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这一消息的公布犹如巨石入水，在全球资本市场上引起了近乎连锁式的巨大波澜。中国股市乃至全球股市出现大涨，上证指数在6月21日大涨72.99点，幅度为2.9%；人民币汇率创汇改以来新高，当日大涨299个基点，最大涨幅为312个基点。面对市场这样波澜壮阔的走势，今年以来一直备受熊市煎熬的市场多方开始扬眉吐气，相互攀比着提升今年股市的预测高度，甚至开始把今年的第二次汇改与2005年的汇改相比，憧憬着出现一轮气势如虹的大牛市。市场的这种期待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实际也不现实的。与05年的第一次汇改相比，这一次的汇改无论是客观环境还是发展条件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首先，这两次汇改无论是从内容还是形式都有着本质差别。05年汇改是蓄之既久，10年汇改是强弩之末；05年汇改是担负大国责任，10年汇改是屈从外部压力；05年汇改是步入升值通道，10年汇改是掉进升值陷阱；05年汇改是为了拓展发展空间，10年汇改是为了避免国际制裁；05年汇改股市和房市都在底部，且有股权分置改革的重大题材，10年汇改面对的是经济的乱象丛生，经济与社会矛盾都处于全面爆发期；05年汇改对经济是重大利好，10年汇改对经济是重大利空，实体经济的现实处境与长远发展都将面临雪上加霜的重大打击。如果说，05年的汇改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点主动性的话，那么，这一次的汇改就完全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在国际重压下的一种无奈选择，其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要远远高于正面影响。

　　其次，这一次的汇改把增加人民币的汇率弹性作为核心内容，但实际效果却远远不是一句增加货币弹性所能解释的。如果是增加货币弹性，就应该在大趋势上有涨有跌，而不能在确定了上涨目标的前提下大涨小回，更不能只往上弹而不往下弹。如果把增加货币弹性在实践中演绎为趋势的总体向上，那就会吸引国际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央行就不得不发行更多的货币来对冲，国内经济和普通民众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会加剧通胀的到来并且会膨胀欧美国家“吃中国饭”的野心和企图，这将对中国极为不利。面对国际社会屡试不爽的施压手段，如果我们只是在嘴上强硬，而在实践中却总是大踏步后退，那么这种倒退的最后一步就是深渊！从一定意义上说，央行在6月19日的一纸公告可堪比“广场协议”，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会对中国经济形成多重打击。搞得不好，中国经济就很可能步日本经济长期衰退的后尘。可以说，人民币继续升值注定会使本已十分羸弱的中国经济再遭重创，并且会进一步放大整个经济中早就存在的负面因素。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正遭遇多年来最严重的困境，内需与外贸拉动经济的两驾马车都已陷入泥潭，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币受外界压力继续大幅升值，那么对外出口就将面临更困难的局面，整个经济也将面临内外呼应的双重夹击。对经济的重大利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股市的重大利好，这两天的股市反弹，不过是护盘资金在借题发挥，以刻意为农行上市营造市场的向暖氛围。在整个市场利空遍地、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宏观与微观背景下，指望股市能走出反转行情是极不现实也极不可能的。

　　第三，二次汇改所导致的人民币升值，其空间将极为有限。人民币即使升值，也至多有2—3%的空间，这与05年的升值完全不同。即使把人民币升值视作利好，那么这个利好的力度与持续性都会微乎其微。对于中国经济与中国股市来说，都是冬天已到，严冬未至；反弹会有，反转不会来。未来的中国股市，将面临着长期的严峻形势，市场将开始其漫长的、自由落体式的寻底过程。这个过程将痛苦而又艰难。对于A股市场来说，走出“三破”行情的概率已经大大增加：一是破发。会有大批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跌破发行价。二是破净。会有相当多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跌破净资产。三是破元。如果ST股票新政能在农行上市后如约推出，那么就会有相当多的ST股票完全失去“壳资源”价值，ST股票就很可能出现崩盘走势，破元的“仙股”也就会应运而现。

　　四万亿救市是中国经济的“滑铁卢”，这一重大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将在未来的长时期中日益明显地反映出来。2008年底，中国经济的内在矛盾已经全面显露，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体制与机制障碍。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调结构机会，可我们却想当然地把经济矛盾的爆发归结为外因，并且轻率地启动了大规模的救市计划，结果导致本已十分严重的结构矛盾更加扭曲。虽然说30多年的高速发展增强了中国国力，但在这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消耗。高房价使房地产业的支柱地位彻底动摇；产能过剩与结构扭曲造成无效增长严重；新经济增长点的难产使得增长后劲乏力；外贸环境的恶化更是旧伤未愈又添新愁。宏观政策把调结构作为主线，意味着中国靠数量扩张的两位数增长时代的正式结束。

　　中国经济是一个双面“镜子”：一面是生机勃勃，一面是矛盾重重。处于“十字路口”上的中国经济正面临日益复杂、日益严重的全面挑战：负面因素多于正面因素，衰的因素高于“长”的因素，激化矛盾的因素大于舒缓矛盾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滞胀”的危险也开始由可能向现实演化。由于在GDP增长中有三分之二来自于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的最主要后果就是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结构扭曲，因此经济增长中的很大部分属于无效增长，调结构的深层涵义就必然是经济下猾，当GDP增幅低于6%、CPI涨幅超过3%以后，“滞胀”的时期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