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风期货“稳增长”一揽子政策如此积极,为何A股表现如此不尽如人意?这或许是今年以来持续困扰投资者的问题。 我们构建了大类资产配置的“六维打分体系”,分别从宏观面、中观面、资金面、估值面、情绪面和政策面着手,通过反复地回测和稳健性检验,而后赋分,再对不同时点各类资产配置进行打分,最后得到资产配置建议。不同维度得到的资产配置内涵有一定的差异,除了资产类别的差异外,还有有效期长度的差异。宏观面的有效期更长,情绪面最短。 本文从资金面(即金融周期)的视角来解释近期A股市场的表现,并对未来行情进行展望。截止到今年4月,宏观综合流动性条件已经进入中性区间以上。细分指标方面,金融市场流动性的改善最为明显;实体流动性仍在中性位置上下波动,4月跌回负值区间;股市流动性仍运行在负值区间,在三大细分项中读数最低。短期而言,A股配置仍以防御板块为主。中长期而言,结合宏观面、估值面、政策面来看,A股配置最佳时间渐行渐近。 一、近期市场回顾:周期视角的理解 2021年底以来,A股经历了约5个月的回调。上证指数由去年12月13日的3708点高位跌至4月27日的低位2863点,跌幅22.8%。期间,创业板跌幅更是高达约40%。4月底以来,市场开始修复,但仍处于底部区域,接近疫情前水平。图1为2022年以来全球大类资产表现,权益资产整体回调,成长领跌,大宗商品表现抢眼。 自上而下理解,2021年下半年以来,能耗双控、平台规制和地产调控政策之下,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逐步显现。去年底开始,财政、货币政策持续发力。在跨周期调控思路指引下,2021年财政开支后置,2022年财政融资前置。央行于去年12月宣布全面降准50BP后,又于今年1月和4月别降息、降准。然而,在俄乌冲突、美联储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和国内疫情反复等多重因素烦扰下,政策宽松未能提振投资者风险偏好。进入5月以来,上海疫情防控压力边际缓解,美国开启“衰退交易”,滞胀压力或逐渐缓解,市场情绪正在向着积极的方向转变。“稳增长”和困境反转的交易逻辑重回视野。 影响近期A股情绪承压主要有3个主线:第一,疫情扩散、防控策略、宏观政策和经济周期的冲突是后疫情时代宏观分析的一条主线;第二,2月底爆发的俄乌冲突,提高了全球能源危机和粮食危机爆发的概率;第三,3月以来,国内新冠疫情出现反复,中断了年初以来的复苏进程,提高了全年稳增长的压力,扰乱了全球供应链修复的进程,也会降低海外通胀下坡的斜率。俄乌局势、全球通胀和国内疫情仍然是主要影响变量。俄乌局势仍不明朗。海外通胀进入逐步“摸顶”阶段,美国的顶部或已经在3月出现。疫情方面,继前期“复工复产”之后,上海于5月16日开始“复商复市”。疫情显著好转,但2季度和下半年经济稳增长的压力不容小觑。 经验上,权益资产配置的最佳时期是经济复苏和流动性条件偏宽松的阶段。这也是“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的由来。由于流动性条件也是经济周期领先指标,所以权益资产表现与流动性则呈显著一定的同步性。今年1-2月,经济周期已经进入复苏阶段,但受疫情影响,3月开始继续探底。虽然货币和财政政策都相对宽松,但我们构建的总体流动性条件却仍在负值区间(虽在边际修复)。即使不考虑外部风险和疫情冲击,经济下行和流动性条件偏弱的情况下,回调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A股市场和流动性之间的相关性存在一定的时变特征,且不同风格宽基指数与流动性的相关性也存在显著差异。如果用社融存量的同比增加值来衡量一般意义上的宏观流动性,用沪深300衡量大盘股的表现,2003年至今两者相关性高达0.74,2020年疫情后降为0.58,但2008-2015年的相关性仅为-0.05。2008年前、2015年后则分别为0.93、0.89。 历史上,社融和股市的几次显著背离均发生在市场的阶段性底部,如2012年的创业板底、2016年熔断底、2020年的疫情底,两次股市都随着流动性上行大幅反弹(图2)。疫情、战争、风险事件等短期冲击容易引发市场超跌,背离对投资者来说可能也是机会。中长期来看,随着基建和地产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弱化,居民财富配置开始向金融资产迁移,增量资金入市和投资者结构的日趋多样化,股市和流动性的关系逐渐变得复杂。 二、中国金融周期:指标构建与阶段划分 从流动性创造机制来看,央行在银行间市场,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货币政策工具,向商业银行投放基础货币、调控金融市场流动性,构成流动性供应的第一层级;商业银行通过信贷等方式向实体经济提供流动性,实体经济再以存款等形式将货币回流至金融体系,通过乘数效应实现信贷扩张,对应实体经济层面的流动性。 流动性的层级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市场体系中相对直观。货币传导机制顺畅时,上述两个层级的流动性具有一致性,即货币政策通过调控金融市场流动性,来引导实体经济流动性。社会融资规模相对全面地衡量了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社融与以M2为代表的货币供应量,分别代表了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方[1]。目前,我国市场化利率体系基本形成,货币市场对应金融资产交易的资金成本,信贷市场对应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比起由银行主导的货币和信贷市场,股债等直接融资部门的流动性机制相对简单,非银金融机构在其中起到了联通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关键作用。 我们对流动性的理解,主要从宏观流动性和股市流动性两个维度展开,前者分别从金融体系、实体经济两个层次,反映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资金状况和实体信贷松紧程度,后者主要分析权益市场内部的资金供需边际变化。其中,金融流动性考虑了从央行到金融机构,以及不同层级资本市场内、金融机构之间的流动性,实体流动性反映了最终进入居民、非金融企业部门的资金。 金融流动性对货币、信贷和债券市场价格的影响相对直接,资金在不同金融市场间的配置状况,会直接影响资产价格,作为央行流动性供应的入口,对实体经济也有较强预测能力。实体流动性提供了股市的主要资金来源,并通过影响经济基本面、企业盈利预期、市场风险溢价进而影响估值,可以说,宏观流动性奠定了股市流动性的基础。此外,随着金融市场深化、投资者结构的丰富,股市内部的微观结构和资金流动,短期内对股价的影响越来越大。即使在宏观流动性相对充裕的情形下,由市场情绪、流动性恐慌等短期因素导致的场内资金紧张,也可能导致股市表现不佳。因此,有必要结合资金供需方行为对场内资金的影响,单独考察股市内部的流动性。 基于对以上流动性内涵的理解,我们分别从金融、实体、股市三个维度,选取了37个核心量价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PCA)构建了综合流动性性指数,以全面反映流动性状况(图3),并利用该指数考察流动性和资产价格的关系。通过计算总体流动性指数和三个分维度的指数与资产价格的相关性,我们发现,总体来看,股、债、大宗商品和综合流动性均呈现正相关。其中,股票、工业品相关性更强;股票受实体、股市流动性影响较大,尤其是后者,债券受金融流动性影响更大,工业品和实体流动性相关性较高。值得强调的是,我们构建流动性指数是为了刻画当前金融状况,并识别历史上可能存在的金融周期,而非寻求和股价等相关性更强的指标。因为几乎对任何资产,都不存在单一且稳定的领先指标,但通过识别周期并计算历史阶段的资产表现、发现可能存在的规律,能从配置层面,为当前位置提供参考。 如果分别用流动性指数和经济指数的趋势项衡量金融和经济周期,会发现,2008年至今,我国经历了约4轮完整的经济和金融周期,刚好对应了5次影响较大的经济下行和周期性货币宽松(图4)。由于2020年新冠疫情刚好发生在2018年去杠杆后的金融周期上行期,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后迅速恢复,短期多次降息后,货币政策随之恢复常态化,直至去年下半年,由于疫情反复+地产监管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并持续至今,货币政策再度开启宽松。因此,2018年4月至2021年7月,可视为一轮完整的金融周期,当前正处于第5轮周期和第6轮货币宽松中。 通过梳理历次周期性的“降准+降息”时间线(表1),并将其与金融周期时间线对应,我们发现:每轮货币宽松刚好对应了金融周期的底部上行阶段,且每轮金融周期的开启都发生在首次降准附近。除了2014年政策宽松时间较长,持续到金融周期的波峰位置,以及2020年的宽松发生在短短2个月以内,其他几轮宽松都刚好持续到金融周期接近零的位置。一般而言,央行只有在认为经济周期持续下行,且位于其潜在水平以下时,才会开启宽松,对应着金融周期的底部上行;在经济周期由衰退阶段(Recession)触底反弹,逐渐切换至复苏阶段(Recovery)时,才会停止政策宽松,金融周期由负转为正,流动性由偏紧转向宽松——我国的金融周期和货币宽松也基本符合以上规律。 进一步验证金融和经济周期的规律,会发现金融周期领先经济周期约3-9个月,金融周期开启上行阶段,往往对应着经济周期下行且趋近底部位置,市场阶段性底部也往往发生于该区间。其中,除了2014年和2018年,经济周期都在金融周期开启后约3个月左右触底反弹;除了2011年欧债危机,市场持续下行,创业板底发生在约1年后,其他4次宽松开启阶段都出现了阶段性市场底,前期都遭遇了市场大幅下跌。考虑到当前经济周期大致触底,海外风险逐渐消退后,4月中才迎来降准,随着疫情好转,实体流动性也将逐渐改善,股市流动性已有边际好转的迹象,未来金融周期大概率继续上行,根据历史经验,前期大幅下跌后,我们可能正迎来关键的阶段切换点。 二、中国金融周期:指标构建与阶段划分 通过计算金融周期不同阶段的资产表现(图5),我们从统计上证实了上述规律,即股票在金融周期的第一阶段表现最差,期间流动性状况相对紧张,经济周期处于趋势下行的衰退阶段(Contraction)逐渐触底(图6),该阶段债券表现最好,大宗商品疲弱,美元大幅走强对应人民币偏弱。随着经济触底反弹,经济周期进入复苏阶段(Recovery),但仍在潜在水平之下,金融周期进入第二阶段,流动性重回宽松且保持上行,股票触底反弹,因此,第一、二阶段切换位的判断对于股票的低位买入十分重要,为了避免左侧风险,投资者应在第二阶段的信号相对明确后再买入;债券表现良好,但配置价值相对前一阶段减弱,工业品和黄金相对前期大幅改善,美元转弱。 股票的强劲表现将持续至金融周期第三阶段,此时流动性仍然宽松但转为下行趋势,股市表现强劲,但下跌风险也在不断积累;经济则处于扩张阶段(Expansion),债券表现随之变差,大宗商品和黄金的配置价值较好。当金融周期进入第四阶段,流动性转为紧缩,股票将出现大幅下跌,所以,第三、四阶段切换位的判断对于股票的高位卖出极为重要,投资者在第三阶段就应该适时减仓;经济周期进入过热放缓阶段(Slowdown),经济表现依然强劲,通胀压力抬头,该阶段除了创业板,金融资产整体表现一般,可适当增加实物资产投资,美元大幅走弱对应人民币走强。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表现具有较强持续性,相比大盘其良好业绩能从经济复苏持续至过热,下跌风险发生在经济由过热转为衰退的位置;除了衰退阶段为负,月度收益率都在2%左右,但其波动性也较大。 整体来看(图6),我国资产表现随经济、金融周期变动的规律,同发达市场基本一致。都是在经济衰退、金融周期底部上行但依然偏紧时,股票和工业品表现最差、债券表现最好;在经济上行时,股票和工业品表现较好;经济强劲时,债券表现变差;经济过热时,金融资产整体表现不佳。不同资产在具体阶段的表现仍存在区别,如美股随着经济周期从复苏到衰退逐渐变差,由衰退到复苏迅速触底反弹,仅在衰退期收益为负,下跌风险多发生于此,但前期留给市场调整的时间相对充足;而A股从衰退阶段的底部逐渐修复,似乎需要更多时间,复苏阶段迎来反转,但直至扩张阶段才大幅上涨,随着经济过热放缓,又开始面临高位下跌风险。因此,A股在整个周期的持续下行时间长于美股,底部修复时间也更长,中间还面临着较大急跌风险——操作难度远大于美股。 为了进一步反映阶段内的股债表现,我们将以上4个阶段平均拆分为8个阶段,并将零附近设定为中性阶段,对应金融周期一、二阶段,以及三、四阶段之间的区域,该区域恰好为市场反转的重要切换位置,此时,底部反弹或高位下跌信号尚不明确,市场处于谨慎观望中。计算结果显示,股票在金融周期波峰位置表现最好,在波谷位置表现最差。创业板表现稍领先于大盘,但表现相对不稳定;债券在金融周期开启的位置表现最好(表2)。 综合考虑股票风格、当期表现及业绩可持续性,我们将分值区间设定为[-2,2]共9档,按照9个小阶段的股票综合表现好坏,从高到低赋分,再根据流动性指数的趋势项所处位置,即可从流动性维度给股市打分(图7)。为了验证该赋分方法的稳健性,我们根据历史得分和股债阶段表现,构建了一个简单的配置策略:-2和-1.5时,清仓股票全部配置债券;-1、-0.5、0时,创业板仓位60%,其余配置债券;0以上时,A股仓位在60%的基础上,随着得分增加每档递增5%,其余配置债券。 回测结果显示,该策略的收益率和稳定性都显著优于基准,尤其是中长期来看(图8),2010年至今累计回报约169.1%,年化约10.3%,夏普比约0.49。值得强调的是,金融周期每个大阶段平均持续约10个月,小阶段约5个月,且该得分仅考虑流动性维度,因此并不完全反映我们对月内股市走向的看法,流动性打分反映的是当前金融周期位置所体现的股票配置价值。 基于前文对本轮下行期间宏观和流动性状况的分析,如果按流动性指数的正负来定义宽松和紧缩,我们认为当前流动性状况为:“宽金融+紧信用+紧资金”,经济周期位于由衰退向复苏切换的底部区域,金融周期位于由紧缩转向宽松的第一、二阶段过渡位置,相应的股市流动性得分为0——市场正迎来底部修复的阶段切换点。那么,底部修复时期具体如何配置? 我们进一步统计了四个金融周期阶段的股债表现(表2),基于历史规律给出如下建议:资产配置层面,短期内债券的配置价值还在,股票和工业品价值已逐渐显现,海外通胀高企、无风险利率抬升的背景下,也可适当配置美元和黄金。对于权益市场,金融地产、建筑、电力及公用事业、食品饮料、农林渔牧等防御性行业仍可适当配置,未来,创业板、有色金属、国防军工、消费者服务、电力设备及新能源等的配置价值将逐渐上升。对于债券市场,当前企业债、长债的优势仍相对明显,未来信用债的配置价值可能有所回升。 [1]盛松成、翟春,《中央银行与货币供给》,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李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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