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总有些事不是用逻辑能解释得清的。

　　欧文·费雪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他的思想比他的时代超前了10到30年。”这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第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拉格纳·弗里希在受了费雪半个多世纪的影响后，对费雪的评价。保罗·萨缪尔森继弗里希之后，次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说费雪1891年的博士论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学博士论文”。

　　100年前，“欧文·费雪”是经济学界如雷贯耳的名字，不仅同行们钦佩他，公众也仰慕他，但现在只有老一辈的经济学家才依稀记得他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亚当·斯密或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些经济学泰斗，其中凯恩斯是比费雪年纪稍轻的同时代人。是什么让费雪跌下了神坛？

　　经济学天才与人生赢家

　　费雪的光环退去当然不是因为他不思进取。“我还有那么多的目标要实现！”他在耶鲁读书时给一位老校友写信道，“我总觉得时间不够。我想多读书，我想写很多东西，我想赚很多钱。”

　　费雪对钱的执念是可以理解的。就在年轻的费雪刚上大学的那一周，他的父亲死于肺结核。命运对他不公，但给他补偿了才华。

　　费雪的干劲和才智让他很快脱颖而出：他在希腊语和拉丁语、代数和数学、公开演讲（成绩仅次于后来的一位美国国务卿）等方面屡获奖项，同时还是班上的优秀毕业生代表和划艇队成员。尽管成绩斐然，但这个年轻人求学时期却一直囊中羞涩，尝尽了在富人堆里困窘的滋味。

　　然而，在26岁的时候，费雪终于时来运转。玛格丽特·哈扎德——他的青梅竹马嫁给了他。玛格丽特家道殷实，因为她爸爸是企业主。费雪和玛格丽特于1893年成婚，婚礼极尽奢华，轰动纽约，甚至《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场婚礼。婚礼宴请了2000余名宾客，有3位牧师，一顿饕餮大餐和一个重达60磅的婚礼蛋糕。

　　婚礼过后，他们开始了为期14个月的欧洲蜜月旅行，等回来时，玛格丽特的父亲精心为他们准备的结婚礼物也已经备好，那是家人趁他们不在时为他们建造的一座位于纽黑文展望街460号的全新别墅，豪华的别墅里甚至贴心地配有图书馆、音乐室和宽敞的办公室。

　　关于欧文·费雪，我们需要知道三件事。其一，他是个狂热的养生专家。这不难理解，因为他父亲在他青年时期就过早地死于肺结核，15年后，这个病也差点要了他的命。难怪他恪守一套严格的养生制度：不碰任何酒、烟、肉、茶、咖啡和巧克力。有一次，一位客人在他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同时也注意到了他的怪癖：“那么多好吃的，我吃得都停不下来，他却只吃了些蔬菜和一个生鸡蛋。”

　　他不仅自己养生，而且四处宣传养生理念。他创立了“长寿研究所”，并说服刚刚卸任总统的威廉·塔夫脱担任该研究所的所长（这似乎很可笑：塔夫脱非常胖，可能是美国史上最胖的总统。然而，正是体重问题使得塔夫脱开始重视饮食和运动问题）。

　　1915年，当费雪快50岁时，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养生：基于现代科学的健康生活规则》。这本书当时极其火爆，虽然现在看来，它的诸多观点很搞笑：“我主张晒太阳浴，晒多久和晒到什么程度依个人感受而定……吃饭不能狼吞虎咽，要细嚼慢咽，嚼到不自觉吞咽的程度为止。”他甚至还讨论起走路时脚与脚之间的正确角度：“脚趾向外大约有七八度的样子。”还有一小段是关于优生学的，不过现在已经没多少人记得是怎么说的了。

　　尽管我们现在嘲讽这本书，但《养生》在那个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和费雪的经济分析一样很有超前意识。费雪将科学的思维方式运用到养生上，在书中，他畅谈如何锻炼，如何打坐冥想，在大多数医生都吸烟的时候，他就警告说烟草会致癌。

　　其二，他相信经济学或别的学科可以用理性、严谨的数学分析来研究。他甚至计算了一个人得了结核病在经济上的损失。他对素食主义和细嚼慢咽身体力行，发现这两样可以提高人的耐饥能力（1917年的一则名为《葡萄坚果的早餐麦片》的广告就引用了费雪教授的话）。在《养生》一书中，他还好心地告诉读者：“在现代科学服装的研究中，有一个新的单位—‘克罗’，是用来测定衣服‘舒适感’的。”

　　很难说是不是他对数字的狂热使得他后来误入歧途。例如，当费雪对禁酒的好处进行量化时，他做了个小小的研究，得出结论：空腹喝烈酒会使工人的工作效率降低2%。费雪计算出，禁酒令可以为美国经济节省60亿美元，这在当时绝对是巨大的收益。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正是因为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是研究维米尔画的专家，所以他的背书让人们把米格伦的拙劣赝品也当成了真迹。同样，费雪对烈酒的痛恨也削弱了他统计推理的严谨性，尽管他的数据不充分或不够准确，但也挡不住他要赶紧用数字为这一禁令背书的冲动。

　　其三，钱。费雪很有钱，这不是沾他岳父的光，他不想让别人说他吃软饭，所以赚钱是费雪的尊严问题。他的《养生》一书给他赚取了不菲的版税。他还有些发明，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种组织名片，也是台式卡片索引的前身。他把这项发明以66万美元的价格（以今天的价格计算是数百万美元）卖给了一家文具公司，同时还收获了这家公司的一个董事席位和一些股份。

　　费雪把他的学术研究变成一个名为“指数研究所”的营利机构。这个研究所将他的数据、分析和预测汇编成包—“欧文·费雪商业研究”，出售给美国各地的报纸。有了数据，分析和预测是必然的。毕竟，我们想要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并不纯属好奇，我们都多少带点世俗的目的在里面，希望能先人一步把握商机，大发其财。

　　有了这样一个平台，费雪得以宣扬自己的投资方式。简单来说，就是通过借钱去购买新兴工业企业的股票，押注美国经济增长。这种借贷通常被称为杠杆，因为它同时放大了利润和损失。但在20世纪20年代，股市飞涨，股市投资者几乎不用担心有什么损失。任何在这一经济增长上进行杠杆押注的人都就觉得自己料事如神。费雪写信给儿时的老朋友，说他已经实现抱负：“我们大家都在发大财！”

　　1929年夏，欧文·费雪，畅销书作家、发明家、总统们的座上宾、企业家、养生专家、财团专栏作家、统计先驱、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千万富翁，看着准备翻修的豪宅，自豪地向他的儿子自夸道，这次不需要他太太家出钱了，都是他自己掏腰包。

　　费雪对他能取得今天这种成就很自豪，可惜的是他的父亲不在了，没有看到他17岁的儿子成长为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当费雪和儿子看着他们面前的这座豪宅被翻新时，我们可以体会他那句话中的骄傲，但那时的他却全然不知命运已经翻牌，一场金融危机即将悄然而至。

　　毁掉费雪的除了杠杆，还有偏执

　　股票市场在1929年秋终于盛极而衰，开始暴跌。从9月初到11月底，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了超过1/3。但让费雪万劫不复的不是股市的崩盘，至少当时没有马上让他倾家荡产。当然，这场金融危机是一场比2008年的银行业危机还要严重得多的金融灾难。随之而来的大萧条，是西方国家在和平时期遭遇的最大的经济滑坡。费雪的风险也比别人都高，因为他利用杠杆进行投资，赚或赔都被成倍放大。

　　毁掉费雪的不仅仅是金融危机期间他使用了杠杆，还有他的偏执。那场金融危机有其惊心动魄的一幕，比如像“黑色星期四”或“黑色星期一”这样的日子，股指飞流直下，但在更多的时间里它是慢慢下挫，其间偶尔出现短暂的反弹，道指就这样从1929年9月的380点一直跌到1932年夏的40多点。如果费雪在1929年底能割肉离场，他还可以保存实力，靠多年来著书立传和做生意赚的钱继续他体面奢侈的生活、他的学术研究及其他爱好。

　　可是费雪对自己的观点深信不疑。他确信市场会反弹，多次点评说这场金融危机正在“从无序中走出来”，这是股民的“恐慌踩踏事件”，经济会马上复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

　　关键是，他不仅不割肉离场，反而因为对市场的判断过分自信，继续加了杠杆，对股票市场下了更大的赌注。费雪根据自己的“趋势点评”，重仓了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股票。但是股价并没有让他如愿：崩盘前为58美元，几个月后跌到28美元。这时的费雪本应该知道杠杆的厉害了，但他执迷不悟，借了更多的钱继续买进，股价很快跌至1美元，他的投资血本无归。

　　我们先不要急于评判费雪，因为这是常有的事：人人都觉得自己聪明，自己看得准，不需要别人的指点，你我如此，费雪也如此。

　　另外，费雪也有不得已的原因：他经常发表他自己的投资理念，宣扬市场会一直上涨，已经被视为股市的死多头。其实，在市场预测中，很多预测都是模棱两可的，不把话说死倒也是一种令人钦佩的诚实，而把预测说得太具体容易被现实打脸。其实问题也不在于预测的具体性。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超级预测者们会仔细记录他们的预测，然后不断根据事实矫正他们的预测错误，从而使预测越来越趋近事实。

　　但费雪为什么就做不到呢？因为他以往造就的多头公众形象已经让他骑虎难下了。

　　1955年，心理学家莫顿·德伊奇和哈罗德·杰拉德做了一项实验，要求大学生们对线条的长度进行估计，那是我们第六章描绘过的所罗门·阿什曾做的改进实验。有些学生没有用笔记下他们的答案，有些学生则把自己的答案记在一个可涂改的便笺簿上，还有一些学生用无法涂改的记号笔写下他们的答案。随着新信息的出现，那些答案不太好改的学生也成了最固执己见的那拨人。

　　“库尔特·勒温在20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这种现象了，”菲利普·泰特洛克说，他说的库尔特·勒温是现代心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这有点像‘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错话，做错事当然很傻，但再反悔就让你显得更傻了。所以，有错必改不是件容易的事。”

　　费雪就是这个典型。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华尔街股市崩盘前两周，他曾说：“股市已经达到高位水平，不会再下来了。”

　　费雪说得太绝对了，已经没有多少回转余地。

　　费雪的第三个问题，也许是最大的问题，是他相信，人类终归是可以预知未来的。他曾写道：“睿智的商人总能先人一步，看到别人还没有看到的东西。”也许吧。

　　这与凯恩斯关于长期预测的著名论调正好相反。凯恩斯说：“没有科学依据证明我们可以计算出某些事物将出现的概率，至少我没听说过。”

　　相反，费雪是个连走路姿势都要精确到某个角度，用“克罗”为衣服衡量舒适度，计算国家的禁酒令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的人。他坚信只要有足够的统计数据，任何问题都会有个科学的解释。统计数据的功能的确强大，不过，至少现在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不是所有问题都能用数字解决。可怜的费雪自认为是一个有逻辑和讲道理的人。他倡导教育改革，宣传素食主义的好处，钻研“生财之道”。然而他却成了美国最有名的破产者。

　　他不断反思，对大萧条如此严重的原因做出了精辟的解释，包括计算债务对经济的影响，但可惜，反思不等于反省。所以，尽管他的经济理论今天仍受到尊重，但他本人却光环不再。他晚景凄凉，太太过世，孤独一人，欠着国家巨额的税和经纪人大量债务，生活窘迫，经常被骗，因为他总是想在金融市场再赌一局大的来重振他的辉煌。那座豪宅早被卖了，之所以没有被扫地出门和免于坐牢，都是因为他的妻妹为他偿还了价值数千万美元的债务。这种好意对于骄傲的费雪教授来说却是最大的羞辱。

　　世界既理性，也感性

　　经济史学家西尔维亚·纳萨尔在谈到费雪时说：“他的乐观、过度自信和固执害了他。”凯恩斯则不同，他有过辉煌战绩，但他也惨败过，他从失败中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有些事不是逻辑能解释得清的。

　　现在再回想一下他向他父亲借钱去投资金融市场时说的话“这个赌注很大，够刺激，我喜欢”，这无不证明他压根就觉得投资就是赌博。蒙特卡洛的赌徒一直都知道，押注是很刺激，但本质还是个游戏，色子掷坏了也没关系，不用太在意，接着玩就是了。所以当他早年投资失败时，他就是这种不行了就再试试别的路的心态。凯恩斯从善如流，费雪却做不到左右逢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费雪和凯恩斯就相继辞世了。那时，费雪已经基本上退出历史舞台，而凯恩斯却依然在金融圈里混得风生水起：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全球金融体系的成立都有他的功劳，他的名字在经济学界是神一样的存在。

　　凯恩斯晚年回忆道：“我这辈子唯一的遗憾就是香槟还没喝够。”当然，人们对他的回忆更多的是他做的事而不是他说的话。但他还是有一些经典语录的，比如这一句：“我是变色龙，看你能拿我怎么办？”要是他能教会费雪就好了。

　　费雪和凯恩斯都是业界大腕，他们手头有大量现成的信息，也会认真地收集更多数据。正如亚伯拉罕·布雷迪乌斯这位艺术鉴赏大师被伪造者米格伦骗得晕头转向一样，费雪和布雷迪乌斯落得如此下场不是因为他们专业不够精深，而是因为他们被感觉冲昏了头。

　　本书的出发点是，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是能够帮我们了解世界本真的。但我也同时指出，我们经常搞错，不是因为没有数据，而是因为我们拒绝接受数据给我们呈现的东西。对费雪和其他许多人来说，拒绝接受这些数据的原因是他们拒绝承认世界已经变了模样，时代已经往前走了，而他们还留在原地。

　　费雪的竞争对手之一，一位叫罗杰·巴布森的经济预言家不无惋惜地评论费雪为“当今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之一，也是贡献最大、最无私的公民”，但作为预言家，他失败了，“因为他认为世界整体是理性的，不是感性的”。

　　我希望本书已经让你明白了世界既理性，也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