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清是中国期货市场创始人之一、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经济学家。中国的期货市场，从最初的市场乱象丛生，到治理整顿后进入规范化发展，作为期货市场早期的理论研究者和试点方案设计者，常清是这一艰辛历程的见证者。

　　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常清回忆，在1988年-1990年的研究时期，苦难重重，理论和观念的碰撞、与现行政策的冲突以及试点品种和地点的选择都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直到1990年，我国期货市场的第一个试点——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终于诞生。在期货品种陆续上市之后，常清认为期货交易所若没有很多期货公司作为会员来进行期货的普及宣传，发展市场，期货试点要解决的价格形成问题可能只能停留在理论上。为此，常清“下海”组建了期货公司。

　　2000年12月29日，由常清牵头的中国期货业协会在京西宾馆宣布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常清认为，成立中国期货业协会主要是大家对于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形成了一定的共识，通过期货市场的试点完成了价格改革双轨合一的历史任务。当时，我国正准备加入WTO，作为一个加工工业大国，面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需要发展期货市场来为实体企业服务。可以说，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成立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回顾期货市场走过的风风雨雨，常清认为，我国的期货市场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试点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各类大宗商品的权威价格，完成了价格改革的历史任务，这是期货市场最大的功绩。商品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有效地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形成商品价格体系的核心是期货市场的建设。加入WTO之后，我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逐步发挥其功能作用，成为企业通过风险管理而做大做强的重要条件，同时使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产业提高了竞争力，从而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服务。

　　展望未来，常清认为，我国期货市场的目标应是成为国际性的定价中心，在世界商品定价体系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以下为澎湃新闻记者对常清的专访实录（略经编辑）：

　　澎湃新闻：中国期货市场是从何时开始萌芽的？

　　常清：我国的期货市场从开始方案研究到建成试点交易所可以说是期货市场的萌芽阶段。1988年3月，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洪在向国务院汇报研究中心重点研究课题时，国务院领导交办了研究期货市场的课题。由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力量作为重大课题开始研究，参加研究的人员以中心内部的价格组研究人员为主，吸收其他改革智库的研究人员一起参与。由于研究试点方案和组织试点的需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共同组成了一个方案研究和试点实施的工作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田源和杜岩为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负责人，我作为主要研究者主持研究这一课题，负责研究工作小组的日常研究和一些组织工作。

　　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首先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批示拿出了我国期货市场的总体试点方案，同时组织有意向试办交易所的地方课题组研究地方交易所的试办方案。当时有河南省、四川省、吉林省、湖北省和石家庄市五个课题组参与试办交易所的课题研究，其中最为成熟的是河南省粮食局期货课题组，他们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其试办交易所的方案也最具有可行性。1990年10月，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开业标志着我国期货市场试点的正式开始。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与期货市场结缘的？

　　常清：我与期货市场结缘是因为我于1985年开始从事价格改革的研究工作。我是1978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全国统考进入吉林大学经济系学习的，1982年开始读硕士学位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市场学，由于专业方向的原因，在校期间自然对价格改革的问题非常关注，由老师带领多次参加价格改革的理论讨论会，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工作。同年国务院三个研究中心合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我们继续从事价格改革研究工作。当时我国的价格改革已经开始了“双轨制”的改革线路。在当时的情况下，价格改革必须是增量渐进式的推进，即存量部分实行计划价格，增量部分允许自由买卖，既稳住了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又开始大胆进行增量部分放开价格的改革，改革的效果非常突出，调动了生产经营者的积极性，使商品的供给迅速增长，市场商品琳琅满目，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令改革者始料不及的是价格“双轨制”出现了很多新的矛盾和问题，如价格信号混乱的问题，市场流通秩序混乱的问题，计划内到计划外的“官倒”问题，通货膨胀和居民抢购问题等等。当时理论界提出了“放开价格不等于市场形成”的诘难，价格改革面临何去何从的方向选择。

　　要想推动价格改革走向成功，价格改革的研究者必须回答商品的市场价格体系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现实问题，否则仅仅从理论上讲，放开管制就可以形成市场价格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服人的。我们这些价格改革研究者开始不仅仅局限于教科书，而是睁大眼睛，观察西方发达市场体的价格运行。通过研究大家形成了共识，西方发达经济体的商品价格体系形成的基础是有组织、有秩序的期货市场。期货市场通过公开、公平、有秩序的交易形成了真正的大宗商品的市场价格。而这些大宗商品又都是后续加工制成品的基础产品，对于其产业链的后道加工制成品的价格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教科书所讲的能够反映供求、使得资源优化配置的商品价格体系是由期货市场为核心形成的。到1987年我们就开始研究国外的期货市场，1987年10月，我被中日青年交流中心组织派遣到日本学习证券。在这期间，我去拜访了日本的商品交易所和商品代理公司，对期货市场的组织和运营，有了初步的了解。1988年3月，回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之后，自然作为骨干力量研究期货市场。

　　澎湃新闻：当时的期货市场发展如何，有哪些问题，您有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常清：在1988年-1990年的研究时期，苦难重重，理论和观念的碰撞、与现行政策的冲突以及试点品种和地点的选择都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

　　先说期货市场的理论研究，由于我们研究者本身只是通过一些资料和走马观花的访问来了解期货市场，这实际上是非常粗浅的，有许多理论问题必须说得明明白白，才能将试点落地。举一个例子，期货市场要有流动性才能形成反映供求的合理价格，而流动性的创造者都是投机者，对于投机的理论问题必须正面地说清楚，否则就是这样一个小的问题，就足以让此项改革措施难产。为此我发表了系列文章进行理论研究，其中有一篇文章刊登在《管理世界》杂志，目的是通过理论研究将期货投机正名化。由此我还得到了一个“投机代言人”的外号。

　　其次，在进行具体方案研究的时候，碰到了一个重大的政策性问题，那就是期货交易如果允许投机的话，必然与国家工商局严厉打击的“投机倒把”产生正面冲突，为此我作为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的秘书长请国家工商总局的有关司局多次进行座谈研讨，来智慧地解决这一问题。在一次座谈时，国家工商总局的一位司长跟我开玩笑说：“你的期货试点开始了，我的工商局的执法人员可以不费事地抓到一批投机倒把分子，这对于我们的执法人员来讲可以说是事半功倍”。后来大家一起努力从政策上把期货交易的投机活动列为合法的投机，在国家工商总局的工作中作为改革的试点网开一面。

　　另外，我们在选择期货市场试点品种的时候，和国家有关主管部委都进行了多次交流。例如，我们就根据当时生产资料“双轨制”的突出问题，计划首先上市有色和黑色产品，请国家物资总局和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有关司局的同志进行座谈交流。记得物资总局的一位司长，在会议一开始就站起来激动地说：“现在物资领域价格混乱，流通环节多，层层加价，若再加上期货投机倒把，物资领域将会乱上加乱，有可能导致国民经济紊乱，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作为会议的主持者诘问他：“您认为价格改革和流通改革怎么进行才能使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他当时的回答我至今难忘：“只要编办给我物资部门扩大指标，扩大物资系统的干部职工队伍，我们会把物资送到工厂农村，车间地头，保证没有投机倒把，也不会加价”。我当时说，这个办法已经搞了三十年了，结果是物资越来越短缺，那次讨论会因此也就没能达成共识。

　　最后，在选择试点地方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于是我带队首先去了广东省，和省政府的有关部门进行了座谈交流。结果只是我做了一些期货市场知识的普及工作，基本没有任何回应。只有一位厅局长悄悄地问我，假如我们承接试点，能给我们拨多少钱？我只好实话实说，没有拨款。后来我又带队到上海、四川等地进行了调研，这些地方也都未有明确的答复，使我非常沮丧。后来我们想到从品种入手，确定了试点品种之后再找试点地点。当时的粮食价格波动比较频繁，“买粮难、卖粮难”问题比较突出。于是我带队去中部省份进行调研交流，河南省粮食局的几位同志对于承接试点非常感兴趣，省政府主管财贸的副秘书长杨昌基同志对期货交易所比较熟悉，他去过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好多次，见面之后，我们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而推动省委省政府承接试点的一次关键性汇报是在一次从郑州发往北京的火车上进行的，当时田源与省领导同城一列火车回北京，在软卧包厢里，有充足的时间，可以从容地把研究试点的情况向省委省政府的领导进行了汇报，促成了河南省承接期货市场试点试办交易所的工作。此后河南省也成立了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开始研究试办交易所。

　　我最近接受了许多采访，年轻的记者都感叹在当时如此条件不足的情况下能够试办期货市场并取得成功，问我是如何争取方方面面支持的。现在回忆起来，当时许多的改革研究者们和改革推动者们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形成了一定的合力。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的老师一辈的学者们为期货市场鼓与呼。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为了正确地认识期货市场的功能，许多老一代的学者虚心学习新鲜事物，不断发表学术文章，宣传期货市场。我们期货研究工作小组开展工作的时候，北京商学院童宛生教授、中国社科院陶琲教授等许多学者积极参与期货市场理论的研究并广泛向公众传播期货市场的知识。

　　为了更好地宣传期货市场，1991年，我和李经谋在陕西财经学院合编教科书的时候，一致认为应该尽快办一张专业性的报纸，后来诞生了《期货导报》（现为《期货日报》），我曾一段时间内主管北京编辑部的工作，当时王献立任社长，我们一起研究如何办好报纸扩大影响，形成了许多共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2000年之后，我作为中国期货业协会的副会长，很长一段时间兼任期货日报总编辑。

　　在期货市场试点的早期，为了培养专业性的人才，1991年我联系了十几所财经类院校编写了《期货市场教程》教科书用于教学。同时在北京商学院（现北京工商大学）开办期货市场研究方向，由童宛生教授牵头，我和胡俞越教授积极参与，培养期货专业硕士研究生。后来我又参与北京物资学院期货本科生培养的学科建设。2005年我受聘于中国农业大学，执教于MBA期货专业，并且开设了硕士和博士方向，一直都在努力为市场的发展培养人才。

　　澎湃新闻：当时的计划是，1988年年底之前在全国2-3个有条件的省市开办试验性的期货市场，试什么？从哪个品种、哪个部门、哪个地方开始？这些是如何确定的？

　　常清：期货市场的试点总体方案最初希望1988年底之前在全国2-3个有条件的省市开办试验性的期货交易所。后来根据各个方面筹备的情况，时间上进行了调整，经过与各个部委的充分交流，当时只有商业部胡平部长和部领导非常支持，提出由商业部主管的农产品品种作为首批试点。又恰好河南省是我国粮食的主产区，河南省粮食局又是商业部的对口单位，所以试点的品种和地点顺理成章地定了下来。商业部首先派商业经济研究所的几位同志参加了期货市场研究小组的日常研究活动，后来我国第一家试点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就是由商业部和河南省人民政府共办共管，试点的品种从小麦开始，在李经谋的带领下河南在试点过程中一直敢为天下先，先行先试，成为样板。

　　澎湃新闻：1990年，我国期货市场的第一个试点——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诞生，为何最终成立了的是“批发市场”，而不是期货交易所？

　　常清：郑州试办期货交易所的方案是所有地方方案当中最成熟的，有一批骨干研究力量比照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构造以及交易、交割规则，结合中国国情简化成一整套比较完善的章程和规则。在商业部和河南省政府的共同领导下，优先在郑州试办交易所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当时在理论上还没有解决“姓资姓社”的争论，期货交易所的字样比较刺痛一些人的神经，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期货交易本质带有深深的资本主义烙印。还有一种相对比较务实的观点认为，我国连现货交易都不发达，一步搞成期货交易肯定是急于求成，应该从发展现货交易，通过中远期过渡，重复走一遍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一百多年的历程，在发达的现货市场基础上进行期货市场试点。

　　面对这些理论和观念上的阻碍，大家进行了多次反复研讨，认为试点先从中远期现货交易做起是阻力最小的可行方案，当时的计划是通过三到五年过渡期推出期货交易。因此试办交易所的名称就成为领导者们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商业部管辖下的机构有批发和零售，许多人认为，粮食等大宗交易属于批发行为，叫批发市场的话就没有姓什么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也有批发市场。最后综合各种意见，大家一致认为试点初期可以叫批发市场，这就是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一件重要事情是生鲜食品的批发市场问题的研究。当时国家领导人非常注重生鲜食品的流通混乱和价格大幅波动的问题，国家领导的批示交给我们研究工作小组研究出解决的办法，我们认真地研究了日本的经验，分散的小农户如何面对集中的大市场，主要是通过产地批发和销地批发市场的衔接使得流通井井有条，在批发市场内通过拍卖的方式形成公平透明的价格来指导生产和流通。所以我们研究工作小组同时建议在集贸市场的基础上建立一批生鲜食品的批发市场来解决生鲜食品的流通和价格问题。

　　澎湃新闻：您后来为何选择“下海经商”办期货公司？

　　常清：在试点总体方案设计完成之后，主要是帮助几家交易所进行期货品种上市的研究，我大多数时间都参与到最早期试办的几家交易所的试点工作中，除经常出差去郑州粮食批发市场之外，又受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张宜生的邀请参加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试办，后来田源同志去物资部工作，物资部和上海市政府合办了上海有色金属交易所，我也参与其试点的各项工作。随后试办的大连、苏州等地的交易所，我都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研究力量。当时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已基本上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但是，我仍然继续过去的工作，以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推动期货品种的上市。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乘此东风期货交易顺利诞生。

　　当期货交易品种上市成功之后，面临着重要问题是期货交易参与者很少，市场没有流动性，当时的期货公司大多是在沿海，主要是代理客户进行炒汇业务。我当时认为期货交易所若没有很多期货公司作为会员来进行期货的普及宣传，发展市场，期货试点要解决的价格形成问题可能只能停留在理论上。为此，我和田源作为市场的创始者都先后组建了期货公司，想通过自身的努力来为试点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在试点的初期我就引导广东的一些期货公司如万通期货公司参与国内的期货交易，同时为了配合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的建立，我创办了深圳实达（现为五矿期货）期货公司，后来又先后创办了上海东方期货、金鹏期货、上海金鹏期货、长春金鹏期货等公司。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下海办期货公司虽然为试点做出了贡献，但是我作为董事长的公司经营却是失败的，因为在当时没有任何法规保护的情况下，也没有主管部门，我们办期货公司是按照国际惯例试办的，不太符合当时的情况，例如当时客户是电话下单，交易员集中客户的单子，按照时间的顺序打电话通知场内红马甲进行撮合交易，然后再回报给客户，当时的交易有时候行情比较剧烈，有一些客户刚刚下完买卖单就出现了亏损，按照惯例，收市后结算采用的是24小时内无异议默认制度，不需要也无法让客户一一签字，大多数客户都是对自己的盈亏负责的，但也有个别客户亏了耍赖，以自己没有签字为由将亏损转移给期货公司。所以当时的经营非常困难，因为收取的手续费是很微薄的，但是若有一些不理智的客户出现巨大亏损，又要期货公司承担赔偿，先行的期货公司大多都伤痕累累。更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法律环境非常差，许多基层的法官对于期货交易一无所知，但是“葫芦僧判葫芦案”，使期货公司经营雪上加霜，这个问题一直到使用互联网进行交易之后才得以彻底解决，可是先行先试的公司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下海经营的公司到90年代末资不抵债，后来经过公司同仁的不断努力才得以扭转这一困难局面。

　　澎湃新闻：2000年，您参与组建了中国期货业协会，并被任命为第一届中国期货业协会常务副会长，主持工作。当时设立期货业协会的缘由是什么？有发生什么故事呢？

　　常清：2000年的夏天，时任中国证监会副秘书长的汪建熙找我，让我牵头筹备组建中国期货业协会。在此之前出于对期货市场建设的责任担当，田源和我牵头联手中粮期货的于旭波、中包期货的白志良等一大批期货业界有责任心的期货公司领导者成立了一个民间自律性联谊会——全国期货经纪业联席会，通过联席会会员的规范经营来带动整个行业实现自律，同时对期货交易所的一些不规范行为提出建议。由于有这样一个基础，我把联席会秘书处的几个同志转到筹备组，田源还专门派遣赵建（现为中财办金融局负责人）参与筹备，协会于2000年12月29日在京西宾馆宣布成立，并召开了第一届会员大会，时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莅临大会并讲话。

　　成立中国期货业协会主要是大家对于期货市场的功能作用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即通过期货市场的试点完成了价格改革双轨合一的历史任务，成效是有目共睹的。当时我国正准备加入WTO，作为一个加工工业大国，面对大宗商品的价格波动，需要发展期货市场来为实体企业服务，因此，主管期货市场的领导部门通过成立期货业协会来宣告对期货市场几年的治理整顿结束，使期货市场进入一个规范发展的新时期。可以说，中国期货业协会的成立在中国期货市场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在筹备协会的过程中，我和田源一致认为要发扬期货市场最优良的传统，即不花国家一分钱把事业做成，为国家的改革和发展做出尽可能大的贡献。由此我们决定协会的费用主要由会长单位、理事单位承担，会员分担的最少。我记得我和田源所在的公司每年要拿出7-10万元，参会的会员只负担1万元。协会人员少，工作多，效率高。值得一提的是时任期货业协会秘书长的彭刚精打细算，把微薄的资金来源都用到了宣传推广期货市场方面。

　　中国期货业协会与其他各类协会有所不同，至今仍保持高效服务的作风。我欣喜地看到在洪磊这样一个学者型的会长的带领下，中国期货业协会锐意创新，勇于担当，为期货市场的发展出谋划策，脚踏实地地实干努力。

　　澎湃新闻：回顾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三十年，您如何评价？您觉得其中哪些路径是值得骄傲的，形成了哪些宝贵的经验，而又有哪些是走了弯路的？

　　常清：我国的期货市场通过上世纪90年代的试点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各类大宗商品的权威价格，完成了价格改革的历史任务，这是期货市场最大的功绩。商品市场价格体系的形成有效地调节资源的合理配置，使我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形成商品价格体系的核心是期货市场的建设。加入WTO之后，我国期货市场的规范发展，逐步发挥其功能作用，成为企业通过风险管理而做大做强的重要条件，同时使我们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产业提高了竞争力，从而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服务。

　　我国在期货市场的建设中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走出了中国自己的道路。我们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一定结合自己的国情，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不是生搬硬套。同时在借鉴的过程中有许多创新。例如，我国在创建交易所初期就使用计算机撮合交易，在当时是一个创新。再例如有许多交易品种是国外没有的，而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需求，我们上市以后效果很好。还有在交易交割规则方面，我们都有自己的创新。

　　在30年的发展中，我们也有一些挫折，但只是短暂的，局部性的。例如，试点初期出现了苏州红小豆、海南咖啡和327国债等事件。在一些商品交易领域出现的事件都是由于期货交易所的管理者主观为了调控价格，通过修改交易交割规则干预市场而造成的，其根源在于计划经济的“拍脑袋”思维，而罔顾市场的客观规律。327国债事件只出现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所，而在期货交易所上市的国债期货品种没有出现任何问题，这主要是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则都是现货交易规则，这些规则用于期货交易出问题是必然的。

　　澎湃新闻：一直到30年后的今天，期货市场依然存在各种争议，无论是商品期货还是金融期货发展都仍然有较大的障碍。您对此怎么看？

　　常清：对于期货市场的种种非议一直伴随着期货市场的发展。非议的焦点在于期货交易所产生的价格高与低，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思维观念问题。期货市场的重要功能是通过交易形成公开透明的价格，价格的变动势必带来利益受损方的指责，这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难题。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时期，价格的调整也会受到利益受损方的责难。因此对于期货市场的非议主要集中在其价格功能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理念的深入，价格的变动所引致的非议越来越少，但是总是有方方面面的看法。

　　金融期货在我国发展的时间比较短，当金融期货所对应的现货市场出现异常波动的时候，许多人不深入研究而对金融期货提出批评。1987年美国发生股灾时，舆论也指责美国的股指期货，后来通过专家们的调查论证发现股指期货对于股指断崖式的下跌有一定的减缓作用。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致使股指断崖式下跌，而不再有对股指期货指责的声音。

　　澎湃新闻：中国期货市场应该向哪些方向发展？

　　常清：在1988年秋季的一个国际研讨会上，我提出中国期货市场分几步走的观点。第一步是争取在3-5年内试点成功；第二步进入全面规范发展；第三步国际化。1996年根据我国试点快速成功的情况，结合对21世纪的展望，我提出来我国期货市场的目标是成为国际性的定价中心，在世界商品定价体系当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从那时开始，我就对定价中心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

　　我在研究定价中心理论的时候，有一个插曲使我终生难忘，1996年，日本通商产业省大辻课长通过日本教授朋友联系到我，和我切磋21世纪亚洲期货市场发展的问题。他提出21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日两国的期货交易所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我当时提出来，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可能用不了几年世界定价中心就会转移到中国，因为当时的交易量发展迅猛，上海有色金属交易所的交易量已经接近于伦敦金属交易所的交易量，而且每年以几何级数增长。他当时冷冷地问我一个问题：“常，您现在是什么职务？”我当时愣了一下，回答说是期货公司的负责人。此后他讲了一段话使我终身难忘：“你现在只是一个商人，商人在东方文化中地位是很低下的，你的呼吁很少能够被重视，根据日本的经验，要想发展市场必须让主管官员深刻认识市场的功能作用，你现在的身份最多能够和政府的处长对话，处长听明白了，要向局长汇报，一级一级地说服需要很多年，日本当年发展期货市场也经历了漫长的说服过程，你过于乐观了”。我们约定一年见一次面来讨论中国期货市场的迅速成长。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期货交易量开始下降，出现了低谷，再见面的时候我便虚心地向他请教日本期货发展中的一些问题。

　　尽管我国的期货交易量出现了萎缩，但我对定价中心的研究仍坚持不懈。2000年之后，我提出了时区分工的理论和品种分工的理论，以及分阶段国际化的路径。2016年开始，中国证监会的领导明确了我国期货市场发展的定价中心的目标，开始试点交易品种国际化。我相信在中国证监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会日新月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