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否足够强大？其高速增长的势头能否持续？目前全球金融市场对中国经济以及其对全球经济的拉动作用极为看好，中国是否能够不负重望？又或者是金融市场太过乐观了？

《国际经济》期刊对众多国际著名专家进行了采访，我们从中选取十位专家的意见，供大家参考。

东亚银行行长 李国宝：中国仍需克服重大结构障碍

中国2010年经济增长率有可能达到9.5%，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难怪那么多人提出中国是否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引擎这个问题。

中国经济腾飞使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成为赢家，其中有具备资源优势的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亚地区，以澳大利亚最为突出。然而，若要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中国远比不上美国。2008年，美国的个人消费总额达到10.13万亿美元，比中国高6倍多，后者是1.587万亿美元。

话虽如此，我们仍有理由对中国的未来潜力持乐观态度。中国在过去十年GDP迅猛增长，使其人口扩充到13亿。可支配收入每五年平均增长15.5%。

全球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之一就是实施政策，鼓励农村人民购买汽车及家电。中国去年汽车产量首次超越美国，达到历史新高。其次，官方放松了人口流动限制，允许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城市居民消费比农村居民消费高出2.5倍。这个措施对拉动内需的作用将日渐显现。

然而，要完全发挥出其潜力，中国仍需克服系列重大的结构问题。从2004年到2008年，中国的名义GDP增长率平均为18.3%，超过了15.5%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我们可以看到，个人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了，因为根据政府的经济增长导向政策，收益流入到实体企业，而不是个人。若要促进消费，中国需切实地调整平衡，使利益的天平偏向居民个人。

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结构性障碍是高储蓄率。这个问题归根于落后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改善福利及养老体制，居民将更乐意消费。

龙洲经讯公司董事/《中国经济季刊》编辑 葛艺豪：今日中国既非“庞氏骗局”，也不是救世主

今天的中国，既不是一个“庞氏骗局”，也不是一个救世主。这是一个成熟的经济体，有着大好前途，有着诸多问题，还有各种成长的烦恼。得益于政府及时、大规模的刺激计划，中国成为第一个摆脱2008—2009年经济危机影响的主要出口国。种种迹象表明，私人投资及适当、稳定的居民消费将成为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也将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是什么，不是什么。如果从投资型经济体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规模是美国的四分之三，是欧盟的一半。然而从消费角度来看，它只是美国的十分之一、欧盟的五分之一，只是日本的一半。中国的大部分消费者只买得起生活必需品和一些平价物品，而不像美国和欧盟普遍居民的消费那样全面。

中国已经开始向消费主导型经济转变，但正如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美国那样，这个转变过程需要花数十年来完成。人口结构对经济的效应逐步显现，劳动力人口数量的下降使得实际工资水平和收入水平上升。政策也在发挥作用，国民医疗保险和养老体系扩大了覆盖范围，现代金融行业也正在逐步完善，为向成熟的消费型经济体的转型提供了前提。政策制定者仍须学习如何管理工资上涨和消费增长带来的高通胀问题，并改革财政制度以抑制地方政府的过度投资。

藤卷日本投资顾问公司总裁 藤卷健史: 利用其弱势货币，中国将主宰世界

中国GDP在将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发展路径与40年前的日本有所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很有可能经历与1979年的日本相似的经济繁荣，当时哈佛的傅高义教授曾写下《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

在1971年的 “尼克松冲击”，即美国宣布一系列经济政策以遏止通胀前，日元处于弱势，美元与日元固定汇率为1:360，日本经济由此获利良多。有了汇率这个武器，日本出口增加，经济向前迈进一步。财富的积累给日本人民带来富足的生活，拉动了国内消费。这是经济高增长世纪到来的前奏，伴随而来的是多个大型项目。

尽管“尼克松冲击”带来浮动汇率的转变，但截至1979年《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一书出版时，美元兑日元汇率仍维持在1:240的水平。因此，日本继续受益于其弱势货币。对比现在1:90的汇率，足以反映出那时候的日元是多么疲软。

那个时期，日本贸易顺差巨大，除了在1985年签署“广场协议”外，日本政府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以降低汇率，为此备受国际社会的批评。尽管“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但相对其强劲的经济来说，日元还是相对疲软的，这使得日本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最后进入泡沫经济阶段（1985—1990）。在这个阶段，日元持续升值，反映出经济的繁荣程度。但即使在1989年经济泡沫达到顶峰之时，日元依然相对疲软，美元兑日元汇率仍在1：143。

另一方面，中国自1980起就经历了人民币的大幅贬值。1980年，日元兑人民币为160:1，如今两国汇率不足14:1；类似的是，中国目前劳动力水平比1980年便宜12倍。自1994年开始实施人民币紧盯美元政策起，中国已使人民币维持在较低水平。由于以上因素，“世界工厂”从日本转移到中国就顺理成章了。这使中国从出口贸易中积累了财富，实现经济腾飞。

一般一个国家会基于两个原因对其国内货币进行汇率调整：一是由于贸易顺差扩大，外界压力上升；二是调整汇率对该国有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是防止充分就业（full employment）带来的通货膨胀。

然而，中国拥有13亿的庞大人口，不会很快实现充分就业。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不需要一个强势的货币，不用担心充分就业带来的通货膨胀。无论来自国外的压力多大，中国都会维持其弱势货币政策不变。此外，中国的领导人也完全明白弱势货币带来的好处。因此，我认为中国会利用好货币的弱势，在未来几年主宰世界。

在这个层面上，中国领导人不同于日本领导人，后者没意识到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两国的另一个差别是，日本曾实现了充分就业，并在较早时期开始看到强势货币的好处。

但长期来看，人民币将重蹈日元覆辙——它将比实际经济情况更坚挺，由此削弱在全球的竞争力。结果会导致中国将“世界工厂”称号拱手让与其他的新兴经济体。毕竟，历史一般会重复上演。

中前国际经济研究所总裁 中前忠志:中国远称不上全球发展的引擎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在加重失衡，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供给过剩。然而中国仍在增加其产能。若中国要继续这种增长，必须使需求跟上供给。这个可以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增加国内对汽车和家电的需求来实现。但这些都满足不了中国近来频繁增加的供给。增加基本建设支出可以创造新的需求，但也会进一步增加未来供给。因此，当世界其他地方也都同时面临供给过剩的问题时，中国对出口增长的压力也会急速增长，这样就加剧贸易冲突。实际上，贸易冲突问题在中国和它的贸易伙伴之间早已出现。

中国的钢铁产业展现出强大的供给能力。据说中国的粗钢在2009年年底的产能就已超过7亿吨（大约比日本高6倍，是粗钢的全球第二大产出国）。2009年下半年，中国以每年6亿吨的速度生产粗钢——并且生产率一直在提高而不是降低——尽管其国内对粗钢的需求预测是4.5亿吨，国外需求在最乐观情况下也偏弱。中国大宗买入铁矿石等制造粗钢的原材料，由此推动了原材料价格上涨；同时，由于向市场大量供应粗钢，中国又不得不压低产品价格。结果造成产品利润空间被挤压得很小，很多生产商极可能做的是亏本生意。为他们贷款的银行也会接手很多坏账。

在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中国（及全球）需求萎缩。中国政府与其他政府一样，采取措施以刺激经济，包括系列的激进政策以增加银行贷款。这样做有两个影响：一是加速了铁矿石等商品的大量库存投资。在2009年下半年期间，中国买入大量的铁矿石，生产出的粗钢是已有产量的两倍之多。二是导致房地产市场，尤其是对居住型房地产的投机现象。资产价格急剧攀升，引起消费价格的上涨。同类现象在发达国家没有发生，在这些国家，资产价格与消费价格通常是不挂钩的。

中国对这些失衡现象能承受多久？这取决于它的货币政策。当消费价格指数加速上升或当进口增长速度高于出口，中国出现贸易逆差时，中央银行将被迫收紧政策。若中国真如某些喝彩者所说，是在全球经济低迷时唯一表现良好的国家，那么它将会买入——和进口——比其他国家多的东西。一旦中国开始收紧政策，目前所有趋势——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商品价格上涨、资产价格上升——将会逆转。

这对拥有过剩供给能力和庞大公司债务的中国来说是个冲击。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问题被总结成“三个过剩”：产能过剩、债务过剩、就业过剩。中国目前的就业数据不明确，但很有可能也在经历着就业过剩。这“三个过剩”是日本在过去20多年中经济发展止步不前的原因。中国似乎面临着同样问题，但问题规模更大。中国并不是一个前途一片大好的全球经济增长引擎。

Quantrarian 资金管理公司创建人 马克·德维佛:中国的发展必须更加可持续

若中国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它自己的发展必须更可持续。这要求加大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减轻对投资和政府开支的依赖。然而，过去十年的发展趋势刚好逆其道而行，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从2000年的46%下降到2008年的35%。

问题不在于居民储蓄过高，而在于收入差距拉大和企业储蓄剧增。国民收入中的居民消费比重是下降了，但对富人来说这个数字是上升的，并且很大一部分消费集中在他们手中。因此，（中国的学术研究反复表明）减弱了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要求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不再倾向于企业、经理、当地政府官员等这些收入分配的操控者。然而，在目前的体制下要这些人自愿放弃自己那块“蛋糕”几乎不可能，中央政府的权力也明显不足以使之实现。

近期来看，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景：去年轻率的货币政策释放出物价上涨压力，消费物品价格上涨，中央政府只能在投资领域急刹车。那时候问题就变成：世界经济在多大程度上能继续拉动中国发展？

亚洲开发银行行长 黑田东彦：中国将很快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

全球金融危机给人最突出的启示是中国经济出色的复苏能力。人们此前广泛认为，由于过于依赖出口，中国将受到危机的较大影响。然而，中国继续高速增长，推翻了种种预期。2009年，中国GDP增长8.7%，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DB）的预测，它将继续在2010年增长8.9%。正是由于它惊人的复苏能力，更由于中国经济规模之大，加深了人们的期望，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后者正陷入困境——带领世界经济发展。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期望切合实际吗？亚洲开发银行最新一期的主打出版物即《亚洲发展展望2009》，表明中国的角色越来越像一个消费者，而不是一个装配工，为中国成为东亚经济增长引擎一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明。

我们对东亚地区的研究发现对世界经济有广泛的意义。中国正达到这样的消费水平：国内上千万的消费者在购买他们的第一辆汽车或第一台个人电脑。此外，早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领导层已在讨论如何平衡经济发展，摆脱经济增长对出口和投资的高度依赖，转向依靠国内需求和消费。全球金融危机只是增加了这种转变的紧迫性。中国目前的首要任务是加强社会保障网络的建设，减少居民预防性储蓄，以及深化国内金融市场，将储蓄部分引导到其他更有效益的用途。同时，加快亚洲地区间市场的融合，有助于转变区域内的贸易组成，使其向最终产品倾斜，有利于巩固整个亚洲地区的消费。

概括来说，我乐观认为中国将继续以有利于区域、有利于全球经济的方式继续快速发展。中国目前还不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它正朝着这个方向快速迈进。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罗迪：中国转向消费型经济存在诸多问题

2009年，中国在向消费型经济转变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2009年中国个人消费增长比GDP增长速度快，这在过去接近十年中是头一次出现。中国贸易顺差下降了三分之一，涉外经济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首次负增长。因此，2009年似乎是中国由出口型向消费型经济转型的转折点，也是中国主张了五年之久的目标。

但这些变化也有可能只是周期性的，不能起到转折作用。个人消费的增长，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增长大部分是由于某些汽车的消费税减半，以及其他耐用品的价格补贴造成短期价格刺激引起的。而另一部分消费增长则是由大量增加的居民借贷买单。这推高了个人债务中涉及可支配收入的部分，虽然比起金融危机前的美国和英国来说程度较温和，但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在2009年的对外贸易顺差急跌也有可能是暂时性的。中国2009年经济复苏得较早也较有力，意味着进口的下降幅度远小于出口。若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在2010年加强，这种模式将很有可能发生逆转。2008年和2009年人民币相对较快的贸易加权升值也是造成中国去年贸易顺差急跌的原因之一。但由于人民币自去年一季度起到现在已贬值10%，这个因素目前起的是相反作用。

因此，要维持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变，相关方面须出台更有力的政策举措，包括制定更灵活的汇率政策，减少金融压制，对生产要素进行更切合实际的定价。

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凯瑟琳·曼恩：目前的政策会削弱中国作为全球引擎的作用

目前的政策加剧了中国的储蓄、出口、污染工业及房地产等领域的资源配置不当。除非政策重新调整，甚至在政策得到调整后，中国都不能发挥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潜力，中国人民也无法充分享受目前高速发展的胜利果实。

首先，劳动密集型服务能产出更多物资，使国内就业在地区间更平衡，促进经济活动和居民消费，然而目前的人民币政策降低了这部分服务的价值。若允许对人民币进行更灵活调整（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出口、能源密集型制造业及沿海房地产的资源配置过度情况势必得到缓和，且效果比加大服务业和内地投资比重实现得更快。与资源配置不当相关的就业人口集中和财政困难会削弱中国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固守目前的人民币政策是以资源配置不当为代价，这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尽管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是个明明白白、近在眼前的威胁，政府开支仍集中在硬体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忽略了发展医疗卫生、劳动安全体系等社会建设。消费占GDP比重的惊人下跌已经削弱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作用。即使中国重新调整政府开支，使其向社会建设倾斜（这样做最多只能缓慢改变居民行为），较年长人群的消费比例上升说明了开支用于贸易性较弱的经济活动中，这样一来也削弱了中国通过贸易支持全球经济增长的作用。

概况来说，即使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和政府投资活动发生改变（能说明这两个可能的证据尚有限），对外向型经济活动和正在上升的较年长人群消费比例进行调整代价沉重，无可避免，这将削弱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地位。

道富环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环球投资策略家 霍格特：中国尚不足以担当火车头

中国在以下多个渠道影响全球经济：贸易和商品、全球货币、投资、环境、领导和协调新兴市场政策。长远来看，就像人们所说的“问题不在于中国是否会改变国际格局，而是如何改变”。

但短期来看，即使中国GDP很快就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仍不足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中国的个人消费平均每年大约是1.5万亿美元，而美国的是9.8万亿美元。中国的消费在快速增长（去年中国的汽车销售量超过美国），但中国的产出结构被其汇率制度扭曲了。要重新平衡中国经济需要若干年时间，并且需要做出艰难的政治和经济抉择。

从中期来看，比如说十年内，在渐进、审慎地解放经济的前提下，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突出。中国当下的大规模储蓄将使经济失衡继续恶化，并且很可能导致贸易（也可能是投资）冲突加剧。在未来十年，解放中国的资本账户将是全球资本市场发展的要务之一。但M2货币近年来以平均每年超过25%的速度增长，若按其他国家经验推断，中国在未来几年将面临大规模的不良贷款和严重的产能过剩。

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极为巧妙地应对了世界经济的各种冲击。然而，若中国要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引擎，它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迅速演变。

Decision Economics经济和金融咨询机构首席全球经济学家 辛奈：中国已是引擎，但不是唯一的

中国已经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不是唯一的，美国是另一个引擎，亚洲作为一个整体也是全球经济复苏和扩张的引擎。

美国和全球经济在2007—2009年经历了低迷期，但根据Decision Economics的分析和预测，在这47个国家中有37个已经或即将复苏。2009年，中国的经济形势好转，呈“V”字型走势，一季度时经济低迷，经济增长只有6.1%，而四季度实际经济同比增长10.7%。其他众多亚洲地区经济也有可能出现“V”字型回升。

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预计将从2009年 8.7%到2010年轻松突破10%，经济从低迷走向回升，直接影响到亚洲经济，并间接影响到世界其他地区，这使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为世界目前的第三大经济体，并即将跃上第二位，中国的复苏使亚洲经济受益，进而也使世界经济受益。

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贸易流通量——扩大并增加主要向中国出口的国家的贸易额，尤其是日本、韩国，两者分别是世界第二大和第十五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意味着这些国家的出口增长，继而拉动亚洲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出口。

商品价格和商品出口国——中国经济增长使得商品价格上涨，尤其是对工业、农业、原油等商品而言，从而提高商品生产国的出口量。多数情况下，受益的是发展中国家。

金融市场——中国的经济增长，收入增加，引起股票价格上升；这样又刺激了几乎依赖于这个国家的私人经济的开支。

美国当然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引擎。美国刚渡过经济衰退，2009年第三季度GDP上升了2%，第四季度上升了4%，预期2010年美国GDP将实际上升2.5%—3%，相比2009年的情况有大幅好转。美国目前仍是世界最大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增长引擎。

但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改变，其他新兴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美国不再是唯一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中国是暂时还是永久地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呢？考虑目前的经济态势及前景；金融市场前景；美国范围外的日益增加的现金流和投资活动；从东方到西方，全球财富和收入分配不断变化；从G7到G20，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不断变化——很有可能，中国的拉动作用是长期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