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尼采大声疾呼要对上帝死了的时代进行价值审判和重估，今天的新时代也在对中国几乎所有的大类资产进行风险清零式重估，比如房住不炒对房地产，资管新规对影子银行，投资红绿灯对无序资本......价值重估下，大中华区风险资产大幅调整，野蛮生长模式已接近破产，大量账面价值与浮盈归零等等......

这些价值重估，当然可以描述为“正在为接下来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创造更好的估值环境和资源配置条件”，但实际上却也正在让越来越多老百姓的净财富（财富扣除负债）“清零”，使国内和海外的融资市场近乎失能。这一切，源自于很多人缺乏以下两个常识：

1，金融资产的价值重估并非是由供需决定，而是由心理、预期等“动物精神”，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流动性剧烈变动决定，因此价值重估很少有不激进的，不仅很难抵达所谓理想中的均衡，很可能永久性的伤害这个均衡。通过资产市场的均衡来改善实体经济的福利，这只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状态。

2，巨大的价值重估往往不是改善金融资产供需的因，而是金融市场系统性危机的果。也就是当金融资产发生系统性重估的时候，一般来说不是改善资产和资本品的供需，反而是对金融市场遭受系统性破坏，导致以后实体经济尤其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创新举步维艰的一种反应。比如在商品市场中价格下跌会提高需求，但是在金融市场上价格越是大幅下跌，需求反而会减少，直到发生流动性黑洞。

当前来看，激进的价值重估正在引发一轮系统性危机。在资本市场上，海外融资市场，港股、美国中概股市的清零式重估几乎让其丧失了融资功能。要知道海外融资市场是几十年培育起来的，为中国的互联网和数字科技培养了一批独角兽。国内A股市场的接连大跌，几乎也将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溢价清零。短期来看居民财富、养老金、企业资产受到了较大的估值损失，国民财富遭到大幅度减计。长远来看，一个国家的创新失去了试错的资本储备和自由现金流。

我们需要认识到：金融现代化进程下，资本市场的估值溢价是为创新计提风险准备，价值重估过于激进会导致金融衰退，国家创新失去“自由现金流”。

如果泡沫过大或者溢价过高，金融资产的确需要价值重估，才可能重塑基于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格局。但是，这个重估如果过于激进，会造成严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甚至资产负债同时“湮灭”的危机。此时，说的严重点，金融系统在估值溢价上很可能会清零，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在未来将缺少支持创新试错的额外资本储备以及“自由现金流”。

可能很少人意识到，现代金融的特征之一就是泡沫，农业社会、初级工业社会等确定性较大的经济没有泡沫，因为这些古典经济系统缺乏想象力，不需要泡沫为天马行空的创新、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融资。如果说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那么泡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现代经济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风险缓冲器。没有泡沫的金融体系基本上没有什么活力。当然，泡沫要在合理的估值溢价和一定的波动率范围之内。

资本市场又是现代金融的核心，其优势就是有一定的“溢价”，就是要有一定的“泡沫”。泡沫清零，那是回到古典农工业经济时代。为什么要有适度的泡沫，因为资本市场的估值是基于想象力、信心、叙事等投资者的预期或信念因素，这样才能提供额外的价值补偿或“风险准备”为创新提供资金池。从实践上来说，创新就是试错，一个国家的创新体制本质上就是容错机制。

那么一个国家又是靠什么来为“试错”来配置资源，只能是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又是怎么来为“容错”、为一群桀骜不驯的“坏孩子”来融资，那就是必须形成一定的估值溢价和泡沫，持续为可能被证伪的叙事，为充满想象力但一直不盈利的公司来买单。一个充满想象力、创新能力卓越的大国，一定也是资本市场大国。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美国资本市场成就了乔布斯、马斯克、扎克伯格等诸多商业奇才。

当然，看似这么自由多元的美国资本市场，同时也是法治最严的市场。无论你多么天才，无论你是乔布斯还是马斯克，只要触犯法律，只要侵害投资者利益，都会毫不留情受到惩罚。这是美国资本市场的两面：一面是看上去的自由，注册制，为马斯克们的想象力买单；另一面却是极其严格完备的法治体系，保证这些敢于冒险创新的企业家不会违反法律，破坏规矩。这种二元结构是美国资本市场成功的基础。

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金融也应该要现代化，也应该从以信用合作社和传统银行为主的集中统一简单的金融体系，转变为以现代银行和多层次金融市场为主的现代金融体系。中国式金融现代化要有三个要义：

一是市场化，由过去的严格管制、计划调度的统一模式，转变为市场化的利率、汇率为主要的资本资金调节手段，以形成现代化的信用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

二是多元化，由过去主要依靠商业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现代金融模式下要有更多的多样化选择，从非标准化的融资方式，向标准化、证券化的模式转变，各种层次的金融市场有机的联系在一起，从一级市场到二级市场，从资产端到资金端等，都是一个细分的联系紧密的有机产业链。不能说金融产业链的上游没有与实体经济联系就是“资金空转”，就是不服务实体经济。

三是法治化，金融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法律，因为现代金融是契约密集型的，一些临时的管理办法、指导意见不能替代法律，因为法律具有长期预期，监管办法和指导意见具有周期性，很可能会作为一种外生冲击加剧金融体系的波动。

在房地产市场，房价的大幅下挫，房产市场的萎靡，导致大多数人民的财产缩水，刚性债务压力下出现按揭断供、法拍房飙升，经济萎靡和失业增加，并传导到财政和银行系统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极限状态。越来越多的地产信托暴雷，城投债选择违约，烂尾楼仍然没有妥善的办法处理等等。如果说股票的溢价是创新的“自由现金流”保障，房地产的溢价则是人民美好生活的“自由现金流”保障，即遇到重大事件比如大病、教育、养老等时可以卖房变现，当前形势下显然已不可能。不仅如此，房地产的量价齐跌正在严峻的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财政系统与银行的信用系统。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

房地产市场的估值溢价就是中国国家和城市发展的估值溢价，同时承担人民的财富载体，估值调整过于激进会导致居民陷入债务黑洞并失去风险缓释保障。因为所谓的“价值重估”是非对称的，即只有资产端的价值进行了减计，但债务的负担却丝毫没有减少。这就导致企业、居民、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了庞大的损失计提。这种损失计提：

第一，挤占了用来消费的预算，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拿本来用来消费的现金偿还债务，或者作为偿还债务的准备。此时，消费肯定无法振作，国内大循环就无从谈起。

第二，严重的挫伤了投资的信心，投资是基于对预期资产收益流折现的资本化，这个收益率除了资产带来的营收外，还有资产价格变化带来的“资本利得或损失”，如果投资者和企业家预期资产未来处于价值重估引起的“通缩状态”，那么就肯定不会投资。

因此当前这一系列价值重估，从房地产到股票到人民币汇率，显然与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等明显不符。简单粗暴的价值重估，只会摧毁整个经济系统的价值，打击预期摧毁信心、民心。当前的形势，亟需恢复民心进而修复估值，从资本市场开始引导中国整个大类资产走上上行通道，以反映国内投资者对20大后中国式现代化的信心。这一切，取决于决策者真正开启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科学审视并实事求是优化当前各项政策，提高对企业家和各级执行官员的信任度而简政放权，营造健康治理生态和营商环境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