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当前市场弥漫着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悲观预期。近期，资本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的持续颓势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市场的低落情绪。然而，市场的悲观预期无法从宏观经济数据中找到注解，实体经济依然处于复苏的通道中，唯一可能的解释是，市场对宽松政策退出和金融监管的忧虑。

从经济可持续复苏或发展的角度看，更有效的金融监管是各国政府的必然选择。否则，即使经济持续复苏，各种形式的金融危机也会吞噬经济复苏的成果。因此，在当前宽松政策退出面临两难的情况下，加强金融监管更为重要。

加强金融监管已成各国共识

刚刚结束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发布公报称，要加快推进金融监管改革，包括提高金融机构资本和流动性标准，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公报还强调，必须防止银行负债过高或过度投机，呼吁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在今年11月的G20集团峰会（在首尔召开）前就提案立例提升银行的资本金额，减少进行杠杆投资和高风险投资的诱因，目标是最迟在2012年达成新例实施。

其实，中国也在努力寻求有效的加强金融监管和开展国际监管合作的途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金融监管议题发言时表示，中国支持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加强金融监管的建议，强化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管理框架，提高金融机构抵御风险的能力。针对危机救助成本的分担问题，各国应根据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各国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等具体差异，实行不同的成本分担方式。此外，还应加强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探索有效的监管模式，减少对外部评级机构的依赖。

虽然此次会议未能就全球统一开征银行税达成一致，但认为金融部门应该对政府干预和修补银行系统产生的负担作出合理且重要的贡献。会议决定，加速实现金融机构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透明度，对对冲基金、评级机构加强监管，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单一、高质量的会计准则。

与此次会议相呼应的是，欧美各国都降低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傲慢姿态，承认本国的金融监管存在漏洞，并致力于“补上这一课”。

奥巴马政府力推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先后在参众两院通过两个不同版本，经过整合后有望在今年6月底7月初签署。该金融改革法案涉及范围不仅触及美国所有金融领域，强迫大银行拆分其利润最高的金融衍生品业务，还将在预测和控制未来风险方面赋予美联储更多权力，在其下面设立消费者保护机构和负责监管金融机构系统性风险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欧盟也在5月份完成了一项旨在加强对另类投资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实行监管的法律草案，并授权欧盟轮值主席国就此与欧洲议会谈判，以便欧洲议会于今年7月表决通过该法案。作为欧元区的主要成员国，德国采取了更加严厉的金融监管措施。德国联邦金融服务监管局宣布从2010年5月18日起至2011年3月31日，禁止“卖空”安联、德意志银行、德国商业银行等十大德国金融保险机构的股票，禁止对欧元区国家的主权债券进行“空头卖空”（即“裸卖空”），禁止针对上述主权债券的“空头信用违约掉期”交易。欧元区其他国家也空前行动起来，对金融市场上投机动向和干扰金融市场稳定的行为进行严格监管，以确保欧元区的经济复苏和欧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地位。

防“二次探底”是个伪命题

在全球热议金融监管之际，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似有愈演愈烈之势。金融监管的一个最可能的结果就是全球流动性效率降低，从而加重当前的债务危机。为此，市场上出现了“第二波金融危机来袭”的悲观言论，将加强金融监管与防经济“二次探底”对立起来。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努里埃尔·鲁比尼的观点正好可以印证这一点。他认为，当前各国政府努力推进的金融监管改革不过是在装点门面，根本无法避免未来经济危机的爆发，全球债市危机可能一触即发，各国政府要么选择债务违约，要么选择通货膨胀。作为“悲观论”者，鲁比尼显然认为当前发生危机的概率很大，防止全球经济“二次探底”比加强金融监管更重要。

实则不然。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固然存在，但并不会使经济“二次探底”，毕竟当前的全球金融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当初，在“杠杆化、全球化、金融监管薄弱”环境下爆发的金融危机已不可能重演。以“PIGS”之一的希腊为例，该国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前的官方储备资产规模仅1.6亿美元，而外债规模高达2980亿美元。不过，其外债的80%是由其他欧洲国家银行持有，其中法国、德国合计持有其50%的外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德法等国深知这一点，欧盟和IMF共计1万亿欧元的援助计划足以扑灭这场大火，避免其债务违约燃及其他欧洲国家。此外，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基本不涉及衍生品，杠杆水平也就大大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说次贷危机是全球为美国买单，那么这次欧债危机又使美国成为最大受益者，美元走强、大宗商品价格回落就是明证。更何况，处于漩涡之中的德、法等国当前宏观经济数据表现也很强劲，与中、美等国遥相呼应，复苏前景依然值得期待。

再者，此次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还相对降低了全球超宽松政策带来的“高通胀”危险。次贷危机爆发后，全球各国政府的救市政策让流动性外溢，由于去杠杆化、去全球化和加强金融监管，这些充裕的流动性并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冲击，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全球大范围的复苏。当前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迫使全球大量流动性避险，进而增持美元资产，不仅满足了美国的发债资金需求，而且导致全球总需求放缓，缓解了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输入型通胀压力。目前，全球经济暂时进入了一个正常的较低增长区间，这将有助于经济的持续复苏。

当前是加强金融监管的最好时机

坚定对全球经济向好的信心固然重要，但建立后危机时代的国际金融新秩序是一个必须解决的新课题，其中加强金融监管是重要的一环。

当前，无论欧美地区，还是中国，确实存在宏观经济政策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如果辩证地看待这一问题，当前的“尴尬”局面事实上是加快金融监管改革的最好时机。在欧洲债务危机不会波及全球的前提下，各国政府暂且不用过多地关注宏观调控是“进”是“退”，而是在一个缓慢复苏的过程中完成“政策微调”，最大限度地消除次贷危机后宽松政策的后续不良影响。鉴于当前全球已走出危机但尚未“退出”，深刻检查金融监管漏洞，加强对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和安排，不仅具有足够的“流动性”基础，而且也能够有效预防未来的“流动性过剩”和“急刹车”，为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复苏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

当然，加强金融监管并不是实施“大棒”政策。加强金融监管必须界定监管和市场的边界，严格遵循创造适度竞争、自我约束与外部强制相结合、安全稳健与提高效率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为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创新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从而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值得欣慰的是，从美国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到欧盟的金融监管举措，再到刚刚达成的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决议，一个有利于金融市场有效运行的金融监管新思路正在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