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世界钢铁行业格局的演变，铁矿石作为铁元素的主要来源，直接影响到钢铁行业的发展和全球经济的稳定。一方面，铁矿石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存在明显的分化，产销地定价权的博弈和地缘局势的敏感性使铁矿石价格经常步入“风口浪尖”；另一方面，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中国的钢铁产能过剩和全球钢铁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印度对铁矿石的需求，以及国际贸易流向的变化也成为影响铁矿石估值体系的主要因素。

[资源分布呈现高度聚拢型特征]

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在《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2024）》中报告当前全球铁矿石原矿储量约为1900亿吨，较2023年报告数据增加100亿吨，源于澳大利亚的原矿储量增加了70亿吨。储量排名前五的国家为澳大利亚（580亿吨）、巴西（340亿吨）、俄罗斯（290亿吨）、中国（200亿吨）和乌克兰（65亿吨）。澳大利亚、巴西作为全球铁矿石的主产国，出口量占全球总出口量近80%，储量占全球近50%，而由于可开采寿命超过60年，因此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是铁矿石的主产国。

四大矿山作为澳大利亚、巴西的主要铁矿石生产企业，铁矿石产量占据了全球近半供应量，且两国由于自身对铁矿石需求并不高，因此超过90%的铁矿石用于出口。两国铁矿石的开采目标即为出口，这也造就了其利润导向的生产计划。

2023年，四大矿山共增产1953万吨，中国市场的进口增量和印度钢铁行业未来发展的可能性使四大矿山于2024年不但维持之前的生产目标不变，甚至在全球发掘新资源，推进新项目的开展。根据四大矿山的最新财报数据，除淡水河谷外，其余三大矿山均有扩产能计划。

主产国寻求产能扩张、利润最大化的同时，消费国则由于资源禀赋的限制，在市场中显得较为被动。中国、日本、韩国是全球主要的铁矿石消费国，中国虽有较高的铁矿石储量，但因矿石品位限制，加上开采、处理成本高，国产铁矿石并不受钢厂欢迎，因此，对海外铁矿石的进口依赖度长期超过80%。从体量来看，中国年进口铁矿石近12亿吨，日本、韩国进口量不及1亿吨，巨大的进口量和高依赖度也让我国争取铁矿石定价权之路倍显艰难。同时，地缘局势风险也在冲击着全球铁矿石价格，导致市场博弈加剧。

[中国、印度钢铁行业的发展]

2023年，印度粗钢产量增长11.8%，巨大的增幅、迅猛的发展引发全球关注。印度钢铁工业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印度政府的引导。2017年5月，印度政府发布《国家钢铁政策（2017）》，计划到2030~2031财年（2030年4月1日~2031年3月31日）将印度粗钢产能扩大至3亿吨，其中高炉-转炉产能占比60%~65%，电弧炉产能占比为35%~40%。2023年，印度粗钢产量1.4亿吨，产能1.6亿吨，这也意味着未来7年印度将实现钢铁产能的翻番，要想达到此目标，未来印度钢铁产能的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8.5%。

我们可以据此做一个粗略的测算。2023年，印度铁矿石产量为2.57亿吨，其国内需求为2.39亿吨，占比约93%。根据世界钢铁工业协会的数据，2023年印度高炉生铁产量8574万吨，其中高炉-转炉和电炉各占50%左右，为达到2030年目标，还需增加1亿吨高炉-转炉产能，此时印度国内铁矿石的需求将超过4亿吨，这要求铁矿产能的年复合增长率在6%左右才能保持印度国内供需的紧平衡。总的说来，未来印度钢铁工业的飞速发展将增加印度铁矿石的内需，或减少印度铁矿石的出口量，造成部分贸易流向的转变，甚至有可能通过阶段性的供需错配使印度由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通过抵消部分产销地间的分化程度调整铁矿石的估值逻辑。

此消彼长之下，作为炼钢大国的中国，正面临与印度截然不同的境遇：粗钢产能过剩，铁矿石需求难见明显增量。4月3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应急管理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就2024年粗钢产量调控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即继续开展全国粗钢产量调控工作，坚持以节能降碳为重点，区分情况、有保有压、分类指导、扶优汰劣，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促进钢铁行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为配合做好产能产量调控工作，相关部门将联合开展全国钢铁冶炼企业装备基础信息摸底工作。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4年1~3月，中国粗钢产量25655万吨，同比下降1.9%；生铁产量21339万吨，同比下降2.9%；而进口铁矿石3.1亿吨，同比增5.5%。一季度在需求疲软之际粗钢产量下滑，而铁矿石进口出现明显的增量，造成了国内铁矿石价格一路走低。进入二季度，随着宏观政策走向的明朗，市场预期走强，盘面交易需求的复苏，加上市场普遍对粗钢行政性控制的预期高涨，钢厂有在政策出台前加速复产以待价格上涨的动力，于是成本端纷纷反弹，碳元素、铁元素估值向上修复，铁矿石出现明显的反弹。

总体来看，一方面，全球铁矿石市场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矿产资源、生产能力、需求量以及贸易流通，具备复杂性和丰富多样性。生产国和消费国的禀赋和需求差异奠定了铁矿石定价权的倾斜。对生产国而言，全球储量最大的两大国家超过90%的产品出口说明了其产出的目的在于贸易，利益最大化是其铁矿石出口的核心因素。而对于消费国而言，资源的倾斜注定了双方必将经历剧烈的价格博弈。中国作为铁矿石进口大国，增强话语权、降低成本、减少外部掣肘是当务之急，而我国也在寻求多种途径打破这种限制：一是增加向非主流国家的进口量，拓宽进口选择权；二是通过参股海外矿山、开展合资公司的方式加入上游采矿领域，增加主动权；三是通过优化自身钢铁工业结构，进行行政性的控产，促进转型升级，减少铁矿石需求。

另一方面，由于铁矿石由美元定价，其在特殊时刻还有汇率保值的金融属性，随着海外加息、降息周期的更迭，估值体系已然发生变化。

印度钢铁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其自身铁矿石需求逐年增加。印度作为铁矿石主产国，既能自产自销，掌握部分定价话语权、降低成本，修复产销分离的定价倾斜；又能消耗部分中国去产能阶段引起的铁矿石需求减量，引导国际贸易新流向。但要看到的是，中国的铁矿石需求体量依然十分庞大，这种估值体系的调整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