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云：民以食为天，猪粮安天下。生猪作为国人的主要肉食来源，承载着重要的战略使命。2007年年中开始的CPI上涨令生猪成为众矢之的，金猪年“猪”成为了最热的话题。如今，突如其来的“甲型H1N1流感”令人们“谈猪色变”，使本已处于下行周期的猪肉价格加速下降。据统计，在“甲型H1N1流感”暴发的一天内，养猪第一大省四川的17个生猪养殖大县的仔猪、待宰活猪和去骨带皮猪肉价格分别平均下跌了0.1元/公斤，0.07元/公斤和0.13元/公斤。“猪贵伤民，猪贱伤农”，伤民抑或伤农似乎成为无解的难题。事实上,当我们放眼全球，生猪期货这一已被验证为成功的模式，成为这道难题的最优解。

　　一、产业中不可承受之重呼唤生猪期货

　　“一年春作首，六畜猪为先”。自古以来，猪肉就是我国多数民众肉食的首选。据统计，我国人均猪肉消费量为39.6公斤/年，占肉类消费总量的65%。作为畜牧业中最大的产业，生猪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生猪供给不足，我国生猪市场呈现典型的卖方市场。国家采取凭票、定量等措施，通过计划手段控制生猪供给，生猪价格也非市场化，这种局面持续了较长时间。直至1985年我国开始开放肉类市场，生猪的市场定价机制才逐步形成。自1992年肉、蛋、菜价格全面放开后，生猪市场逐步告别了卖方市场，生猪的市场定价机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遗憾的是，生猪市场一直缺乏未来价格信号的指导，这也成为生猪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根本原因。纵向来看，我国生猪产业较之于美国等成熟的产业结构，散养率偏高，农户搜集信息的意愿和能力限制了生猪市场成为完全竞争市场的可能。受制于缺乏未来价格和农户的信息不完全，农户根据局部地区当前供求关系和价格变动安排生产，从而导致猪价经常呈现“蛛网现象”，即陷入“生猪卖难-价格下跌-宰杀母猪-生猪减少-供应短缺-价格上涨-养殖增加-生猪卖难”的怪圈。

　　在生猪产业链的上游，生猪养殖农户、养殖场和加工企业承担着猪价变动的巨大风险。全国生猪价格从2006年1月至5月经历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后，从2006年6月起一路上涨，在2008年4月到达峰值，猪肉和生猪也成为当时热议的话题。此后生猪价格便开始进入下行区间，进入2009年以来跌幅已累计达26%。而日前暴发的“甲型H1N1流感”似乎是对2006年禽流感的昨日再现，居民消费信心降至新低，整个生猪产业一片悲观。时隔一年，生猪价格的冰火两重天已成为农户经营过程中不可承受之重，相关加工企业也叫苦不迭。加之前段时间外资进军生猪养殖业，其逐利的本性必将在未来加剧生猪价格的波动性。众里寻他千百度，当把视角锁定在生猪期货上时，我们不难发现，其具有的发现价格和规避风险的功能恰恰为破解产业难题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答案。

　　二、解铃仍需系铃人，生猪期货是首选

　　始于2007年的新一轮CPI上涨被冠以“结构性通胀”的称谓，而其结构性的源头被指向了猪肉和生猪价格。而此次“甲型H1N1流感”的暴发又将处于下行区间的猪肉和生猪价格猛踹一脚。在恩格尔系数相对偏高的前提下，大多数民众对猪肉的偏好使生猪及其加工品成为影响居民消费价格的重要原因之一，猪肉和生猪价格关系着民计民生。另一方面，目前生猪产业年产值达到600多亿元，占畜牧业的近一半产值，肩负着确保农民增收的重任。“猪贵伤民，猪贱伤农”，因此生猪产业可谓“多不得，少不得，不多不少很难得”。

　　正是基于生猪产业对民生工程的重大影响和在国民经济中重要地位，国家对生猪产业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国务院曾多次下达稳定生猪市场的意见，同时也对生猪和猪肉进行了补贴和收储等宏观调控的措施。然而生猪产业有其自身的特点：母猪增栏后需经历3个多月的孕期，仔猪还需6个月的成长期才能出栏。因此生猪补贴的第一轮效果也将至少在9个月之后才能显现，而后续的补贴见效则将经历更长的时间。正是由于这一较长的时滞，补贴这一宏观调控措施往往显得力不从心，甚至会加重猪价的顺周期波动。据生猪养殖户反映，这一轮猪价的大跌与2007年的一系列补贴调控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当肉价下跌时，收储冻肉和活体储备以改善当期市场供求成为了常用的调控手段。然而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当前民众普遍喜食鲜肉，因此储备冻肉的市场需求非常有限，加之当前猪肉市场容量巨大，收储冻肉这一调控方式难以起到实质性的效果。而活体储备具有明显的天然局限性，即当生猪存栏超过一定时间后将出现边际收益快速下降的趋势，体现为生猪吃食不长肉。因此活体储备仅仅是临时手段。鉴于猪价变动周期持续时间较长(有学者研究表明平均为4年)，活体储备所起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