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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嘉颖/彭鑫:建设统一大市场对商品及政策导向影响分析

最新高手视频! 七禾网 时间:2022-04-18 16:35:03 来源:华泰期货 作者:吴嘉颖/彭鑫

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正式印发。主要目标是要畅通国内大循环,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供给创造需求、需求牵引供给的良性循环。我国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是支撑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优势之一。当前商品市场规模优势明显,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规模扩张。但由于市场制度不统一、要素流通不畅通、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难以破除,影响了我国规模经济效应的发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经济增长从“追求高速”阶段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一、政策背景


新发展阶段,应对国际形势,完善促进国内大循环的政策体系。2020年4月10日,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加入WTO后,我国供应链形成“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即上游的关键技术与原材料严重依赖欧美和日本等国;而出口结构中,真正拥有国际竞争力的产品占比不高。但当前全球经济增长动能减弱,叠加海外贸易冲突加剧,我国原有的“两头在外”模式发展受阻明显,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面临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因此,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仍为经济工作主线。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加剧,我国人口红利逐步消失,但人均GDP增长潜能巨大。自2015年以来系列供给侧改革政策有效推进,帮助企业产业升级,降低能源消耗;调整经济结构,实现要素实现最优配置,提升经济高质量增长。因此,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各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提高生产要素的流通、配置效率,以提高经济潜在增速水平,畅通国内大循环。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共同富裕。在做大经济总量“蛋糕”的基础上,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分好“蛋糕”。首先,改变区域发展差距,打破国内区域市场保护壁垒,提高收入规模。其次,深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国高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传统周期性行业和地产金融等行业,得益于相关政策,而非取决于创新力的提高与生产能力的增强。因此要优化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结构,实现收入与消费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同时,要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发挥税收对再分配的调节作用。


二、政策主旨解读


内循环体系实施的纲领性文件,建立统一高效的内部市场。统筹发展和安全,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全面推动我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为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坚强支撑。


突出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减少人为干预、地方干预,公平竞争制度。《意见》中提出“五立一破”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五立”是指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而“一破”是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中央政府积极作为,统一监管规则和标准,打破地方壁垒性政策。过去中央给予各地方财政权和部分立法权,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政府参与投资等方式发展地方经济,逐步发展为地方贸易保护现象。后续中央将进一步收紧地方在干预经济上的行政立法权,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从而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此外,政府需要加强市场监管行政立法工作,完善市场监管程序,加强市场监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依法公开监管标准和规则,增强市场监管制度和政策的稳定性、可预期性。使有为政府成为有效推动经济发展的权威力量,建立完善市场机制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


以内为主,建立新的增长动能,鼓励创新创造,高质量供给、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形成。再次确立双循环中“内循环”的主体地位,主动挖掘国内市场潜能,打通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形成的“堵点。立足内需,畅通循环,使建设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成为一个可持续的历史过程。


三、对商品的影响分析以及政策未来发力方向推演


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全局性规划,更是中长期规划,进一步明确未来市场长期发展的方向,短时间内对经济和市场的提振作用较为有限,但可以有效改善中长期经济预期。深挖《意见》中重点关注的领域结合4月13日国常会的相关内容,我们认为未来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向。


商品资源市场方面:


一是粮食安全,粮食自主可控。我们认为,短期尚难以摆脱对海外农产品的进口依赖,但远期有益于实现粮食自主的战略目标;今年我们仍旧看好国内农产品价格温和上行。


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但是,短期来看,我国粮食对外依赖度依旧较高。据海关总署数据,2021年全年中国进口粮食16453.9万吨,占粮食总产量68285万吨的24.1%,粮食对外依存度为19.4%。其中,进口大豆9651.8万吨,占总进口的58%,其余进口较大的谷物包括玉米、大麦、小麦、高粱等,但数量都无法与大豆相提并论。截至目前,全球粮食价格指数持续飙升,这主要受到农产品长期产量瓶颈约束、能源通胀对种植和运输成本的支撑、拉尼娜极端气候冲击以及俄乌地缘冲突影响。


全球农产品面临长期产量瓶颈约束,农产品价格易涨难跌。目前,全球主要粮食产量大多已触及天花板,比如大豆和玉米。我们认为,农作物产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种植面积和单产水平,从长周期看,未来许多农作物都面临产量增长瓶颈的限制,全球软商品、大豆、谷物和其他油料作物都面临类似问题。


关注能源通胀支撑下,造成农产品种植成本和运输成本大幅上升。农药化肥从种植端、原油从农机田间作业端和交通运输端共同提高22年上半年农产品成本。农产品成本端主要来自种植端的农药化肥,以及农机田间作业和交通运输成品油及设备使用费用,因此农药化肥、原油与农产品价格有着较高的正相关性。我们预计,22年上半年海外高通胀仍将延续,原油上半年仍有希望处于高位区间运行,农药化肥价格亦将受到原油成本的支撑,它们将在成本端继续支撑农产品价格。


极端天气拉尼娜气候影响产区供给预期支撑棉花、白糖上行。中高强度拉尼娜影响产区供给预期支撑棉价和糖价上行。根据美国气候部门预计,拉尼娜将延续至今年夏季。


俄乌冲突加剧中期农产品供给短缺态势。一方面,海运贸易严重停滞。在乌克兰8个主要港口中,西南部的敖德萨、皮夫登尼、米科拉伊夫和切诺默尔斯克承载了乌克兰近80%的粮食出口,其中,敖德萨13%,皮夫登尼18%,米科拉伊夫22%,切诺默尔斯克26%。由于俄乌冲突,现乌克兰西南部各港口已经全部停止运营。另一方面,乌克兰春播后延叠加耕作面积骤降风险。乌克兰前农业部长表示,乌克兰2022年春季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可能仅有700万公顷,相比之下,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播种面积预期为1500万公顷。根据信息显示,乌克兰今年春耕作物的减幅可能在50%左右,而具体的减少数量还会受到俄乌冲突的未来发展影响。乌克兰作为欧洲粮仓,其大麦、玉米、葵花油和葵花粕的产量和出口量都在世界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二是能源安全,结合目前中国能源商品市场对外依赖情况分析,其一是更全面的能源商品市场规划,现货市场统一发展;其二是新能源行业发展。我们认为,在全球传统能源(石油及天然气)短缺难解的境况下,我国或加速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同时保障动力煤等传统能源自给能力,构建能源自主的护城河。在此政策引领下,远期利多新能源有色金属(铜、镍、银、铝)价格,利空动力煤价格。


上半年全球原油需求仍将维持高位韧性。全球原油库存与全球PMI高度反相关,22年上半年欧美PMI仍将延续中高景气水平,加之供给短板,原油难以大幅累库,加之俄乌冲突风险犹存,或对原油价格形成较强支撑。风险层面,警惕美国政府压制能源通胀,拜登政府宣布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平均每天在市场上增加释放100万桶战略石油储。此外,原油、天然气已成为俄乌冲突博弈的筹码。3月上旬,英美澳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等能源(有45天宽限期,目前临近执行时点);欧盟对俄石油禁运意见不一;俄罗斯要求“不友好”国家以卢布购买天然气;国际能源署预计自4月份开始俄将停止300万桶/日的石油生产,影响总出口量为250万桶/日。


远期来看,我国提出“3060”的目标及愿景之后,总书记进一步承诺,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英国、欧盟、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南非等22个国家把实现碳中和的目标年份定在2050年。彭博研究预计,到2050年左右,风电、光伏发电量全球占比将高达56%;未来30年新建电源投资规模达到15.1万亿美元,其中的80%将落在风电、太阳能发电和储能三大产业。我们认为,这将长期利好新能源商品,如铜、镍、银、铝;长期利空煤炭类传统能源。


基础设施: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形成畅通高效的国内大循环。


我们认为,新老基建并举、长期发力是关键所在。其中,新基建未来发力方向或为光伏、风电、储能、电网系统升级改造、充电桩等等,这将中长期利多新能源金属(铜、镍、银、铝等)的价格。


传统基建方面,建设现代物流体系,升级物流系统。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中,对现代物流体系建设进行了明确表态,需优化商贸流通基础设施布局,推动国家物流枢纽网络建设,大力发展多式联运,推广标准化托盘带板运输模式。十四五规划中对于综合运输服务的规划,提及2035年将基本形成全国123出行交通圈(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3小时通达、全国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和全球123快货物流圈(快货国内1天送达、周边国家2天送达、全球主要城市3天送达)。


根据商务部数据,2020年全国物流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为14.7%,超越全球10.8%的平均水平,几乎是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的两倍,因此当前物流成本增效空间很大。由于当前我国铁路运输仅占物流体系的不到6%,而公路货运能力占中国整个货运能力的85%左右,其余水运、航运等运营方式约占货运能力的10%。因此后续要大力发展铁水联运、多式联运等方式,提高运输效率;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推进多层次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与发展。


根据我们分析,传统基建项目在前中期对黑色建材板块有较为明显的拉动效果,但是黑色建材的需求中枢本质是地产行业,传统基建的单一拉动对远期黑色建材需求改善贡献有限。


新基建方面,加快数字化建设为主。《意见》中提到要加快数字化建设,推动线上线下融合发展,形成更多商贸流通新平台新业态新模式。新基建是智慧经济时代贯彻新发展理念,为实现国家生态化、数字化、智能化、高速化、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型基础建设,以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基建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七大领域,融合产业创新与科技创造,实现基建转型。结合前面提及的国家能源安全建设,需大力发展新能源行业,我们认为,新基建未来发力方向或为光伏、风电、储能、电网系统升级改造、充电桩等等,这将中长期利多新能源金属(铜、镍、银、铝等)的价格。


产业领域方面:加快行业整合,提高科技自主创新力。


深化区域行业分工,优化资源效率。由于各地区资源禀赋不同,地形、水文、气候、土地、矿产、人口、文化、等分布情况不同,因此历史发展方向也不同。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受气候和水文影响在经济方面的资源禀赋方面具有优势,而京津冀区域的城市在政治方面的资源禀赋占优势。因此各区域应该深化区域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协同合作,提高效率。1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规划顶部文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强调了“东数西算”的重要意义。“东数西算”即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由于东部算力能力较强,但是土地资源较为紧张;而西部地广人稀,适合建设庞大的数据中心,但算力资源较为薄弱,因此“东数西算”工程完美结合区域资源优势,东西部协同发展,提升资源使用效率,助力建设统一大市场。


突破地区壁垒,开展产业整合。当前部分地区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的存在导致大量小微企业过度同质化竞争。废除属地保护性政策,开展产业整合可以有效分配生产要素构筑新的产业链、通过优势互补,合理分工,行业加快整合,使得效率更快提升。当前我国乡村产业振兴政策中,就有以村或镇为单位的“一村一品”、“一镇一业”政策。通过大力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市场化建设,将产村产镇深度融合,发展主导产业,全力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目前“一村一品”政策实施效果良好,截止2020年,我国共有3274个村镇获得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认定,其中从业农民数量占村常住人口的50%以上的申报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所在镇平均数量约高20%以上。我们认为,后续产业整合政策可能延伸至工业等其他领域,通过合理分工、各地发挥资源优势,提高行业集中度,促进区域形成优势产业。


促进科技创新,激发经济内生动力。当前我国供应链“补齐短板”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创新,壮大技术科技型企业;“拉长长板”则需对中小型出口企业提供更多政策的呵护。《统一大市场意见》中也将“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作为主要目标。2021年730政治局会议上,将“专精特新”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推进中小企业创造力,加快技术成果产业化应用,提升产业链的稳固性和竞争力。截止2021年,我国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已超4500家,其中GDP总量排名前四的广东、江苏、山东与浙江四省“小巨人”总量占全部“小巨人”企业总量的三分之一,而GDP总量排名落后的五省暂无“小巨人”企业。根据数据可以发现,目前各省GDP排名与“小巨人”企业数量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但也存在广西、山西、天津等GDP较为落后的省份出现较多数量的“小巨人”企业的情况。因此,如果未来各省对科技创新型企业持续大力发展、提供更多政策支持,则对后续GDP的带动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消费市场:加快缩小区域消费水平差距,助力消费升级。


中国逐步转向消费驱动型国家。2014 年起,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在GDP增长贡献率中的占比超过资本形成,且持续领先;同时,我国城镇化率逐年上升,截止2021年已达到64.72%。我们认为在当前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正在从投资驱动逐步转向消费驱动。结合当前美国的数据对比发现,美国消费支出对GDP的拉动长年维持在80%左右,且城镇化率在2010年时已经达到80%以上。因此我国仍有巨大消费潜能可以释放,通过需求侧改革来激发内需活力成为重中之重。


缩小区域产业不平衡,拉平收入差距。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收入水平的差异将决定消费能力的高低。根据202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5128元,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7412元,而农村居民为18931元。同时,甘肃省成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低的省份,仅为22066元;而上海是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省份,达到78027元。由此可见,区域收入差距差异仍然巨大。我们认为收入差异的根本是由于区域产业发展不平衡导致,因此需要结合上文中所说,加快产业整合、开启产业结构升级才能早日拉平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提升消费服务质量,实现消费升级。《意见》中明确表示,要改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全面提升消费服务质量。同时2018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的公布,“消费升级”上升为国家战略。我们认为,居民消费升级本质是一次需求侧改革,是实现需求结构转型与升级的主要动力;使居民对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比重逐步下降,而对于自我实现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消费比重逐步走高。根据居民消费结构可以看出,当前居民对食品烟酒和衣着的需求占比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同时以交通通行和医疗保健为代表的服务类消费总体呈现上升。结合4月13日国常会中提到的加快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培育壮大智慧产品和服务等“智慧+”消费相关政策,我们认为后续政策上将持续推动民生领域的相关产业基础再造,如人工智能、物联网、5G等技术赋能于智慧零售、智慧办公、智慧医疗等消费场景,助力居民提高消费质量,实现消费升级。


资本市场:发挥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发挥资源配置能力。资本市场的强大融资支持是统一大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资本市场将持续发挥资源配置能力,引导社会资金及资源优先流向创新技术、产业整合等领域,为产业升级提供强大的融资支持。当前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由于间接融资通过银行的理财、委托贷款、资管业务金融部门等周转流动,导致企业部门负债率偏高,金融附加值增大。当前我国银行、券商、保险等金融部门合计金融增加值不到5%,但非银金融部门的金融增加值达到3%左右,无形中增加了企业融资成本。我们认为,后续发展直接融资市场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和企业部门的负债比例,另一方面也将更直接的扶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


持续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的作用。结合4月12日国常会中提出,针对当前形势变化,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覆盖率,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推动银行增强信贷投放能力,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受疫情严重影响行业和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我们认为,金融将持续突出服务实体、继续拉动经济“稳增长”的作用。


外贸国际流通: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国际贸易流通


改善出口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随着国内大循环堵点疏通,以统一大市场为支撑,有效利用全球要素和市场资源,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在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主要涉及亚洲和欧洲各国,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带动建设西部地区并实现对外经济贸易。后续,随着产业与消费双升级稳步进行,我国将更有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协作中,向内带动国内经济大循环,加快二者相互促进,最终形成经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完善统一市场制度,吸引外资。《意见》中提出加快推动修改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建立公平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保障机制;完善垄断行为认定法律规则,健全经营者集中分类分级反垄断审查制度。体现出政府将在互联网、医药、大数据、资本市场等多领域强力维护市场健康发展,推动制度性开放,从而增强全球吸引力与竞争力。

责任编辑:李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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