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货市场的风险管理功能也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了绝佳工具。如美国农业部1993年开始鼓励伊利诺斯州、俄亥俄州和印第安州部分农场主作为试点，进入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购买玉米、大豆和小麦的看跌期权，以稳定这些农产品的价格，替代政府的农业支持政策。这不仅使政府粮价政策更趋合理，政府补贴最小化，还有效保护了农业企业的利益。农业部还确定部分小麦、玉米和大豆的生产者自行选购相当于保护价格水平的看跌期权，政府代为支付购买期权合约的权利金和交易手续费。由于政策引导效益显著，参与期货、期权交易的农场数量连年上升。

　　近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使中国企业参与期货市场的数量、规模日增。如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原来一直反对中远期电子交易市场和钢材期货，认为这将削弱甚至“剥夺”钢铁生产企业的定价权。但由于市场的需求存在，国内不断产生各类电子盘市场，目前规模较大的已有近10个，形成所谓的“变相期货”，实质为现货远期交易。其中最大的上海斯迪尔电子交易市场仅螺纹钢就有300多家钢材贸易商参与交易，每日交易量5万—8万吨。2006年年底中钢协领导层首次公开提出“从简到繁，从易到难，先选择螺纹钢线材几个品种规格作为期货上市的试点，取得实验后再逐步扩大上市品种”的意见，悄然成为钢材期货的积极推动者。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合理运用期市规避风险已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生存之本，成为现代企业区别于传统企业的重要标志。

　　2.事件证明企业应对市场风险应严格选择期货类衍生品

　　不少参与期货交易失败的企业宣称绝无参与投机，报亏原因在于套期保值，致使一些媒体把矛头对准期货和套期保值，严重陷入认识误区。许多专家在分析案例后都明确指出，中信泰富、深南电等，根本就不是在期货市场进行套保，而是在场外交易复合式期权。此次金融危机中凡真正做套保的企业，无论对价格走势判断是否正确，都取得了较好的保值效果。而在场外交易的非标准期权合约，对价格走势看准了可有限获利，看错了则无限亏损。投资场内套保还是场外非标准合约，就是规避风险或投机逐利的根本性投资目标差别。

　　如中信泰富与国际投行签订的16份合约全是结构复杂、场外交易、非标准的外汇衍生品，主要为澳元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澳元日累计合约、双货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和人民币累计目标可赎回远期合约4类，实质都是累计期权，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尤其在牛市中，很多投资者当时以为价格不会大幅下跌，然而这类合约时间跨度长，为变盘预留了足够空间，有效设置了定价陷阱。

　　深南电的3份期权合约也是名副其实的“对赌合约”：当原油价格高于每桶62美元时，深南电每月可获固定或相对固定的收益；一旦油价低于每桶62美元，则深南电每月需赔付与(62美元—浮动价)×40万桶等额的美元。显然，深南电的收益永远有限而损失无限。场外交易和盈亏不能对冲，就是投机合约与套期保值的根本差别。而牛市中对价格走势的盲目乐观，则成为这类投机合约“陷阱变馅饼”，引诱企业入套能够得逞的基本条件。

　　国航、东航、上航报亏则主要在于缺乏经验。套期保值虽为对冲风险的最佳工具，但使用不当仍会产生风险。即便套保方案误判行情，期货合约出现账面浮动亏损，但同时对应的现货采购额度则成本下降，仍可以对冲损失，且合约公允价值损失并非现金实际损失，合约并非一定要平仓，而是可以履约购买燃油，最终计入营业成本，对实际经营不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由于油价剧烈波动，国际上许多航空公司因缺乏套保手段而相继破产倒闭，得以生存者均积极参与燃油套期保值。当然套保失误也时有发生，如多年来依靠燃油套保在油价高涨中持续获利的香港国泰航空，截至2008年10月底也因油价暴跌而出现28亿港元账面浮亏。但这些案例都不会导致相关企业从此放弃套期保值，而是会进一步加强对套期保值的研究和应用。

　　金融领域的变化发展，使企业仅用期货进行套保有时仍存在不足，因为期货虽然能锁定价格和风险，却无法享受到价格出现有利变动时的利润。如果能正确引入期权，就能丰富可供企业选择的组合产品，但前提条件是必须对产品全面了解，将风险(即价格和仓位)控制在企业可承受的范围内。企业规避风险既要“量力而行”也要“量知而行”，尽可能应用简单的期货类产品而非复杂的结构性衍生产品，对套保方案的头寸管理也要从“静态”变为“动态”，随时根据市场行情变化进行调整，市场上没有“一劳永逸”的套保方案。

　　3.加快发展国内期货市场是避免“客场作战”失利的根本途径

　　综观国内企业系列“涉期”失利的案例可见：近年来套保失败的典型案例几乎都是遭遇基金国际“狩猎”，反向头寸强大挤兑所致。所涉品种多为场外交易产品，客观上国内没有相关衍生产品，企业做境外期货套保又必须经严格的资质审批，也是导致企业选择场外期权组合交易的深层次原因。以亏损多发的原油衍生品事件为例，国内没有原油期货、期权产品，涉油企业要规避价格风险只能出境。国内外市场天差地远，中国企业孤军作战，信息不对称，知识和经验严重不足。即使是规范品种的场内交易，也因无会员席位，名称、企图完全暴露，头寸高度“透明”，极易被代理机构“设套”。只要国内市场缺位原油期货品种，相关企业就只剩下“被油价波动吞噬”和“被游戏规则宰割”两种选择。

　　1998年“株冶事件”后，《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办法》于2001年颁布，对国企开展境外期货套保业务的资格取得、风险控制以及外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规定；200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该管理办法进行了补充修改；2007年中国证监会取消了国企境外期货套期保值的资格审批，改为按相关规定处理，有效推动了我国企业境外套保业务的发展。但由于我国尚未放开对国内期货公司代理境外期货交易的限制，境外期货交易只能依靠境外机构代理，除要支付可观的交易费用外，还无法保守商业机密，这一再成为我国企业在境外期货交易中遭遇逼仓的关键原因。目前，随着实施“分类监管”改革新政策的开展，国内期货公司代理境外期货交易的条件逐渐成熟起来。

　　归根结底，一个封闭而没有与国际接轨的期货市场，无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真正为企业屏蔽风险。只有综合型、开放型的期货市场，才能为国内企业提供规避各类风险所需要的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阵地，同时期货市场的功能也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4.加快企业的期货人才队伍建设

　　我国许多大中型国企利用期货市场进行风险管理的经验和手法均日益成熟，如江西铜业，其生产经营计划高度依靠期市的价格发现和风险管理功能来科学制定。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中，通过期现两个市场灵活协调运作，在铜价最低迷时依托期市实现了高速发展，跻身世界铜行业前十强。近年来，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套期保值水平和规模也不断提高。如1995年至今，通过利用上海期货交易所卖出保值，江铜期货平均吨价比现货高出100—200元，也高出交易所当月结算平均价。此类成功案例并不少于企业期货交易失败的案例。

　　所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都证明，企业能否有效利用期货市场规避经营风险，关键在于相应的期货人才队伍。不少企业管理层长期囿于传统思维，不重视期货市场和金融衍生工具，或认为期货市场风险太大，不愿参与，因而导致期货部门和期货人才严重缺位。事到临头只好听天由命，或全权外包套保方案设计，把企业命运完全寄托于方案设计者的品牌、名气、能力和道德水平，无法识破镶嵌在方案中的“玄机”，误认“场外”为“场内”，把套保做成投机。

　　国家的实体经济好比航空母舰战斗群。现代航母战斗群通常由1艘航母、4艘防空型导弹巡洋舰、4艘反潜型导弹驱逐舰和1-2艘攻击型核潜艇编成，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的强大攻防能力。我国实体经济在全球化时代参与国际竞争，犹如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大洋游弋，迫切需要建立商品和金融期货构成的“安全防护网”。国际金融风暴为我国实体经济的战略安全提出了现实的课题，只有加快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期货市场，才能保障国内企业做大做强，保障中华民族的千年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