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无虑存款“搬家”：空间打开

我国的实际存款利率和基准存款利率间的利差趋窄、甚至可能走向倒挂。追随贷款利率市场化的脚步，我们的存款端利率也在不断推进机制改革。去年6月，存款利率自律上限被调整为在存款基准利率上加点确定。而到今年4月，市场化改革更进一步：根据央行一季度货政执行报告，4月改革后，商业银行参考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1年期LPR利率来调整实际存款利率水平。由于国债利率和1年期LPR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此举显著提升了存款利率的市场化程度。

此后存款利率普遍下调，银行净息差压力缓解。回应8月的1年期LPR下调以及10年期国债利率的回落，主要银行普遍在9月份下调了存款利率挂牌价，调整幅度为10bp。作为金融机构负债成本中相对刚性的部分，存款利率的调降有助于缓解今年以来银行持续加大的净息差压力。根据央行统计，截至9月，商业银行净息差已经降至1.94%，较去年底回落14bp，是有数据以来的新低。考虑到净息差进一步压降的空间偏窄，接下来存款利率跟随LPR或国债利率进行市场化调整或也会相对紧密。

本轮下调后，大型银行存款挂牌价距离存款基准利率仅剩15bp。截至9月，我国五大行1年定期存款利率普遍下调到1.65%，距离1.5%的存款基准利率仅有15个基点。也就意味着，如果继续引导LPR利率向下调整，并引起实际存款利率同步走低，那部分银行的存款利率将有可能向下突破基准利率，届时将出现利率“倒挂”的现象。

从定位上来说，我国的存款基准利率并不是存款利率下限，只是“指导性利率”，以此为基础“既可以上浮也可以下浮”。但如果随着市场化的调整，实际存款利率普遍地向下偏离基准利率，反而可能影响政策利率发挥“压舱石”的作用，降低政策利率传导有效性。而且商业银行在定价时既要参考市场利率，又要考虑指导性利率，也并不利于释放存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能。

另一方面，随着货币市场利率回落，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与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也发生了倒挂。今年以来，货币基金收益率快速回落，根据Wind数据统计，截至12月上旬，全市场货币基金加权平均7日年化收益率为1.65%，较年初回落了80个bp，和存款基准利率之间的差距持续收窄。其中份额最大的余额宝的7日年化收益率平均处于1.4%水平（12月以来），已连续5个月低于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1.5%）。

但理论上，货币基金的利率应该要比存款利率高出不少。因为存款是无风险资产，而货币市场基金还面临利率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等。考虑到风险溢价，货币市场基金的收益率应该要明显高于存款利率。

对此，我们也可以参考美国的利率市场。美国的利率市场化程度比较高，银行存款利率会跟随市场利率进行调整。美国存款账户分为支票账户、储蓄账户和定期存款账户。其中支票型相当于我国的活期存款，利率长期处于0.1%左右甚至更低；储蓄账户存在部分的支取转账限制，因此收益率略高于支票账户；剩余的定期存款（Certificate of Deposit），就和我国的比较类似。

对比来看，除了在零利率的特殊时期，货币基金利率都要显著高于1年期的CD定期利率。当然，相比于活期存款和储蓄账户，货币基金的利率更是普遍更高。而在零利率时期，除了货币基金的收益率回落外，定期存款利率同样也会出现明显的下行，比如疫情发生以后，1年期CD利率从2019年底的0.49%降至0.14%水平。

此外，从存款利率的绝对水平看，在可比海外经济体中，我们的存款基准利率处在中间水平。相比于巴西、越南等新兴经济体利率水平并不算高，而相比像日本、新加坡这些发达地区，我们的存款利率仍存在一定的下行空间。

因此从以上两个角度，存款政策利率确实面临和市场化的利率逐步扭曲的压力，基准利率调整的空间或已出现。

那么考虑到存款是银行经营的基础，如果进一步改革或者调整基准利率以引导存款利率继续下行，会不会造成存款流失带来更大吸储压力？

今年以来，我国居民存款呈现出新的特征，也给存款利率调整带来空间。一大新特点为居民储蓄存款规模加速上行，背后原因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走弱、投资风险偏好降低等。从投资的角度看，2013年以后，随着宝宝类基金产品、银行理财的大发展，存款出现“搬家潮”，储蓄存款增速持续回落。但随着资管新规打破刚兑、基金理财收益下降，我们看到资金又逐步“搬回”存款端。今年以来，由于地产周期回落、资本市场震荡加大、固收产品收益下降等因素，这种现象更为明显，体现为尽管存款利率趋于下行，储蓄存款扩容却在提速。

另一方面，银行存款定期化的趋势在持续加强。前面我们提到的商业银行净息差压力增大，除了因金融让利实体外，也受到负债端存款定期化趋势的影响。年初以来，居民和企业部门定期存款占比从64.7%上行到67.6%（10月），相比2019年底的61.6%更是上行了6个百分点，使得银行付息率高居不下，增大负债端成本。

因此存款利率趋降，还有助于减缓存款定期化趋势，从而缓解净息差压力，打通压降实体融资成本的传导通道；同时储蓄收益的下降，也可以促进居民消费，刺激总需求，当然这部分还跟疫情发展、风险偏好等有关。

至于存款基准利率是否会进行调整，还是要看央行的政策决策。在2020年疫情对经济影响比较大的时候，央行副行长刘国强也曾提到，对于存款基准利率，将“综合考虑经济增长、物价水平等基本面情况，适时适度进行调整”，不过至今为止都没有落地。因为存款基准利率是我们当前利率体系的“压舱石”，“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所以政策对存款基准利率的调整或者机制改革都会比较谨慎。

2 房贷利率：调整空间仍存

2019年8月，央行宣布改革完善LPR形成机制，其中一个重要调整就是将LPR利率由原有1年期一个期限品种扩大到1年期和5年期以上两个期限品种。并且将5年期以上贷款参照相应期限的LPR来定价，也就是普遍长期限的居民房贷选用5年以上LPR利率为基准。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以看到1年期LPR利率的调整相对市场化；在房住不炒的背景下，5年期以上LPR利率则调整相对滞后。

今年以来，我国房贷利率不断被往下引导，10月新发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已经回落到了4.3%的低位，和5年期LPR持平；首套房平均房贷利率甚至已经击穿5年期LPR，向下回落至4.17%。那么LPR本身是银行执行的最优惠贷款利率，理论上应该更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房贷利率与LPR也出现了局部的倒挂。

往后看，房地产经济，尤其是需求端依然面临压力，房贷利率有下调的需求。11月商品房成交面积同比增速为-33.3%，房地产投资当月同比增速扩大至-19.9%，跌幅依然较大。房贷利率仍可以进一步下调以稳定市场需求。

而且到明年，如果疫情影响逐步消退，居民消费的释放也将成为经济的重要增长动力。那么降低居民房贷利率，尤其是与存量房贷挂钩的5年期LPR利率，也有助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稳定内需。

接下来我国房贷利率还有多少空间？尽管今年以来，我国房贷利率已经历了大幅回落，但10月新发放的房贷利率比市场化的长期利率（MBS）仍高出50bp以上。理论上，房贷利率水平仍有调整空间。

可以关注下周和明年1月的LPR报价。在12月新一轮降准后，央行选择超量续作MLF，提供的中长期资金也为利率调整释放了空间。

3 逆回购利率：调整相对克制

最后我们来看资金端利率。近两周，银行同业存单利率加速上行，截至12月16日，1年期的同业存单到期收益率已经上升至2.72%，与其对应的政策利率，即1年期MLF利率（2.75%）相当。但在此之前，这两个利率实际上经历了近17个月的单边偏离。

尤其是今年以来受财政净投放加大、信贷需求疲软等影响，市场化的资金利率显著回落，而非市场化利率的调整偏慢，从而利率体系出现了持续的倒挂。三季度，1年期MLF利率平均比同业存单到期利率高出近80bp，短端的7天逆回购利率也比银行间资金利率要高出50bp。这意味着，银行从市场融资的成本要远低于向央行借钱的成本，央行政策利率的引导作用也将减弱。

那么要减少价格倒挂，一种方法就是大幅降低政策利率向资金面靠拢，但可以看到今年总量的政策利率调整始终是比较克制的。又或者可以逐步收紧资金面让市场化利率回归。9月以来，由于财政支出放缓，而央行投放又比较克制，带动资金利率掉头回升，资金面边际趋紧。11月的DR007利率均值已经回到1.8%附近，距离逆回购利率仅20bp。

不过，短期来看，受国内疫情形势影响，经济可能继续筑底，而且理财赎回压力仍未明显缓解，我们预期央行也不会急于收紧资金面。降准落地后，12月MLF超量续作或就意味着资金面快速收紧的趋势已经结束。后续资金利率或继续在政策利率下方波动，保持货币稳健宽松来支持信用扩张，而政策利率调整可能继续偏谨慎。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他经济体度过疫情集中爆发期以后的经验（专题《海外的“重启”之路——医疗、人口、经济的系统梳理》），如果人口流动“正常化”，经济将迎来环比的修复，再加上服务业会面临再通胀压力，届时或对货币政策的总量宽松构成牵制，甚至不排除在下半年阶段性小幅引导资金利率“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