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改革开放,我最深刻的体会是:如果要问改革开放从哪里来的,它应该就是被逼出来的。这个“逼”,是促进人类进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30年前的中国,处在这个被“逼”的环境中。在当时,第一,人口数量非常多；第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要屹立在世界,非常不容易；第三,我们原来选定的体制,困难重重。改革要触动传统的观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个“逼着不得不做”的力量。当国家处于“被逼”的环境时,他会做一个反应,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国家机器不能高高在上、脱离实际,以为只凭教条和书本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而是要从底层的实践活动中吸取力量。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一个底层自发的努力慢慢被国家上层结构吸收的过程。

　　这几年,内需一直无法扩大,为什么扩大不了?居民家庭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例不到50%。而上世纪80年代改革的时候,这个比例达到70%多,接近80%,老百姓有钱买东西,市场就建立起来了。90年代中期以后,国民经济增长非常快,但税收涨得更快,与此同时,改革过程中一些关键的生产要素(比如土地)还没有完全市场化。因此,从收入角度看,国民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集中在了政府手里。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如果国民经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外部冲击遇到困难的时候,这就是改革的一个机会,因为这个“逼迫”的力量就要来了。我国高度依赖出口,外销市场出了问题,大量的沿海生产力就停止了,工人回乡下,这可能酿成巨大的经济、社会压力。正是这样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从政府到民间形成了一个合力,共同解决调整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比如,税收能不能相应地减一减,政府控制的很多资源能不能更多地往市场上放。

　　为什么在土地改革的问题上形成了政治共识呢?有人认为国家重点工程需要拿地,政府要发展,也需要地。我的看法,还是要回到国民经济。中国不是日本,更不是欧美国家,中国要建设的地方很多,只要经济政策对头,中国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我大胆地讲出现衰退的几率等于零。不像日本,日本的政策很难摆动,大小河道里都铺上水泥了,河都改造过,农村都建好了,路都是非常漂亮的。而中国离这个阶段还早。但制度不对头,谁能去投?谁有权投?而谁又有权转让这些资源?因为被形势逼迫,就需要调整我们的制度,调节我们的政府与企业、中央与地方、国有与民营利益板块之间的关系,这就有可能在困难的情况下逼出一条新路。

　　我们过去因为落后,所以老是要跟着别人走,这是对的,今后也要学别人。但1840年以来,中国向别人学习的问题上,屡屡有错。1840年以后,中国人一直学日本,日本侵略中国；学西方,西方侵略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改革开放也是学。我们计划体制学苏联,学来学去苏联垮了,这条路走不通了。然后我们学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也不行了。后来我们发现,东亚模式最好,学日本、学韩国,几乎要达成一致认识时,日本出问题了,然后开始学美国。

　　这一次,美国很多金融机构出问题,这些当年教我们控制风险的老师出问题了。老师都不行了,那怎么办?那就得靠自己了。这就是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我们再也不能简单地用某个模式来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大国。我们必须回到30年前邓小平讲的话,所有的本本条条主义都是错的,从实际出发这条路,才走得对。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有自己的人民,有它自己走过的路,我们要开放、学习,但照搬任何一个模式,都不可能成功,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