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月19日，“亚洲金融危机25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总结了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和留给我们的启示。

以下是发言全文：

1997年7月初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距今已经25年。在全球经济滞胀和衰退风险上升、一些国家和地区面临债务和金融危机冲击的今天，回顾和反思这场危机的背景和成因，总结应对危机的经验教训和留给我们的启示，不但有纪念意义，更重要的是能够以史为鉴，警示未来。

亚洲金融危机发生的背景、原因及其影响

开始于1997年7月初的亚洲金融危机，从泰国发端，迅速蔓延到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此后韩国、日本、中国香港都受到冲击和影响。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十年，上述经济体都通过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出现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年均经济增长率都保持在7%~10%，其中泰国年均增速9.2%，韩国、马来西亚略高于9%，涌现了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被国际舆论称为“亚洲奇迹”。但在经济繁荣的同时，这些经济体积累的各种矛盾和风险也暴露出来。

一是外部资金大量涌入造成资产泡沫。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高投入推动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国内资金成本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大规模引入低成本国外资金，有的国家外债规模占GDP比重高达50%左右，加上金融监管不力，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不仅普遍出现资产泡沫，还造成资金期限错配。一旦出现资金外逃和流动性收缩，高外债和期限错配，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二是固定汇率制度加剧汇率风险。东南亚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依存度高过高。危机前十年，这些经济体出口年均增速都保持在10%~20%，为稳定出口，减少企业汇率风险，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普遍高估，在遭遇国际资本冲击后，外汇储备急剧枯竭，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本币在短期内大幅贬值，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三是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受经济、金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危机前十年，这些经济体纷纷启动金融自由化进程，同时为弥补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形成的资金缺口，在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开放资本项目，并大量使用短期资本项目融资，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除了上述因素外，外部冲击也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进入加息周期后形成的外溢效应，导致大量资金从东南亚回流美国，对危机爆发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国际游资趁机进行投机炒作，迫使这些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并从中渔利，加速了危机爆发。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部分国家提供救助时，要求采取紧缩政策，导致经济收缩，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下跌，进一步推动国际资本外逃。

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经济体都遭遇了严重冲击。韩国是受冲击相对较小，1998年经济增速为-5.4%，比1997年下降11个百分点。印尼受冲击最大，1998年经济增速为-13.1%，比上年下降18个百分点，而且还发生了政治动荡。马来西亚受危机影响时间最长，连续两年负增长，直到2003年后经济增速才回到危机前水平。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危机使这一地区1万亿美元贷款变为呆账，2万亿美元股票化为乌有，3万亿美元的国内生产总值遭受损失。

亚洲金融危机促使人们进行反思，质疑“亚洲奇迹”的美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成为关注焦点。他早在1994年在《外交季刊》发表的《亚洲奇迹的神话》一文中就指出，仅靠增加投入而不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做法是不可持续的。可见，东亚经济体普遍存在高投入高负债的增长模式，重视增长速度而忽视增长质量，这种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模式是引发危机的深层原因。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和应对举措

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直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造成冲击，并造成投资下降和失业增加，经济增速放缓。1998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8%，1999年再下降到7.7%，直到2003年经济增速才回升到10%以上。由于企业盈利下降，资产负债表恶化，银行放贷更加谨慎，企业投资增速明显下降，同时失业增加，农民工返乡，社会消费疲软，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危机应对举措。

一是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1998年中央政府向国有商业银行发行10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农林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国家直属储备粮库、经济适用房等投资。1998~2004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推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迈上大台阶，为下一阶段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二是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恢复。连续下调各项基准利率，大幅降低存款准备金率，1998年3月一次性将维持10年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一次性下调5个百分点至8%，1999年再次下调2个百分点至6%。

三是推进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对石油、通信、电力等进行战略重组，推进这些企业公司制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地方中小国有企业转制，并给予减税和信贷支持。到2020年底，大多数国有亏损企业摆脱困境，民营中小企业快速成长。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财务重组，将1.4万亿元银行不良资产剥离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并向国有商业银行注入资本金；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改革呆坏账准备金提取和核销制度。推进住房制度改革，推行商品房制度，引入住房按揭制度，发展房地产市场。加快加入WTO谈判进程，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通过汇率并轨改革和实施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推进外贸快速增长。

在有效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内地冲击的同时，我们还坚定支持香港渡过难关，同时向国际社会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通过多种渠道向东南亚国家提供外汇支援，增强了东亚各国战胜危机的决心和力量，为稳定东亚经济和金融市场作出重要贡献。

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的启示

亚洲金融危机留给我们许多重要的经验和启示，对于应对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变化和潜在的危机冲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健全的金融体系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保障。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往往都存在负债率高、期限错配、不良资产比例大等问题，增大了金融体系脆弱性，一旦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脆弱的金融体系就会首当其冲。这启示我们，要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健全金融安全网，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第二，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有助于缓冲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制度难以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还可能造成资本过度流入和助推经济泡沫。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向市场提供正确的信号，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要坚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汇率调节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控能力。

第三，深化改革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途径。高速增长时期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在危机时期往往会“水落石出”，这往往是推动改革的重要窗口期。此时推动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更容易达成共识。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推进国企、金融、外贸、房地产、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不仅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给侧效率，增强了增长内生动力，为走出危机和启动新一轮增长奠定了基础。

第四，稳步扩大开放才能更好抵御外部冲击。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的作用，因而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影响较小，但不能因此否认开放的重要性。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水平明显改善，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国积极推进加入世贸谈判，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多为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的经济体，长期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这种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应对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才能更有效抵御外部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