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前11个月，在内外需走弱和疫情反复的影响下，进出口增速大幅下降。以美元计，我国出口累计增长9.1%，低于去年同期的30.7%。进口累计增长2.0%，低于去年同期的31.2%。今年出口未能延续2021年的高景气，未来出口的可持续性对我国经济增长有着重要影响。2023年，海外加息和货币紧缩持续、全球衰退预期渐浓、生产型和消费型外需收缩。这些因素对出口造成的拖累程度如何？出口还有哪些积极因素支撑，能否对冲外需的下行？明年的出口会有哪些结构性变化？本文将针对上述问题展开分析，并提出保障外贸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2023年影响出口的重要因素

2022年出口增速快速下行。一季度出口实现了开门稳，主要来自外需的粘性和政策的护航。虽然欧美财政补贴及货币宽松政策开始退出，但年初海外需求保持一定粘性，尤其美国在超额储蓄支撑下保持一定的耐用品需求。二季度全球大范围开启货币紧缩，俄乌冲突推高通胀、全球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国内疫情及封控干扰生产，出口增速明显回落。进入三季度后，在加息长尾效应的加剧影响下，外需大幅收缩，出口超预期滑落，增速由8月的7.1%降至11月的-8.7%。

1、世界经济下行压缩我国出口空间

高通胀挤压海外的生产和消费需求。当前全球通胀高企，部分国家CPI达近四十年的高点。美国通胀仍处于高位波动，欧元区通胀居高难下，亚洲食品通胀率已升至4.5%。高通胀不仅造成居民收入大幅缩水、防御性储蓄攀升，挤压居民的消费支出，而且抬升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当原材料成本无法传导至消费端时，生产企业的经营利润将受到挤压。欧元区消费者信心指数由年初的-9.7降至-23.9。美国消费支出的同比增速由年初的7.4%降至2.8%，工业生产指数同比由年初的7.3%降至2.6%。明年部分经济体尤其欧元区将在量化宽松支撑经济和货币紧缩抑制通胀之间权衡，政策的进退维谷可能造成欧洲通胀高烧难退，全球通胀未必会快速大幅回落。

海外加息将抑制出口贸易的增长。广泛且持续的高通胀，促使以美联储为主的央行大幅收紧货币政策，美联储持续加息往往引发我国出口增速回落（图表1）。2002年我国加入WTO以来，经历了2004年和2015年两轮美联储加息，在此期间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增速的走势基本验证了上述相关性，其传导链条为“美联储加息—美国需求收缩和投资放缓—诱发全球经济下滑—海外需求不振—我国出口增速回落”。根测算，若美元加息后升值1%，全球贸易量将下降0.7%。海外货币利率的不断抬升，可能使高杠杆的家庭、企业甚至金融机构陷入破产风险，由此造成的需求抑制将冲击全球贸易，我国也难以置身事外。

供应链的本土化和逆全球化趋势对出口可能形成负面影响。2020年以来，多轮疫情对于全球供应链形成较大冲击，2022年的全球供应链压力指数（Global Supply Chain Pressure Index，GSCPI）虽然有所回升，但与疫情前水平仍有较大差距。众多经济体开启了供应链回流与产业链重构之路，其中处于中低端生产环节的国家，正努力改善其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性，积极重构国内产业链；处于高端生产环节的国家，正试图推动供应链回流，以提升工业体系安全性。美国今年提出了《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等，试图通过提供大量补贴吸引制造业尤其是芯片和汽车产业回迁，这可能使我国芯片等行业的出口生产受阻。经估算，美国产业链回流后就业人数每增加1%，我国制造业对美出口下降约 1.6%。

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压力增大，我国出口预计同步下滑。IMF将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的最新预测值下调至2.7%，较前一预测降低0.2个百分点。OECD最新报告中，预测明年全球经济放缓至2.2%，低于前一预测值0.6个百分点；美国经济今年增长1.5%，明年放缓至0.5%；欧元区经济今年增长3.1%，明年放缓至0.3%；二十国集团今明两年将分别增长2.8%和2.2%。根据上述国际机构预测，2023年全球将出现大范围的增长放缓，约三分之一国家将发生经济萎缩。根据历史数据，我国出口增速与全球贸易量的变化趋势较一致，两者相关系数约70%。当全球经济和贸易下行，我国出口增速也将同步下滑。

2、主要贸易伙伴进口需求将不同程度减弱

美国生产消费需求回落，明年经济可能进入衰退。今年以来，我国对美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年初的17.1%降至15.7%，体现了美元加息及其关联因素对需求端的抑制作用。住房、薪资和供给是通胀高企的三大因素。尽管美国经济放缓之下通胀大概率回落，但由于住房和服务业薪资上涨增加了通胀的粘性，劳动力缺口仍在，生产供给的修复并非一蹴而就，预计通胀回落速度缓慢。美国个人存款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已从年初的7.5%降至三季度末3.1%的水平，表明居民购买力大幅减弱。美国10月成屋销售创2012年以来新低，连跌周期超过2008年次贷危机时期，凸显利率飙升对房地产的沉重打击，拖累美国耐用品消费。美国批发商的被动补库和主动去库的行业数量占比上升至55%左右，体现生产链的终端需求逐渐下行。美国的2年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自6月起持续倒挂，3月期和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之差在10月底以来亦出现倒挂，表明市场对美国经济的衰退预期强烈。明年美联储紧缩将持续一个阶段、居民可支配收入压缩、被动累库行业增多、房地产市场风险积压，美国经济或逐渐步入衰退，由此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拖累将愈加显著。

欧洲深陷通胀高企、能源危机、制造业低迷的困境，经济前景十分暗淡。今年以来，我国对欧盟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由年初的17.9%下降至14.6%，其降幅大于美国，体现了欧洲通胀高企、能源危机、衰退加剧对我国出口的拖累。当前欧洲通胀仍未见顶，加之金融政策左右为难，欧洲高通胀可能持续更长时间。随着欧洲工业成本飙升，部分地区被动开启“去工业化”阶段，将化工和制造业部分外迁至美国和亚洲等地。欧盟制造业正处于主动补库末期，在制造业产业外迁的影响下，欧洲对我国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将进一步回落。欧元区GDP增速由二季度4.3%降至三季度2.1%，尤其德国和法国的经济增速均降至1%左右，表明欧洲经济动能可能持续恶化，经济前景可能弱于美国。欧洲消费预期低迷、生产成本飙升、支柱产业遭遇瓶颈、金融条件恶化，这将大幅压降需求空间，对我国出口造成更加严重的冲击。

东盟可能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方向，但来自东盟外需的持续性可能减弱。在RCEP互惠关税助推下，2022年东盟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拉动作用显著（图表2）。1-11月，我国对东盟的出口平均增长率为19.1%，高于对美国4.7%和欧盟12.1%的出口平均增速。上半年，RCEP对我国主要产业的出口“创造”效应约为1.47个基点，显著强于主要产业的“替代”效应0.36个基点。明年是RCEP生效的第二年，贸易条款和关税红利将进一步释放，预计来自东盟的外需拉动将成为我国出口的重要支撑。一方面是随着疫情负面影响边际走弱，东盟自身经济修复较有韧性。与我国主要受投资驱动不同，消费对东盟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大，拉动力在疫情前一直稳定5%-6%，高于净出口的拉动力。IMF预测东盟核心国明年经济增长率为4.9%，高于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另一方面是东盟对我国的需求部分源于欧美需求的外溢。后疫情时代，欧美有意将部分产业转移至东盟，东盟也加快其自身产业链重构和完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拉动亦是我国对东盟出口高增长的原因之一。

在美欧需求收缩的情况下，东盟对我国的外需拉动是否有可持续性至关重要。从消费端看，明年欧美需求放缓、东盟产业链重构高峰期已过，消费对东盟经济拉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从生产端看，当欧美外需走弱后，东盟对我国上游的中间品和资本品的需求也可能随之走弱。虽然RCEP政策可以在有限范围内托底东盟对我国的需求，但在海外总需求下滑的背景下，明年来自东盟生产端的外需并不一定可持续，东盟对我国的出口拉动可能也会相应减弱。

3、全产业链优势增强出口韧性

我国全产业链体系将凸显供给优势，支撑出口韧性。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设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500余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200多种的产量居世界第一。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我国的全产业链体系保障出口韧性的逻辑不断被验证。

明年我国出口供给优势仍可能显现。地缘冲突仍在延续，大国博弈进入能源和科技领域，由此带来全球产业链割裂、贸易壁垒增加、经营成本上行，将对海外的供给能力形成冲击。疫情反复和高通胀加剧了美国的贫富差距，“物价-工资”螺旋式上行的模式基本形成。成本推动型通胀与经济衰退预期的组合影响了欧洲企业的供给能力和扩产意愿。今年德国出现了近三十年的首次贸易逆差和美国炼化行业的产能收缩就是例证。海外供应不稳，我国供应链韧性优势将更加突出。国内产业链经受住了4-5月期间疫情冲击的考验。对于推进安全生产和打通物流堵点等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加之当前防疫政策不断优化，未来疫情因素对出口供应的冲击将逐渐弱化。

我国出口产业链的库存去化和脆弱性的问题需要关注。我国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累计同比从年初的18.1%下降至三季度的12.6%，营业收入累计同比从年初的13.9%下降至三季度的7.6%，这表明国内工业可能逐渐开启库存去化。我国具有出口竞争优势的产品尤其是机电类商品，在生产过程中也需进口大量中间品。根据出口脆弱性指标的测算发现，电器音像、机械零件、光学医疗这三类行业呈现高出口额、高嵌入度和高脆弱性并存的情况。一旦来自海外市场的出口限制、关税壁垒、技术压制等状况发生，我国相关产业链的稳定性将受到冲击。

4、成本优势和人民币贬值效应可能有限

今年以来，价格因素对出口支撑作用明显。前三季度，数量因素对出口金额的贡献度仅为约-0.4。价格因素贡献率的提升，体现了出口从“以量补价”向“量价齐重”的转变，这可能与今年我国物价平稳、人民币对美元贬值等因素有关。当全球通胀高位时，我国出口得益于国内物价平稳，具备一定的成本优势。但随着全球通胀缓解，我国出口成本优势可能逐渐消退。根据“J曲线”效应，人民币的适度贬值本应对出口发挥促进作用，时滞约为1-2个季度。但本轮人民币贬值主要是对美元的贬值，对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欧元和日元等）仍有升值。前10个月，人民币对日元和欧元分别升值约12.5%和4.8%，所以出口的整体成本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被打折扣。我国出口价格对贸易伙伴虽然略占优势，但实现高增长也是基于“以量补价”的理想情况，这也与“马歇尔-勒拿”条件对出口商品价格需求弹性的限制相吻合。明年多数经济体的生产和消费品需求大幅走弱，在需求弹性偏弱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阶段性贬值对出口的滞后性推动能否发挥作用仍存在不确定性。

二、2023年出口的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

1、总量效应推动出口增速前低后高

疫情后我国出口的高增长主要来自两方面效应，即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有时会叠加，有时会抵消，出口效应取决于两者的作用方向和力量强弱的对冲。2020年我国出口修复的主因是结构效应，而总量效应为辅。当年我国占全球出口的份额为14.7%，比前值增加1.5个百分点，我国凭借完善的供应链替代了部分受疫情冲击地区的出口份额。当年经历前半场“深蹲”后，后半场海外经济修复也带动了外需的边际增长。2021年外需扩张是推动我国出口高增长的主因，对出口的解释力超过80%。当年出口金额增长29.9%，占全球的份额达15.1%，出口规模和出口份额都创下历史新高。在外需扩张带动出口高增长的同时，结构效应对出口的影响依然为正，但拉动效果明显减弱。从总量效应和结构效应的关系看，一方面结构效应托底我国出口韧性。但有两个前提，即我国供应链体系保持稳定和全球贸易存在一定的供需缺口。另一方面总量效应是影响我国出口强弱的关键因素。当海外需求处于扩张期，即便供应链正效应较弱，贸易体量的扩大也会带动我国出口实现高增长。

2023年总量效应走弱将成为影响出口的主因，出口增速可能前低后高。2023年外需回落是较确定的趋势，即总量效应对出口的正向作用将大幅走弱，甚至可能产生负向作用。欧美产业链回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弥补全球供需缺口，受制于东盟产业链重构和经济修复，我国供给份额的增长空间很小，即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弹性将减弱。综上分析，2023年出口将呈现整体回落的态势。鉴于明年全球货币政策可能前紧后缓，外需可能在中后期有所回弹，以及今年前高后低的基数效应，预计明年出口增速可能前低后高。

2、出口增速整体回落之下仍有结构性亮点

虽然明年出口整体增速可能回落，但在“RCEP政策红利、欧洲制造业去化、全球去碳化及能源博弈”这三大因素影响下，我国出口仍会有结构性亮点。一是集成电路和机器零件等传统工业品出口有望扩张。在RCEP的框架下，未来一个时期，自动数据处理设备、集成电路、汽车零件、存储设备等产品可以享受较大力度的关税优惠。加之国内相关产业链自身具备较强的竞争优势，故明年此类产品对东盟出口有望持续增长。二是欧洲制造业去化将对我国的化工、交运等行业带来出口替代机会。由于欧洲能源成本大幅上升导致制造业转移外迁，我国的化工和机电产品已显示出一定的替代效应。三季度末，美国从我国进口的化工产品比重上行至11.5%左右，而自欧洲进口比重降至8.5%左右。前三季度德国等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则创历史新高。来自欧洲的直接投资集中在制药、化学等领域，占到对华总投资的近70%。明年在外商直接投资的推动下，我国在化学制品、运输设备、机械制造、药品等领域的出口将获得供给替代和份额增长的机会。三是电动汽车、光伏、电池等新能源相关品的出口增长有望加快。在全球碳中和倡导、能源供应链脆弱、国内技术迭代更新的推动下，相关新能源产品预计成为明年的出口亮点。目前，我国已在光伏和风能发电领域积累了市场优势，承担了全球超过50%的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的生产。截止三季度，全球市场60%风力发电设备来自我国。前10个月，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出口分别增长了116.2%、87.1%、78.6%。前三季度，我国出口新能源汽车约70万辆，占汽车出口总数的近30%，在世界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份额已达 67.2%。我国在一系列领域的出口韧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总量效应对2023年出口带来的压力。

3、2023年出口增速的三种预测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权威机构对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和全球贸易增速预测，依照基准、乐观、悲观三种情景对我国的出口增速进行预测。

基准情景下，全球经济下行，海外需求如期收缩，但供应链韧性犹在。美联储加息放缓但货币政策尚未全面转向，全球通胀缓慢回落但能源和粮价仍在高位，外需受到货币紧缩和通胀的双重挤压。美国和东盟供应链的回流和重构缓慢推进，但并未动摇我国产业链核心低位。该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采用IMF、OECD、WordBank等2.5%的预测均值，全球贸易增速采用WTO预测值中位数1.0%。出口份额参考疫情冲击和外需震荡的2020年情况，采用预测值14.0%。量价因素预计与2022年基本一致，价格贡献率约在60%以上。据此预计2023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2%左右。

乐观情景下，海外需求下行较为缓慢，国内疫情制约降低，供应链优势强化凸显。美联储加息放缓并于下半年货币政策转向宽松，海外加息潮逐渐退却。全球通胀回落且能源和粮食的核心通胀压力随之缓解，外需下滑但仍有韧性。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和生产消费复苏的推动下，国内产业链优势提升。该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全球贸易增速、我国出口份额的预测值高于基准情形。全球经济增速采用IMF、OECD、WordBank的预测高值3.0%，全球贸易增速采用WTO的预测高值3.0%。出口份额参考2021年情况，预测值15.0%。量价因素在供给端韧性的支撑下对出口的贡献度可能均衡提升。据此预计2023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8%左右。

悲观情景下，海外需求超预期下行，供应链托底支撑作用有限。美联储按照“更高的加息终点、更久的加息时间”路径持续加息。受前期激进加息影响，美国经济走向衰退，欧洲陷入类滞胀的经济困境。俄乌冲突及其外溢影响加剧，对全球通胀和经济衰退推波助澜，外需加速下行。东盟大力推进产业重构计划，一定程度对我国形成出口替代。该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全球贸易增速、我国出口份额的预测值低于基准情形。全球经济增速采用IMF、OECD、WordBank的预测低值2.0%，全球贸易增速采用WTO的预测低值-1.0%。出口份额参考2018-2019年中美贸易战期间的占比情况，采用预测值12.5%。在外需疲弱和供给不振的双重压力下，数量因素对出口的拖累可能大于2022年，预计数量因素的贡献率为负。据历史数据观测，当数量因素贡献率趋势性落入负值区间时，出口形势将陷入低迷。据此预计2023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6%左右。

展望2023年，根据全球经济前景、加息节奏、能源危机、供应链冲击、地缘风险等因素的可能演变路径，结合国内投资和消费的发展趋势，综合金融政策、财政政策和外贸政策的调节力度以及基数效应，我们倾向于明年的出口情况偏向基准情景和悲观情景之间。全年的出口增速存在落入负值区间的可能，对经济增长可能产生一定程度的负向影响。据估算，若出口增速为悲观情形的-6%，则对GDP的拖累可能在1个百分点左右。

三、政策建议

针对严峻的出口形势，需要大力推进稳外贸政策，综合各项举措保障和促进出口，在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充分利用RCEP红利，扩大区域贸易合作。持续加大对外贸企业的RCEP宣传培训，指导企业全面掌握并运用协定规则，包含货物和服务贸易、直接投资、贸易便利化、电子商务等领域。改善和增强经贸业务的配套服务和金融支持，建立RCEP公共服务平台，及时为市场主体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业务支撑。外贸企业应加快适应RCEP新环境和新规则，掌握成员国对原产地规则及其关税减让的规定，适度增加区域内原材料的使用比重，评估调整合规成本后再确认实施。企业通过加强RCEP区域内价值链分工，推动开展技术和业务交流，促进区域产品链深度融合。

加大力度拓展出口多元化发展空间。鉴于2023年大部分发达国家经济可能步入衰退，应大力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往来，尤其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中东欧、中亚、南亚、拉美等地区的贸易联系。加快CPTPP和DEPA谈判进程，加快“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的升级，扩大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贸易朋友圈。推进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进一步落地，推动从基础设施投资转向吸引企业家参与的软环境构建。当前我国具备出口优势的新能源、汽车、机电等产业与发展中国家的需求较为匹配，应抓住产业对接的良好机遇，开拓国际市场并扩大出口份额。

加大对外贸企业的金融和财政政策支持。出台支持外贸企业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帮助外贸企业获得更为便利的融资、并降低融资成本。金融机构应加强“银-企”对接，梳理一批需要金融支持的中小微外贸企业并予以重点支持。银行应按照市场化原则加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保险机构应加强对外贸企业的融资增信支持，增加中小微企业的信保保单融资规模。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外贸企业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扩大对外贸企业的承保覆盖面，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缩短理赔时间。财税部门需要适时推出相关举措，缓解外贸企业的经营压力。精准实施减税降费、出口退税和优化税收服务等举措。尤其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应实施新的组合式税费支持政策，减税与退税并举，并加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推进大规模的留抵退税。

多举措规避汇率风险并推进人民币结算业务。金融机构应面向外贸企业提供更多汇率避险的培训和咨询服务。主动创新外汇衍生产品，提升基层银行机构的服务能力。优化网上银行、线上平台的汇率避险模块建设，提高业务办理便利性，尤其提升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汇率避险服务质量。应拓展跨境金融服务平台应用场景，推进跨境贸易和人民币跨境结算的业务范围。外贸企业应坚持以“保值”而非“增值”为核心的汇率风险管理原则。及时了解外汇市场相关业务的办理范围和要求，充分利用政策便利化的支持。应在掌握各类衍生工具的基础上，根据风险识别能力和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水平，选择合适的金融衍生品工具。应将人民币结算便利性及时传递至外商，提高贸易交易采用人民币结算的主动性。

积极发展跨境贸易新业态和新模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指导企业用足用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及时申报办理退税。针对跨境电商行业特点，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改善海关备案流程，加强中欧班列运输组织，支持海外出口货物运输。统筹利用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等，支持跨境电商拓展和海外仓建设。加强跨境电商平台与企业端的联动互促，积极应用虚拟现实和大数据等技术，优化云上展厅和虚拟展台等新模式，智能对接供采，以促进跨境电商贸易的渠道多元化和手段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