘肃，秦朝是从甘肃起源的，后来又延续到了河南，后来又延续到了河北、北京这一带，后来又延续到了南方，南方指的是江南，还不是广东。这是2000年的变化。

　　设想一下，过去我们40多年的发展，相当于过去2000年的经济发展的力度，它对我们人口布局的影响当然应该是2000年的尺度的。如果按这个尺度算，2000年的尺度有什么基本的规律？基本的规律是我们人类技术进步，卫生条件改进了以后，我们人类是从过去习惯于在寒带和温带生活，会转向习惯于在热带生活。为什么呢？因为在过去历史上医学不够发达，我们那个时候最担心的是传染病，传染病夏天最容易通过蚊子、通过脏的水传播，所以南方、热带地区，德国一位历史学家讲过热带没有现代文明，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中国成功的朝代的首都都是在北方，这是有基本的经济、社会、技术的原因的。但是时代变迁了，我们医疗的技术飞速的发展，我们有了抗生素，我们有各种各样应对大规模的传染病的医疗卫生技术，包括疟疾，包括脑膜炎都能够应对。所以，自然而然到了这个时刻，人类的生活要重新择居，重新变迁，总体来讲是从天气冷的地方往天气暖和的地方走，这种时候我们的经济发展应该顺应它的发展。只要北方以及西部保持一定的经济规模，不要出现国防、军事等等的隐患。

　　在这种前提下，我们的发展目标应该是以人为本，保证留在北方的和西部的百姓生活水平能够提高，他的人均生活水平能够跟南方的人同样提高就行了，就不一定非要追求全国各个地区一二三齐步走，总体经济规模保持一致。要从追求总体规模大致保持一致转向追求各个地区人均的发展规模、人均生活水平、人均的发展指数要保持一致，这是以人为本，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发展道路。

　　我在此呼吁，在城镇化问题上要研究新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因为我们的尺度，要用上千年的尺度来看未来的城镇化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也呼吁，在很多资源上，比如节能减排，比如说耕地使用、建设用地使用、产能等等，要允许跨地区进行交易、进行调配，而不要说在每一个地区解决自己的问题。

　　如果把每一个地区都圈定好，你这个地方一定要按某个速度发展，那很可能是什么局面呢？发达地区建设用地不够，节能减排的指标没有，他必须减量发展。经济不发达地区，北方地区有指标，但是找不到投资，这就是造成了我们内部的浪费。

　　所以，这件事我要特别、特别强调。通过各种约束性指标，能够跨地区交易来形成一个统一大市场。或者再换一个说法，要形成一个政府间的约束性指标，可以相互交易的一个新的市场，这也是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反复呼吁的，要建立一个政府间的统一大市场，让地方政府能够互相交易一些约束性的发展指标，这应该是成为中国特色的，我们政府与市场的新型关系的一个典范。

　　这是第二个关键，是我们的发展动力一定要搞清楚在哪里，这个劲不能使歪了。

　　第三，“十四五”的起步年，2021年应该关注的是什么呢？是风险。

　　这个风险来自于何方呢？当然第一个风险来自于科技，我们仍然在科技上有很多短板，我们受制于人，要想方设法尽快地补上短板，让中国经济能够运行得比较平稳，这个不用太费口舌去讨论。

　　第二个风险是我们经济面临的是产业链的风险。这个可能在2021年有可能会出现某些恶性事件，比如说某些国家要求自己的一些工厂要从中国搬回去，2020年他们来不及，还在忙着抗疫。2021年国际上经济恢复了，疫苗出来以后，个别国家可能会出台一些极端的措施，强迫他们的企业回国，这个我们也要做好思想准备。

　　还有一个风险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风险就是我们的能源风险，能源主要是原油，原油现在对外依赖度非常高，我们一年6.6亿吨原油的消耗，70%以上是用于交通。我们自己的生产只有1.9亿吨，我们对外依赖度70%。所以，这个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在此也提醒相关的决策部门，一定要及早地采取措施。

　　还有两个风险话题，怎么处理应该讲清楚。它是个风险话题，本身并不一定像很多人讲的是一个风险，这个风险话题也许是伪风险，需要我们讨论。

　　其中一个是高杠杆率，多人讲中国经济的杠杆率，在2020年应对疫情的过程中又提高了，因此我们必须要去杠杆。

　　这一条我认为可能这个说法有问题，我再提醒，高杠杆恐怕是一个伪命题。为什么这么讲呢？首先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就算不按照官方统计局的数据，按照我们自己测算的，也能高达37%，我们每年国民收入中间，37%是用于积累的、用于储蓄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更高，我认为37%这个数字更精确。这么高的一个储蓄率，高过日本，高过美国，高过欧洲，几乎是全世界最高的，可能比新加坡稍微低一点。

　　这么高的储蓄率，储蓄要转换成投资，无非是两个渠道，一个就是通过资本市场的股权投资。再一个是通过权益类的，比如说贷款、债券。股票的投资我们都知道，虽然社会影响很大，但是实际每年通道的量是很有限的，每年真正通过股票市场融资的企业的融资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大量的储蓄还是得通过固定收益，包括债券，包括银行贷款这个方式投入到实体经济。所以，高杠杆在中国经济是一个很自然的高储蓄的结果，必须要接受这个现实。

　　问题是什么呢？高杠杆不能带来过多的烂账、呆账、坏账，需要有一个机制，让这些呆账、坏账能够“排毒”。最近11月底出现个别的信用债的违约，总体上讲是好事，我们过去投了很多项目，肯定有很多不合时宜的项目，需要“排毒”，但问题是不能够传染，不能够一哄而上，不能让很多好企业借机占便宜，要逃废债，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我的观点是杠杆率高本身不是问题，问题是要解决我们杠杆率高的过程中所积攒下来的一些风险，要允许这个不良资产能够循环起来，能够“排毒”，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机制，能够把这些烂资产能够化解出去。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千万不能搞错了，千万不能一股脑地说我压杠杆，我减少贷款、减少发债，这样把我们中国经济的大好形势而自己糟蹋了，自毁长城、自废武功。

　　第二个值得研究的恐怕也是一个伪问题，就是房地产的问题。

　　首先房地产仍然有发展空间，也许不像过去20年那样子快速发展，但是仍然有发展空间。为什么？因为我们有10亿人口还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水平，起码有8亿人口还没有完全融入城市生活，这部分人下一个阶段，10年也好，15年也好，他必须把农村的宅基地流转起来，宅基地可能要变成耕地，然后搬到城里来居住，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我又说到城镇化问题了，不能有其它的幻想，农村不能致富是不可能的，这部分人要进城，进城就要解决住房的问题。我们不能老说人均住房面积很高，30多平米，房地产就不能发展了。不能这么看，要看到还有好几亿人口要进城，现有的城里的这些住房还不够，我还没说城市更新改造。所以，重点城市还应该增加住宅用地的供给。

　　很多经济好的地区，人口愿意往里涌，这部分地区由于地方政府追求GDP，追求财政税收，它长期以来有一个倾向，不愿意把地提供到住宅用途，反而它愿意把地搞工业园区、搞办公楼，这就使得这些重点地区房价居高不下。

　　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房住不炒”是非常好的一个目标，非常好的理念，怎么样子贯彻“房住不炒”，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够简单地说我们要控制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我们要减少贷款，我们要限购，这些招数短期说控制一下房地产炒作可以，但是长此以往搞了这么多年了，反而适得其反，饮鸩止渴。

　　因为你控制了供给，房地产市场根本之根本还是要增加供给。怎么增加供给？一，增加重点地区、有人口能力的热点地区的住宅的用地的供给。二，相应的房地产公司要适当地给他们一个正常的融资渠道。

　　所以，这是两个伪问题。一个是去杠杆，一个是房地产调控，一定要路数找对了，劲不能使反。

　　总结来说，我认为“十四五”开局之年，2021年是非常值得期待的，经济增长速度应该能到8%，整个国际的金融环境相对比较宽松，主要的国际货币发行量比较多，我们的整个资产市场的价格可能还会上升，因为整个流动性比较充足。

　　但是必须关心：一，国际关系的风险（主要是中美关系的风险），怎么跟美国新政府打交道。二，必须明确开始重启我们的经济增长的动力——城镇化，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三，一定要真正地解决好中国经济运行的风险，不要把那些不是真正风险的东西，拿它当风险来治理。在这个过程中，劲使反了，反而使我们中国经济的运行带来一些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