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金融改革法案最大的受益者还在于所有的金融消费者,一个拥有独立资金、几乎完全自主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将成立。CFPB将监督高达600万亿美元的金融商品市场,同时,拥有制定及执行金融相关管理法规的权力,包括接管及关闭不良大型金融机构。

CFPB的对大型、关联性强的机构的要求将更为严苛,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提高对金融机构的资本金和流动性要求。重拳打向那些不负责任的信用卡公司和购房借贷公司,使得百姓消费权益明晰,金融机构的血腥肆意妄为变得有所节制。

美国领跑新游戏规则

在这场金融大整顿之中,以投行、商业银行为代表的美国银行体系受到重创,其中,对金融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信用卡市场也受到严格监管。

对于消费者的金融保护,则被细化到具体的内容。比如,接受记账卡（debt card）付费零售商收取费用的银行,将受到美联储的管制。零售业不必向记账卡付费,从而降低产品价格,使消费者受益。美国金融改革法案的关于信用卡的条款,也在保护信用卡持有者上着力。扭转信用卡公司对信用卡持有者的霸王条款和驴打滚利息。

在金融改革法案前,美国就通过了新的信用卡法规——《信用卡责任与说明法案》（CARD Act）

。新规定同时禁止罚款超过消费者违规的金额,禁止对消费者收取“闲置”费,也禁止以不同名目对一次迟缴月费收取多笔罚款。六个月内违规一次的最高罚款为25美元,多次违规的并罚最多35美元。禁止发卡公司突然调升利率、过度收费,和采取其他增加利润的花招。单单禁止调升利率,一年就可使消费者省下至少100亿美元。

CARD Act法案还规定,银行业不得再针对21岁以下的用户发放信用卡,除非这些用户获得联名担保或能提供具备偿还能力的证明;禁止发行商在大学校园内进行信用卡市场推广。因此,21岁以下的青年一代将暂时告别“卡奴”时代。

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于细微之处剑指银行信用卡问题,其实从深层次解释了美国过去依托借钱消费为中心的经济运行模式的失效。当借钱消费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美国经济的战车将要走上新的驱动程序。

奥巴马曾说,“我们的目的是不惩罚银行,但是要保护总体经济和美国人民免受我们过去几年看到的那种动荡之苦。”就在G20峰会闭幕时,奥巴马也表示,“数年来的大举借债,已经使得美国民众无力再采用借钱以购买进口产品的模式去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

“美国的消费者为全球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持,但是现在美国民众已是负债累累,这样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世界上的出口国家,应当把注意力转移向其他地区的那些身挂鼓鼓钱袋的消费者。”奥巴马说的“那些身挂鼓鼓钱袋的消费者”,显然指的是中国。围绕美国的经济模式的争议,日益发达起来的中国仿佛成为了美国的救世主。

数月来,金融界派出庞大的游说团体,试图改变法案中对金融界诸多限制与严厉规范的条文。总的来说,从政府层面,法案表明了政府对华尔街严加看管的决心;从民众的心理层面,法案反映了美国大众对2008年金融风暴犹存的余悸,民众对金融界贪得无厌的深恶痛绝。

美国出现了危机,欧洲出现了危机,亚洲也出现了危机。社会的进步在于一个国家能从危机中看到问题,并找到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可以说,金融改革法案是美国为21世纪要走的道路制订了一套新的规则。美国又一次成为第一个为这条道路设定新规则的国家。

中国金融改革的窠臼

中国银行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但实际上和地方利益发生了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中国需要深刻反省政府与银行的关系,提出中国式的“金融改革法案”。

中国的金融危机有它的特殊形成过程。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不会带来美国式的财富效应;同时,中国的国有银行也没有净值贷款服务项目,完成泡沫形成的最后一个充分必要条件——泡沫消费。而中国的泡沫消费,是一种政府行为,但常常被掩盖在“政府投资”的幌子下。

中国“金融改革法案”首先必须面对地方政府土地融资问题。

由地方政府成立的项目公司向银行申请贷款,筹集地方基础建设所需的资金,在2008年中国推出4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之后,达到高峰。银监会的数据显示,2009年5月,全国各地的融资平台公司多达8000多家,其中以城投公司面目出现的县级平台就近5000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将土地注入公司作为核心资产,然后以未来土地拍卖所得作为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基础建设,这些融资平台期望从土地拍卖和建设项目中获得收益,用来还债。

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路易斯•库吉斯 (Louis Kuijs)说,“严重依赖土地收入并积累了大量债务的地方政府可能面临流动资金的问题,可能无法偿还债务,最终导致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加。”

中国国家审计署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2009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中说,部分地方政府偿债压力较大,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的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超过100% ,最高达到365%。

审计署的报告凸显了中国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土地收入作抵押、大量举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所造成的隐患。报告对18个省、16个市和36个县的审计后发现,去年政府性债务余额总计达到人民币2.79万亿元,其中各地融资平台的政府性债务占债务余额的一半以上。

土地的价值,取决于一个城市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离开城市经济发展的大架构,把土地单独剥离出来,作为核心资产向银行进行抵押,获得贷款,是一种没有根基的交易活动。以未来土地拍卖作为基数,是一种十足的冒险性的经济行为。如果说,2008年中国因为没有次贷危机而躲过了金融危机,那么真正的金融危机,在融资平台公司的推动下正在暗流涌动。

中国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报告掀开了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的盖头。这种投资驱动型经济并不意味着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并不能产生“向内转”的强劲经济动力,可能会转向更具破坏力,更不平衡的经济形态。

一组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0年前的45%左右下降到目前的35%。要让家庭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还需要很长时间,家庭消费增长必须比GDP的增长高出2.3%左右才行,而这需要政府对内需拉动经济的政策权力支持才行。

华盛顿智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中国经济学家史剑道认为,虽然中国家庭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最近一两年有所增加,但是投资的比例更快。与一两年前相比,中国现在更加依赖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