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冶金煤又分为炼焦煤和喷吹煤，比动力煤的碳含量更高、灰分水分更低。炼焦煤是生产焦炭的原料，而焦炭下游需求主要集中在钢铁工业（占比 85%），其中高炉炼铁是焦炭最主要的消费领域。

全球 70%的钢铁生产需要使用冶金煤。炼焦煤在焦炉中“焦化”（隔绝空气的条件下高温干馏）以生产焦炭。高炉生产铁水，喷吹煤被注入高炉底部，代替部分焦炭将铁水保持在所需温度。根据世界钢铁协会，全球约 70%的钢铁生产依赖长流程（即高炉炼钢，需要使用冶金煤），30%通过短流程路线（熔化废钢，不需要使用冶金煤）。1 吨高炉炼钢需要约 0.78吨冶金煤[1]，因此中国作为钢铁大国，也是冶金煤的第一消费国，消费量占全球消费量的 59%。

[1]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工业、科学与资源部

禁运前，澳大利亚是我国主要的炼焦煤进口来源之一。

通过整理 2011 至 2020 年的进口炼焦煤数据，我们发现 2013 年前蒙古国是我国最主要的炼焦煤进口来源，而受蒙古国反华舆论影响，叠加澳大利亚煤企的规模化经营策略，澳大利亚于 2013 年反超蒙古，一跃成为第一来源国，此后其进口量占比一直维持在 40%以上。

那么，澳煤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吃香？禁运后，谁替中国消纳了澳煤？若澳煤解禁，能够形成多少有效供应？多久形成？价格冲击如何？

正文

禁运前，澳煤为何在中国吃香？

高强度焦炭可提升高炉生产率，澳煤受全球追捧。焦炭在高炉冶炼中主要作为发热剂、还原剂和料柱骨架，并起着改善料柱渗透性的作用，帮助炉渣和铁水向下流入炉膛。高炉的生产率[3]主要取决于可吹入炉内的空气量，而空气量又是炉内气流渗透性的函数。如果焦炭的冷/热强度较差，那么它将过早分解导致炉膛透气性差，从而降低高炉生产率。而澳大利亚硬焦煤和半硬焦煤生产的焦炭 CSR[4]较高，因此受到全球范围内焦企和钢厂的高度重视。

澳主焦煤使钢厂能够以较低的焦炭率运行高炉。喷吹煤比焦炭便宜得多，是高炉焦炭的经济替代品，能承担发热剂和还原剂的角色，置换率一般在 0.7 到 0.9 不等[5]。喷吹煤的含碳量和热值越高，焦炭置换率越高，大多数高炉以 60-70%焦炭和 30-40%喷吹煤的比例运行。尽管澳喷吹煤具有高热值、高焦炭置换率，但其成本效应取决于澳优质焦煤的可用性：喷吹煤用量增加意味着，发挥料柱骨架和改善料柱渗透性作用的焦炭用量会相对减少，为了保持高炉生产率，焦炭的高强度变得更加重要，尤其是大型高炉。

与此同时，中国现有冶金煤的产量与品质明显不足。根据世界钢铁协会，2021 年中国粗钢产量 10.3 亿吨，假设长流程占比 85%，折算出我国钢铁生产需要约 6.8 亿吨冶金煤；而根据万得资讯，2021 年我国炼焦精煤产量仅 4.9 亿吨，国内供应明显不足。

此外，我国主产地优质主焦煤资源正在枯竭。我国低硫低灰的优质主焦煤资源相对紧缺，其中，山西“柳林煤”为世界性稀缺资源，其主焦煤的质量可以与澳洲低硫低灰的主焦煤相媲美。然而，根据建投黑色团队调研情况，山西柳林地区的部分优质主焦煤矿区剩余开采年限已不足 10 年。由于前期过度开采，优质主焦煤现存煤层开采完毕，剩余煤层煤质为高硫高灰的劣质资源[6]，这加剧了我国炼焦煤的结构性短缺。

因此，我国对澳主焦煤的依存度逐年提升。根据中国煤炭地质（2019），全国主焦煤资源储量占炼焦煤整体资源储量的 34.2%，根据澳大利亚工业、科学与资源部，2019 年主焦煤出口量占整体冶金煤出口量的 67%。由此，我们假设国内炼焦煤产量中主焦煤产量占比 34%，而澳洲炼焦煤进口量 67%为主焦煤，折算出我国主焦煤对澳洲进口的依存度，呈逐年上升趋势，2020 年高达 15%。

[2] 在本文中，中国对澳大利亚煤炭的无限期进口限制，简称为“禁运”

[3] 单位时间内生产的铁水吨数

[4] CSR 是指反应后焦炭角度；随着 CSR 的增加，焦炭的“热强度”增加

[5] 即 1kg 喷吹煤可以替代 0.7 到 0.9kg 焦炭

[6] 山西省各炼焦煤矿区的成煤时代均为上部的低硫早二叠世山西统煤系，下部的高硫石炭纪太原统煤系。

禁运后，谁替中国消纳了澳煤?

失去中国市场后，澳洲冶金煤出口量下滑。2020 年 10 月，中国的发电厂和钢厂接到非正式通知停用澳煤。2021 年 5 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声明“无限期暂停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澳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共同牵头的中澳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下一切活动”。失去中国市场的澳大利亚，2020 年冶金煤出口量下滑至 1.72 亿吨（-6.8%），2021 年继续下滑至 1.67 亿吨（-2.8%）。我们对其主要出口市场进行拆分发现：

1）禁运对澳洲冶金煤影响从 2020 年就开始显现。2020 年，日本、中国两个市场对澳洲冶金煤出口增量形成主要拖累，其中出口至中国的冶金煤数量下滑 8.8%，对澳冶金煤出口减量的贡献度达到 30%，然而当年中国生铁产量全年同比+4.3%，四季度同比增幅更是达到12.5%。

2）中国停止进口后，邻国强劲的需求对澳煤出口形成支撑。2021 年澳洲出口至中国的冶金煤为零吨，中国对于澳洲冶金煤出口下滑形成 821%的贡献。禁运实施后中国煤炭一度供需失衡，迫使中国钢厂从非澳来源获取供应增量，去年来自俄罗斯、加拿大和美国的炼焦煤进口量均有显著增长。相应地，原先由中国消纳的澳煤转由其他市场消纳，其中消纳能力最强的是印度和日本，前者对澳煤出口增量的贡献度高达 200%，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印度冶金煤需求强劲——2021 年其国内粗钢产量同比增幅为 23%。

若澳煤解禁，能够形成多少有效供应？

3.1 澳煤产量面临扰动

新增产能仍在释放，但勘探开支有所下滑。QCoal 的库克矿现已投产，该矿是数个小型改扩建项目之一，其余项目预计在未来几个月陆续投产。考虑到动力煤生产商面临着财务、保险和社会许可证等问题，未来勘探可能以冶金煤为主；不过，澳大利亚煤炭勘探支出在第一季度下降到 4300 万美元（同比-15%），接近同期低位。

天气问题是澳煤生产面临的主要风险。自去年 9 月受拉尼娜气候影响，澳洲东北部降雨量高于往年水平，今年 3、5、7 月均出现了暴雨中断生产的情况。暴雨和洪水会淹没矿井，影响港口和铁路设施，还会导致煤炭库存的水分含量增加。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导致的劳工短缺也会阻碍煤炭生产运输，但是近期有缓解迹象。2022 年第一季度澳大利亚商品煤产量 0.96亿吨（同比-5.1%），创近五年新低，预计未来天气因素[7]仍将扰动澳洲煤炭供应，持续至 10月底。

[7]根据每日邮报，印度洋负偶极的海上西风将导致澳州东部地区七月初的降水量超过平均水平，这种天气可能持续四个月。

3.2 印度、欧洲市场或抢夺资源

在碳中和背景下，长时间尺度看，全球冶金煤需求存在下滑风险。短期内，钢铁生产仍然受到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和新冠疫情导致中国停产的扰动。尽管存在上述需求不利因素，但当前全球冶金煤库存仍然紧张，因此我们需要关注，解禁后印度、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四大市场是否会与中国大陆抢夺澳煤资源。

印度是中国最大竞争对手，其国内冶金煤需求强劲。2021 年，四大竞争市场粗钢产量基本恢复至疫情前水平，其中印度和中国台湾较 2019 年有明显增量，两年复合增速分别为 3%、2.9%。类似地，2022 年上半年，排除市场较小的中国台湾，三大竞争市场中，仅印度粗钢产量同比有增（+9.2%），日本、韩国粗钢产量下滑幅度超 4%。印度钢厂宣布了价值 110 亿美元的项目，未来两年内印度的炼焦煤需求仍有望保持增长。

然而，印度有意摆脱对澳煤的过度依赖。印度冶金煤进口量为全球第一，而近期其国内煤炭供应也有所释放。与此同时，印度正在努力实现供应来源多样化。

2021，澳大利亚约占印度炼焦煤进口的四分之三，而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进口份额分别下降到 3%和 5%。然而，在 2022 年上半年，暴雨和疫情一度中断了澳大利亚对印度的供应。因此，印度目前试图从俄罗斯采购更多冶金煤，两国之间的铁路运力正不断扩大。若中国解禁澳煤，印度或增加对加拿大、美国、俄罗斯的冶金煤采购。

欧洲 8 月禁令或将带来贸易流向变动。欧洲进口冶金煤的体量与韩国相当，2022 年一季度欧洲对澳大利亚冶金煤的进口量同比增长近 25%。欧洲对于俄罗斯煤炭的禁令将从 8 月开始实施，若中国解除澳煤禁令，欧洲不得不从其他非俄国家采购更多的煤炭。

综上所述，澳煤产量或受天气扰动有所收紧，但新增产能释放仍在持续，印度、欧洲市场可能会抢夺澳煤资源，然而，前者致力于摆脱对澳过度依赖，后者存在运距问题，对中国进口澳煤形成的威胁有限。

有效供应多久能形成？价格冲击如何？

4.1 温故知新：蒙古煤炭的“旧遇”

受反华舆论影响，2013 年 1-8 月中国从蒙古进口炼焦煤数量下滑至同期低位，6、7 月更是“拦腰斩断”，创同期新低；随后，8 月底蒙古民主党代表团访华，10 月底两国总理共同签署《中国和蒙古国战略伙伴关系中长期发展纲要》，舆论转向，9 月蒙煤进口量出现明显反弹，环比+228%，同比+190%。

与澳煤不同的是，蒙古这次为非正式限制，对澳煤的参考性在于：1）限制放开后，进口恢复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显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澳煤是海运煤，存在运力和运距的扰动，这一点我们随后讨论；2）恢复力度由供需基本面决定，且绝对数量基本不会偏离近五年同期历史区间。

就澳煤而言，月度进口量历史区间：9 月 200-320 万吨，10 月 153-240 万吨；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起，澳煤进口量下半年呈现下滑态势，主要源于我国的进口额度限制政策，2021年起为保障国内煤炭稳定供应，已取消额度限制。若排除进口限额的扰动，预计下半年月度进口的历史区间大致在 200-300 万吨。

4.2 澳煤价格优势显著，有利于进口增量

运距短的市场将被优先选择：运至中国的出口成本低。禁令实施后，澳大利亚煤炭的平均运输距离是增加的，尤其是到欧洲，禁令取消后运距缩短，有助于降低澳煤出口成本。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向中国出口煤炭多使用好望角型船舶，由于运力供应几乎没有过剩，运送中国的货物必须取代运往其他地方的货物。

当前国内外价差近 1000 元，解禁后澳煤价格优势明显。对比国内外价格，山西低硫主焦煤港口价格通常高于峰景矿硬焦煤到岸价，2020年四季度非正式限制施行后，价差明显走扩，反映出国内市场的供不应求；近期全球经济陷入衰退危机，钢铁市场持续降温，国内外价差再次走扩至 800 元附近，一旦解禁，澳煤性价比高于山西低硫主焦煤，有利于进口增量。

澳洲炼焦煤价格有望逐步回落，但低库存或加剧供应风险。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宣布7 月 1 日起，针对煤炭出口实行新的累进税率，超过 175 澳元征税 20%，超过 225 澳元征税30%，超过 300 澳元征税 40%，这无疑会增加矿山出口成本。尽管如此，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随着供应条件正常化，澳洲炼焦煤价格预计将有所下跌，波动性也将下降。未来风险主要仍在供应端，例如天气事件、潜在新冠疫情、进口禁令以及俄乌冲突，低库存可能加剧任何进一步供应中断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