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资本家的独立性,而我自己也一直有一种赌徒性格。我喜欢把事情想明白然后下注。所以我只是跟随直觉行事。 ——查理•芒格 “我1955年遇见了芒格,”芒格的第二任妻子南希说,“我们俩1956年1月结婚。” 这句简单的话概括了一生,而生活绝非如此简单。南希和芒格结婚的时候,就好像是将他从黑暗无边的地方解救到光明世界,生命再度充满了各种新的可能。第二个南希有一种魔力,能拉近两人间的距离,弥补芒格的缺点。 “他不是一个优秀的经理人,”女儿莫莉承认,“他就像是结结巴巴、心不在焉的教授,行事冲动。要是他有点什么奢侈的爱好的话,麻烦可就大了。南希来了,她冷静,稳重,工作努力,非常节约,喜欢通过抓住要点把事情办好。她是家里的首席财务官,脾气就像罗伯特•杜瓦尔(美国著名性格巨星),她集上述所有特点于一身。而他则有一种魅力,令她爱慕,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南希年轻、健康,精力充沛。她是一名出色的运动员,喜欢打网球,60多岁还坚持滑雪。虽然最近刚做了髋关节置换手术,仍然在打高尔夫。 “她是一名出色的自我投资专家,”莫莉说,“你从南希身上可以学到的就是永远不放弃自己,要坚持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她会画很漂亮的水彩画,其实50岁才刚开始学,而她的法国大餐烹饪水平堪比大厨。” 南希的家庭是加利福尼亚式的,和在奥马哈抚育芒格长大的那种很不一样。她父亲的家庭1902年从得克萨斯州搬来洛杉矶,从事房地产开发,大萧条把全家的财富毁于一旦。南希的父亲在保险业任职,参与过多次房地产投资。另外他对植物很有兴趣,造了一座暖房在里面嫁接稀有品种,尤其是棕榈树和凤梨。她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加州人,工作是教师。 南希的父母相遇于加利福尼亚最具标志性的大学斯坦福。 斯坦福大学1918年由铁路大亨利兰•斯坦福创立,用以纪念自己十几岁就因伤寒症高烧而去世的儿子。儿子死后斯坦福对妻子说现在全加州的孩子都是他的孩子,此后不久这对夫妻就创建了西部地区最负盛名的大学。 “我出生在洛杉矶,那家叫慈善撒玛利亚的医院,现在芒格是董事会主席,”南希说,“我住在洛杉矶,在公立学校念书一直念到10年级,然后转去了马尔伯勒学校。” 南希的母亲是家里唯一的孩子,不过成长在一个大家庭中。她母亲的祖父一家在淘金热期间移居到了加州首府并在此发迹。 巴里•芒格告诉我,他外祖母有一个叔叔和六个姑姑。“每个人结婚的时候都得到了一幢在萨克拉门托同一个小区里的独栋洋房。童年时她去走亲戚的时候,妈妈就在几幢房子之间转来转去。外祖母姑姑们的房子至今还在J大街上,靠近州议会大厦。最早的威滕布洛克斯祖屋被列入了历史性地标名单。” “母亲的姑姑们,”南希说,“对于跳棋、掷筹码、抽签之类的游戏乐此不疲。每天下午她们聚在某家的花园里聊家长里短。她们种有很多果树,会自己罐装桃子和樱桃。” 和她的父母一样,南希也去了斯坦福大学。芒格八个孩子中的五个也都继承了这一传统。 “我修的是经济学,”南希说,“我很喜欢商业法,不过没有人鼓励我去读法学院。相反,我毕业后就马上结婚组建家庭。” 毕业后南希的第一任丈夫继续在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学习。南希在附近山景城任职科研人员。她所在的部门从事的风洞理论和其他研究工作为早期的超音速飞机奠定了基础。 “他们问我:‘你是想做文秘工作还是数字研究?’我说我要做研究。我们用一台福里登机,我负责计算机翼和机身的形状。”南希回忆说。 南希原本打算读一个美国历史的硕士学位,不过课程还没结束南希和第一任丈夫就回洛杉矶了。 南希当时离婚不久,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一起住在老贝尔艾尔的峡谷边。她和芒格通过相亲认识了。 “有些好朋友住在那条街上。他们认识芒格的一些朋友, 听说他有再婚的意向,就安排我们俩见面了。”南希说。为他们介绍的是玛莎和罗伊•托尔斯。玛莎是一名儿童故事作家, 托尔斯则是芒格在赖特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朋友们说芒格和南希第一次出去约会后,托尔斯问情况如何。芒格跟他保证一切都非常顺利,然后怪托尔斯为什么没有把南希是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会员这么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我妈妈和芒格都是很聪明很有能力的人,他们谁都不喜欢被人愚弄或者浪费时间,”南希的大儿子说,“他们两个都曾经结过婚,经历过相当不愉快的离婚,情感上受过强烈冲击,我认为他们在决定一个人是否值得深入交往方面速度相当快。” 显然他们双方都对这段关系的前景有信心。“就算写小说也写不出这样的故事, 一个人的前后两任妻子都叫南希。”小查理说。 南希再婚的时候大儿子哈尔•博思威克大概7岁,芒格搬进了她的房子里,离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南边不远。“只有我和弟弟戴维在那里。他们结婚前泰迪就死了,女孩们则和她们的妈妈住在帕萨迪纳。”哈尔说。 婚后九个半月到十个月左右,小查理出生了。这对于他、她和大家来说都是一项成就——芒格第一段婚姻有两个女儿, 南希有两个儿子,之后他们先有了小查理。基本上每三年都生一个小孩,芒格和南希一起一共生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快乐的大胖小子,整天都笑嘻嘻的。”小查理说,他爸爸妈妈曾经告诉他:“我们那个时候就想要一个像你这样的儿子。” 小查理出生的时候,两家人都在新环境中安定下来了。姐姐们相当听话,哈尔和戴维的父亲不再出现。哈尔说,离婚后他逗留过一阵,不过很快就不见了。“他回到火奴鲁鲁,他家里在那儿经营殡葬业和一些其他生意。后来又去了菲律宾很多年。他做过很多生意,包括造一些纪念公园之类的。” 哈尔和戴维的生父很多年后才回到美国,那时两个年轻人已经很好地融入了芒格家庭。对于哈尔来说,融合开始得很快却进行得并不顺利。 “虽然当时年纪小,我已经觉得自己像是一家之主了,” 哈尔说,“芒格会带妈妈出去约会,我会等到她回来为止,不管那个时候按照规定我是否应该已经在床上睡觉了。” 一旦家里有了另外一个男人,哈尔的这种感受变得更为强烈。“我的个性是要占有势力范围内所有的一切,”他承认说,“轻而易举地,我就要被人从已经得到的领土上赶走了。 我以前总是经常教弟弟各种行为规范,芒格很快就接替了这件事。亲身经历一场离婚、失去自己父亲是很不容易的。我那时年纪已经足够大,记得住孩子能记住的和离婚相关的所有事情,比如吵架这些。我的弟弟戴维还太小,他没有和我同样的感受。父母的离婚事件还是让我受伤了。” 哈尔说他的继父可不怕打孩子,虽然芒格一定是气到极点才会动手,而且打得并不重。他说自己是那种不打不成器的孩子。“从另一方面来说,我弟弟戴维就不是这种小孩。我不记得任何孩子像我一样挨过那么多板子。我很清楚芒格并不特别喜欢这样,不过最后他还是不得不教训我。” 由于哈尔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孩子,这场领地之争持续了好几年,其间哈尔非常愤怒。 “我每次让步都很不情愿,不过最终我接受了他,芒格除了没有生我之外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可以称为我的父亲,”哈尔说,“我今天之所以是我,他的贡献最大。我看待生命的方式、我的价值观和我会去做本来不会去做的事情都受到他的影响。” 同时,弟弟妹妹们接连不断地出生了。 “最大的和最小的孩子之间相差20岁,”小查理说,“莫莉和哈尔是一块儿的,戴维和温迪差不多。现在年龄造成的差别越来越不明显,不过家里大多数时间都是吵吵闹闹乱作一团。” 卡罗尔•埃斯塔布鲁克说家里的喧闹正适合她哥哥。“我觉得他想要40个孩子。并不是因为童年寂寞,他总是交游广泛,有很多朋友。” 也许是一大家子人热热闹闹地聚集在艾奥瓦曾祖父家里变成了他的梦想,也许他受到了夏天里一群孩子在星岛玩耍的启发。 “我的确认为生命就是一场生育竞赛,”芒格说。不过, 他又补充道,“我很高兴有那么多孩子。我不想自吹自擂地说他们都是超级巨星,不过我们和他们在一起很开心。” 不论生这么多孩子的动机是什么,要把八个孩子抚育成人是一项巨大的财政挑战。家里人去星岛过暑假很大程度是因为对于一大家子人来说,这是一种相对便宜的度假方式。南希肩负的压力是巨大的,不过她觉得有责任去建立两边的家庭并保持财务稳定。 “最初简直是度日如年,”小查理说,“爸爸和妈妈都在生命遭受重大挫折后试图重建自我。她支持这个计划,多年来一直都面对这么多小孩。外祖母,是妈妈小时候的护士,有时候帮忙照看我们。我的外祖父巴里在火奴鲁鲁的钻石头大街造了一所房子,爸爸妈妈去了那里。度假周的最后一天, 一想到要回去,妈妈就忍不住掉眼泪。家里的工作多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考虑到工作量,南希的反应并不令人出奇,却很不符合她的性格。 “妈妈始终很平静,”巴里说,“她不太会被自我怀疑、自我责备之类的情绪所困扰。她是忠诚的教徒,家庭是非常神圣的东西。” 芒格并不是那种晚上下班回来后帮着洗衣服的人,南希也没有指望他会做这些。 “我觉得妈妈给予了他难以置信的宽松空间去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和事业,”埃米莉说,“她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我还指望我丈夫能帮着带孩子,周末的时候全家一起去郊游。” 关于芒格在家里的出现时间,芒格的孩子们意见并不一致,要看年龄大小。对于大些的孩子来说,芒格看起来永远都在工作。年纪小些的,出生的时候芒格的经济状况更稳定了些,看起来就不那么忙了。 “我并不想描绘一幅沙漠般的景象,仿佛父子间完全没有交流,”哈尔说,“还是有一些家庭旅游活动,我们会回到明尼苏达钓鱼,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过那些年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忙。” 不过,年纪小些的孩子巴里则回忆说:“他总是在我们身边。他不是那种会取消滑雪之旅或者整天出差的父亲。基本上他总是在我们身边,不过生意很多,社交生活也很活跃,日程排得很满。” 对于埃米莉,倒数第三小的孩子来说:“我爸爸看来就像是个传统的父亲。每个人的爸爸都准时上班,晚上回家吃饭。我们围坐在一起吃晚饭。我并没有感觉到他常常不在家。他每个星期六打高尔夫,也可能是星期天早上。他并不参与日常事务,不过是个厉害的人,所以你知道一旦你打破了某项基本的规矩就麻烦了。” 她形容爸爸“精力充沛”,每天很早就出门,晚上回来吃晚饭。他会把项目带回家做,晚饭后就全神贯注在那些事情上。他会搭乘早上6点的航班。妈妈则不会那么早就开始忙碌,她起得早,不过不愿意一早就冲出家门。 芒格习惯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晚上他会坐在椅子里看书,同时听着家人闲聊,还不时插几句嘴。 “我的父母都是意志坚定的人,他们是一个团队,”她说,“你永远都别想挑拨离间他们,绝对不会成功。他们对如何养育孩子、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的基本理念都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小时候,他们忙着防止我们把车划花。他很严厉,但不像霹雳上校那种样子。你别想去拍他马屁,他不会吃这一套。在青春期症状最严重的时期,我一言不发、整天板着脸。我是年纪比较小的孩子中青春期症状最严重的一个,不过我敢肯定地说,在同龄人中,我算是很温和的。我没有离家出走,也不会把家里搞得天翻地覆。” 虽然定期要去开家长会,带孩子们去看牙医,走到哪里都有衣服要洗,早年的岁月还是把三个家庭联系在了一起。 “妈妈待莫莉和温迪就好像是自己亲生的一样,”小查理回忆说,“爸爸也把她带来的儿子当成自己的来对待。他们融合成了一个真正的家庭。” “他从来不说孩子和继子,只说我们有八个孩子,”温迪 说,“他从来不区别对待,那是他的典型风格。对待孙儿们,也没有区别。他完全不在乎,这对他而言根本不重要。” 即使是善于言辞的戴维,也被深深地打下了芒格家的烙印。莫莉虽然和另一对父母住在帕萨迪纳郊外,也觉得自己是父亲生命中的一部分。 “我念高中的时候他给我买了这辆车,”莫莉说,“他当时手头也并不宽裕,但我却开着白色敞篷野马,还有服装补贴。他总是在我身边,我觉得被照顾得非常周全,不仅仅是金钱上。那很好,不过如果他没有那些,也会有其他的方式来照顾我们。” 埃米莉现在自己有三个孩子。她说母性促使她去回想父母如何养大八个成功的孩子,都有相同的价值标准,彼此相处融洽。 “为人父母的成就之一就是将价值观、人性和道德理念传递给孩子,”埃米莉说,“但不是通过规律的宗教活动。我们在主教教堂上礼拜学校,学习黄金定律和基本教义。不过这些他们几乎都以身作则。我觉得他通过给我们讲那些他觉得值得尊敬和不值得尊敬的人的故事来教育我们。他不会高高在上地说我们的行为是对是错。兄弟姐妹们的确享受彼此的陪伴。孩 子和父母或是兄弟姐妹们之间不会发生很多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都相当诚实、品格高尚。” 芒格的孩子们总是回想在一个有明确是非观的父亲身边长大所学到的教训。哈尔说芒格强调为人处世的重点在于:“尽你所能。永不撒谎。言出必行。永远别找任何借口。如果要开会就早点动身,别迟到。不过真的要迟到的话,别绞尽脑汁想什么借口,只要道歉就好了。他们要听到道歉,但对借口一点都没兴趣。顺便说一句,这些都是非常有用的道理,特别是对 于那些立志于从事服务性行业的人而言。另外一件事是要尽快下决定,别把人家晾在那里不给回复。” “他会叫我们去做些事情,”埃米莉回忆说,“如果我们回来说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做不了,他会叫我们回去解决问题以做到言出必行。只有调整你原本的判断才能做到。” 芒格对家务事参与很少,而南希也赞同,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很典型。“他并不是家务事上的好帮手。我总是说他住在一间由别人维护打扫的酒店里面,他并没有参与进来。” 南希工作很辛苦,不过全家都知道芒格也在努力工作以保持自己在家里的位置。他当时35岁左右,财务生涯从头开始, 同时兼了好几份工作。南希曾经跟朋友们说芒格“是个匆匆忙忙的年轻人”,忙着过充实的生活,忙着致富。 他总是像执行官对待商业情况那样安排家庭生活,南希解释说:“他随时准备给孩子们帮助和建议,这样的机会也时常出现。不过他们长大后我们就尽量只在一两件重要事情上提出建议。” 虽然芒格不轻易通过言语表达自己的情感,但莫莉说很显然他对自己的家庭有深厚的感情,只是觉得表露情感有时很危险。 “他也许觉得一旦开始,自己就会被情绪所淹没,”莫莉说,“不过一切都摆在那里。我们都希望他能多些表达出来。他们都来自老式压抑的家庭。她非常理解他,默默应对这一切。” 南希不但是贤内助,还是芒格的智囊团,他常常和她讨论自己的想法,虽然经常发生两人同时抢着讲话的情况。 “南希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举办了盛大的派对,”沃伦 • 巴菲特说,“我想来想去决定送她一枚紫心勋章。”巴菲特搜遍了整个奥马哈,最后在一家当铺里找到了一枚老兵奖章。 芒格在汉考克花园住的那个社区里,所有的家庭看起来都一样富裕。没有人显山露水,小查理说:“除了某个孩子的爸爸,经营着一家糖果公司,我们还去参观过。”小查理甚至不知道自己爸爸是做什么的。 “我从来都不了解他的职业。爸爸每天早上起床后6点半到7点之间就出门了,下午5点半到6点之间会回来,晚饭6点半开始。那是我们家的规律。他的工作对我们来说很神秘。他有一间办公室在一幢蓝色的房子里,里面有一张大桌子。我不明白上面放的是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对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感兴趣过,完全没有概念。” 孩子们不知道爸爸工作性质的原因之一是他很少谈到这个 问题。 一旦他谈了,孩子们就会很困惑,因为同时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最早,芒格主要在缪齐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业务,用自己的所学所能力求上进。查尔斯•哈金斯是喜诗糖果的总裁,不过和第一个南希的家庭没有任何关系,说他看到芒格作为律师的表现觉得他是那种勇往直前的人。 早年芒格还是初级合伙人的时候接手过一单案子,他知道客户会在某一天过来讨论行动策略。芒格仔细分析了案子,认定只有三种可行的方法解决问题,他对每种方法都认真考虑了一遍。第二天客户到了,讨论了一会儿后要求律师根据芒格意料之中的一种方法跟进这个案子。资深合伙人叫芒格根据要求去草拟一封信函。芒格跟大家说如果他们带速记员来了,他可以现在就把信写出来,这样就免得客户第二天要再过来。芒格几分钟就把信很快地写了出来,客户非常吃惊。后来他们再跟事务所做生意的时候,就指定芒格做他们的委托律师。 芒格特别喜欢资深合伙人乔•皮勒,他是亚拉巴马人,说话用词丰富多彩,和芒格自己的父亲一样是个优秀的猎人和渔夫。从他身上芒格学到了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新鲜词语“魄力”。 “也难怪我喜欢他,”芒格说,“和我一样,他喜欢要么把一项任务全面交给别人去做,要么就全部自己来做,我喜欢他这种全面放权的管理方式。” 公司最有意思的一个客户是一名富有的工程师哈维•马德,他想在全球开矿,后来还投资创立了全国最好的理工学院 ——哈维马德学院,是加州一连串小型学院中的一所。虽然芒格没有和马德有很多近距离的接触,却和马德的兄弟西利以及马德的一位军师卢瑟•安德森交往密切。 芒格记得马德会跟他的律师们说:“我完全不想知道法律是什么,在不违反法律的情况下我能实现什么。我希望你们能综合考虑所有的因素,帮我把事情做正确就行了。” 作为一名年轻律师,芒格曾经犯过一些错误,包括又一次负责起草一份法令豁免在建大学建筑的财产税。这项法令通过了,不过芒格尴尬地发现豁免范围包括了建筑,但并没有提及地皮。后来另一位合伙人帮忙改正了这一错误。 尽管如此,芒格还是稳步前进。他同时也发现自己有时会因口无遮拦和锋芒毕露而受到惩罚。芒格的朋友告诉他在法律界起步时,正确的途径应该就像一位资深合伙人对他说的那样:“你应该始终牢记自己的责任是用恰到好处的表现让每个人都表扬你是房间里第三聪明的人。客户应该看起来是最聪明的,其次是我,然后才轮到你。” 缪齐克、皮勒和加勒特律师事务所的主要合伙人是罗伊 • 加勒特。虽然芒格欣赏加勒特的法律技巧和吸引重要客户的能力,他和加勒特的关系从来都不像和皮勒那样密切。虽然加勒特让芒格负责一部分他的私人法律事务,芒格说内心深处他知道加勒特并不十分喜欢他。 “罗伊•加勒特喜欢主导一切,我和他天生就说不到一起,”芒格说,“我们认识不久后的一天,他打电话给我,指责我在一些他指派给我的小客户身上浪费了2万美元的收费时间却一无所获。我回答说:‘罗伊,你无权这样和我说话,除非我没能开账单给客户并且收回律师费。’当时我们就没再说下去。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5万美元。罗伊对我的这种成功反应很复杂。” 在祖父膝头学到的东西是芒格为人处世的准则:首先,最可靠的创建业务的方法就是专心做好手头的工作;其次,压缩开支,存下一笔钱用于投资以保证未来的财富。 “芒格当律师的时候学到了很多经商之道,”巴菲特说, “他参与过万国收割机公司的资产交易和20世纪福克斯的业务。他总是能看清现实,如果发现什么问题绝不会坐视不理。” 即使是那些沾点边的事情也会受到芒格的格外关注,包括一座在加利福尼亚莫哈韦沙漠的优质矿产。“我很想拥有那座硼矿,开采成本低,保有量大,”芒格说,“那的确是一座非常值得拥有的矿藏,不过已经被某个知道它价值的人拥有了。” 不幸的是,有些客户并不是芒格想要服务的那种。他开始回忆当他们讨论一个客户——奥马哈汽车经销商格兰特•麦克法登时爸爸的反应。 “我有一次抱怨说他(阿尔弗雷德•芒格)应该多些像格兰特•麦克法登这样的客户,少些像另外某个人那样的客户,”芒格说,“我还记得他装出恐惧的表情解释麦克法登是如何善待自己的客户、供应商和员工的。爸爸说如果他所有的客户都像麦克法登这样,那我们这个律师之家就要饿死了。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堂课,即使我发现和其他生意人一样, 现在要饿死律师可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这堂课还是有助于我的职业生涯。它让我更愿意为麦克法登类型的客户服务,自己也以麦克法登为榜样。” 芒格感觉到从事法律业务的问题在于,他最喜欢共事的人通常不会有很多麻烦,而最需要他的人总是性格有问题。最重要的是,20世纪50—60年代,投身法律并不一定会让你发家致富。 芒格逐渐通过做律师存了点钱,开始投资证券并加入了朋友和客户的生意,其中有些是惨痛的吃一堑长一智的经历。芒格为帕萨迪纳一家小型变压器制造厂做了一些法务工作,和客户相处得很愉快。芒格希望他们能再来找他。 一天早上,当他开车上班经过这家公司办公室的时候,觉得自己太害羞了,其实不应该等客户来找他,应该主动找上门去。他掉了个头开回去。和老板谈了一阵之后,他的确得到了更多的业务。最后, 他在这桩生意里占了主导地位,带来了一些关键的资金。芒格的第一位正式伙伴是埃德•霍斯金斯,现在已经90多岁,住在加州中部一个小城市里的一片高尔夫社区里。 “埃德•霍斯金斯是一个很棒的人。他创造了变压器。他的风险投资商想取代他,他不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个计划,用大量的信用资本买断了他们的股份。这是一件早期的杠杆收购案例。表面看来是法律问题,其实可以用非法律方式解决。” 公司是一家加工车间,制造霍斯金斯为军用火箭之类的设备设计的高度定制的变压器。因为当时正在打朝鲜战争,南加州有无数的军用工厂。虽然战争带来了无数的机会,生意还是出现了很多问题。 一名年轻的主管拖延了很久后死于癌症,他死后所有的财务重担都落到了搭档身上。 显然这家公司必须快速扩张才能偿还因实行收购而欠下的债务。然而与此同时,竞争对手们也看到了战争带来的商机因而快速扩张,很快市场上就供过于求。他们的业务开始变差, 这也是芒格离婚前后财务压力巨大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这个故事也有好的一面,那就是芒格和霍斯金斯变成了好朋友。 “埃德每周工作90个小时,”芒格回忆道,“他设计了早年的每一款变压器。言语无法描述我们当年有多亲近,也形容不了这个人有多好。我们遇上的问题让他头发都掉光了,苦苦挣扎着。最大的麻烦来自对威廉米勒仪器有限公司的收购。那并不是一个好主意。那家公司生产一种复杂的阴极射线示波器。这项业务始终都没有发展起来过。” 最终产品开始有了销路,霍斯金斯和芒格把公司卖了。这并不能算操之过急,因为很快阴极射线示波器就被更复杂更先进的磁带记录技术取代了。 “最后我们只剩下变压器业务,”芒格说,“战争结束后这门生意就不好做了。我们的财政非常紧张。在财务主管哈里 •博特尔的帮助下,我们最终决定踢走所有不能让我们赚钱的客户,把规模缩小为一家小型公司。当时心里挣扎万分,很痛苦。我们几乎失去了所有。最终我们还是成功了,虽然算不上是一鸣惊人,不过我们最终的投资回报率还是相当可观的。” 芒格和霍斯金斯的合作伙伴关系始于20世纪50年代,1960—1961年终止。和霍斯金斯一起的那些年,芒格在学习经商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有一件事,“我从来没有再回过高科技行业,因为我尝试过一次发现有很多问题。我就像马克•吐温的猫一样只要有一次不好的经历就永远不会再坐到火炉上,哪怕是已经冷掉的也不行”。 芒格热爱并尊重科学,这变成了他的原则。此外,他开始意识到购买优质资产有很多好处:“收购一家注定破产的公司,寄希望于在它破产前能清偿所有债务并有所盈利可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他还学会了如何界定优良企业:“好企业和差企业之间的区别在于,在好企业里你会做出一个接一个的轻松决定,而差企业的决定则常常是痛苦万分的。” 责任编辑:李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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