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7月16-17日，在2022宏观形势年度论坛·夏季年会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所作的主题演讲精编。

　　如何判断当下经济形势？

　　首先我想讲，如何判断当下的经济形势？王文院长刚刚讲得特别好，当下的宏观形势应该被放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整体大环境中来考量。

　　我的观点是，过去常说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恐怕已经变成了“治理与发展”。当下，全世界面临国与国之间的治理失序，很多问题必须从这个地方找根源、从这个角度来看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目前，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出现了较高的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两难，根本原因在于其在应对百年大疫情的过程中采取了非常简单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治本的方针。在治理赤字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积极扩大货币发行，以美国为例，美国在近3个月内的新印钞票力度远远超过了2008年到2009年的操作，带来了持续一年半的股市大涨。

　　在财政政策上，美国直接给很多家庭发支票，但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家庭手中的现金量是很少的，一旦有支票会马上转化为消费。这一轮美国经济简单来讲是过热，过热的来源是在没有治本的情况下简单地扩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关于国际形势，刚刚朱光耀部长谈得非常好，我补充一下我的一点观察。我判断，包含美国、欧洲和日本在内的全球主要央行会加息，收紧货币政策，但这一次的力度会相对温和。因此，高通胀的态势在发达国家可能会延续相当长的时间，不会像80年代里根时期那样快速抑制住。同时，他们的财政压力还会持续上升，经济将会有低迷表现，但不至于像80年代初那样进入一个阵痛的短暂衰退期。

　　换句话说，西方国家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长的低增长、高通胀的时期，而不是因控制通货膨胀导致经济在短期内巨幅下滑、然后较快地反弹。对此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为什么有这个判断？基本理由是西方主要发达国家都是债台高企，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是他们的债权国，作为债务国的西方主要国家对高通胀的态度是复杂的。

　　对债务国而言，高通胀并不是坏事。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提出，发达国家应把通胀的基本标准从2%提升到6%。其次，从个人背景、个性和研究经历来看，美国、欧洲和日本几大央行的掌门人都是鸽派，没有沃克尔那样的鹰派了。面对保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冲突，他们会倾向于保增长，因此我们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下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那么，这样的国际形势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呢？影响是多方面的，有正面也有负面。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可能会炒作一个话题：尽管今年中国的增长速度超过美国，但以美元计价的中国经济总规模与美国的差距可能会拉大。2021年中国经济中国与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相差5万亿美元，这一数字在今年可能会拉大。

　　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以美元计价的GDP包括了通货膨胀的因素，全年平均通胀至少在8%以上，而中国经济通货膨胀率远低于美国，同时人民币兑美元可能略有贬值。因此，在这个背景下，以现价美元计算的中国GDP总量与美国的差距可能会拉大，将会成为西方媒体的炒作点。

　　但无所谓，因为经济增长说到底还是各国算各国的账，要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而不是按现价美元计算，我们的基本面仍是好的。

　　另外，我不认为今年人民币会因为美元加息而大幅度的贬值，因为我们的贸易顺差保持得很好，其中一个因素是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今年的经常账户余额可能会创纪录。

　　中国经济怎么样？

　　中国怎么样？刚刚时建中校长讲得非常好，坦率地讲，当下中国经济确实是遇到了疫情的冲击，经济运行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承认和面对，该怎么应对呢？我认为，我们正在三管齐下来应对当下的困难。

　　第一只手抓宏观政策。说得更具体一点，今年的财政政策恐怕还会更加地积极，远比名义的财政赤字量要来的大很多。政府实际的开支会较大上升，里面有很多具体的细节，财政刺激宏观经济发展的力度恐怕是近几年少有的。

　　同时，货币政策继续发力。为什么货币政策要发力呢？有人讲，这是不是大水漫灌了？我想应该这么理解，由于经济碰到了下行压力，因此很多企业，包括房地产开发企业遇到了流动性的困难，历史上商业经营的困难和当下的宏观经济下行碰头，产生流动性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反而是稳定性的政策。

　　所以，我理解今年的货币政策导向是用扩张来求稳定，防止地产企业和其他一些行业大型企业的财务困难传递。有人说这是不是要走凯恩斯主义的回头路？疫情是一场寒风感冒，导致我们发烧，发烧了以后人会烧出毛病的。中国人讲急症治标，短期在疫情情况下宏观政策是治标。所以，今年第一只手是抓宏观政策的。

　　第二只手抓什么呢？投资和产业。首先是基建。与2008年和2009年有所不同，我的观察是，这一轮基建的扩张和社会经济发展契合得比较好。比如，此时此刻正在加紧建设的是珠三角一带的大桥，从中山到深圳的深中大桥。这个桥非常有必要，因为整个珠三角是一个三角形，下面是港珠澳大桥，但最繁忙的是中间一段，现在只有虎门大桥。

　　所以，我们国家的基建现状很有意思：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基建越缺。因此，这一轮的基建许多是发达地区的基建。

　　其次是产业投资。这一轮投能源，包含风电、光电在内的新能源。怎么碳中和？必须投入。国家反复讲双碳先立后破，先立什么？光电、风电，还有输电网。

　　我坚定认为风电、光电投资在未来会盈利，民营投资现在不进来没关系，以后可以转让给他们，以统一大市场的观点来看，未来碳排放一定是统一大市场，绝对不会各自为政。只要建立统一大市场，碳的价格会上来，碳排放价格会上来，煤炭石油燃烧的价格会上来，就会凸显出光电、风电项目的商业回报性。

　　第三只手抓改革。经济方面改革抓手何在？就是要调动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市场经济应该是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富裕的本质就是让社会各个阶层在参与市场经济的活动中得到应有的、符合自己期望的回报。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坦率地讲，我认为有两个重要的社会的决策者，属于关键的少数，他们的积极性还没有被调动出来。

　　第一是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在过去一段时间，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的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恐怕有一些问题。比如，没有以创新和发展为目标，往往机械执行，或者是算历史的旧账，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民营企业家的积极性受到了挫伤。因此，我们要想方设法恢复他们投资和发展的信心。

　　第二是掌控经济决策的政府的工作人员。现代市场经济跟亚当斯密时候的市场经济的根本不同在于政府是市场经济重要的参与者。法国、北欧50%以上的GDP是政府分配的，美国是37%，我们在35%以上了，所以政府已经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现代市场经济有很多重大的决策要协调，单个企业的决策往往不一定是符合全社会利益的，所以必须调动政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对政府官员进行激励。

　　这点是中国40年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也是我们在国际上创立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初衷。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我们需要重新调动地方政府以及中央经济部门政府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让他们的行为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同步。

　　这方面的改革必须到位，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就不可能被完全释放，高院长所说的老百姓向往美好生活并为之奋斗的热情就不可能完全释放。

　　我呼吁，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百年大疫情，中国不仅要搞好宏观政策和投资，更重要的是要认认真真地重塑我们改革的机制，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重修政府与市场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