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打开国门，经过了30多年的积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华人中的高端衍生品人才而言，全球的人才集中在美国，而美国的人才则主要在芝加哥。

这里，有在90年代初即参加全球第一个衍生品交易实时风险管理系统开发并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风险管理专家，有80年代末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成员如今担任全球超大型跨交易所衍生品交易系统项目主持人的金融技术专家，有担任全球最大的衍生品高频与量化自营交易商之一的量化交易研发部负责人的量化金融专家，有在美国最大衍生品交易所具有交易席位的期货交易顾问，还有一批在各主要交易所担任董事总监级的高级技术、管理、市场、产品人才，以及在各银行、基金、期货公司从事交易、管理、系统研发、量化金融研究等的资深人员。

这批人，普遍在全球衍生品交易市场的一线摸爬滚打10-20年，具有全球视野，熟谐世界衍生品领域最前沿的思想、技术、风险机制、交易规则，拥有丰富的国际市场实践经验，同时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变化也一直十分关心，如果把这批力量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各类人才兼备极具竞争力的衍生品交易所，在国际金融舞台大施拳脚，或者，帮助把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水平大大地提升一步。

国内需要重点挖掘的，应该是这样一座人才的富矿、金矿。

如何看待与使用高端人才

龚自珍有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但实际上，名校、高学历、名机构，还是国内看重的要素。而且一旦回国，似乎就得当官，处座、局座。

所以，中国才会有今天如此多姿多彩的唐骏门、博士门。

相比之下，境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的实际知识水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尽其才。

以美国CME集团为例。14名现职管理团队成员，几乎无人来自哈佛、耶鲁等顶级长青藤名校，绝大多数只有本科、硕士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没有一名拥有正规的博士学位。然而，就是这样一批商人、律师、交易员出身的管理者，却叱咤风云，把一个世界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治理得生机勃勃，成为超级金融航母。同时，在各具体业务部门，却有着大批高学历的研究、专业人员，或有经验的专家，搞研究，或带团队，默默无闻地把各自专业的创新与应用发挥到极至。

再以国内极为崇拜的金融衍生品之父梅拉梅德先生为例。他从一所普通的法学院毕业，没有显赫的学位（J.D.为美国最基本的法律学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迎难而上，从一名期货市场的跑单员起步，在市场上过关斩将，最终进入管理层，以超前的眼光与过人的魄力将CME推上世界金融衍生品交易舞台的中心，成为国际著名的金融衍生品大师。

我们也许无法复制这些芝加哥神话，但却应该从中得到启迪。

学历很重要，但不是高端人才的决定性因素。当官很体面，但对出国多年而愿意回国效力的高端人才，对此大都不太看重，关键是国家能否提供机会，让他们真正发挥作用。

有关方面应进一步检讨、改进有关人才机制，以实际行动体现诚意，不迷信，不惟名，不惟外，惟才是举，采取灵活措施吸引高端人才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包括参与有关机构、部门的咨询、顾问工作。

市场与高端人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与高端人才的关系，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鸡与蛋之争的谜团中。

一方面，由于缺乏高端人才，创新进展缓慢，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如履薄冰。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发展过慢，造成过多资金集中在少量产品身上，不仅市场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矛盾难以解决，而且导致全国衍生品行业规模弱小，如全国期货行业2009年的净利润为19亿元，仅为全国券商利润的2%左右，严重制约了金融创新与吸收人才的力度。同时，一些优秀的人才，受制于环境，无法发挥与提高，陆续出走，到太平洋彼岸深造或为境外机构服务去了。

一位政府官员曾对笔者说，由于国内衍生品市场没有开放，你们回来恐也难发挥作用。

于是，出现了到底应该先引进高端人才，然后带动市场，还是先发展市场，然后吸引人才的命题。

然而，从历史经验来看，前者之路肯定优于后者，而且国内目前已具备了基础。因为：

中国衍生品市场的成交额目前只相当于证券市场的2-3倍，而全球市场的这一比例为30-50倍，仅此，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空间巨大；

中国社会在改革深化、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与积累的大量市场与系统性风险，行政手段与措施将愈发难以奏效，需要尽快通过包括衍生品市场在内的市场化机制来有效化解与转移；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已经走过了20年，大多数容易的、简单的阶段已经跨过了，下面每一步都意味着质的突破，需要攻坚：期权、跨境交易、迷你合约等。

关键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政策制定者，要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有前瞻性的思维，突破条条框框，加快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步伐。否则，很少人愿意回来，回来的也会离去。

本土人才的培养

中国期货市场20年的风风雨雨，已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锻炼培养了一批本土精英，不少在中国市场环境下大浪淘沙成长起来的监管人员、企业高管、交易员、研究人员已经成为市场的中坚，为市场发展作出了贡献。

同时，至2010年6月，期货业从业人员已有3.2万，其中硕士、博士人员11.2%，基金、交易所等机构的高学历比例更为靓丽。

但总体而言，缺乏有国际视野，熟悉掌握世界市场前沿交易技术、风险管理、管理制度的各类高端人才，在金融创新与理论领域真有深度、有份量的研究太少。

客观地说，由于国内衍生品市场迟迟未能全面开放，缺乏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大大限制了有关人员知识与能力提高的空间；另一方面，国内人心浮躁，缺乏严谨真诚的学术气氛，缺乏创新的动力。

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市场的开放步伐。

归根结底，中国市场发展的主体力量，还是本土人才。

因此，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快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与业务水平的提高，与境外机构合作举办培训活动，尤其是邀请境外或境内华人中的高端衍生品人才讲课、交流，召开高层次的研讨会，发行弘扬新理念宣传新技术的高层次出版物。

应注意衍生品知识的基础教育，搞通搞透，不好高骛远，过分追求时髦前沿。一个没有扎实基础的人将不可能应对复杂先进的产品与技术。

加快培养具有金融意识与深厚交易、风险知识的年轻一代，为中国衍生品事业的大发展积累人才。在全国高校中开设与推广金融工程与衍生品课程，注重与市场实践结合，加强数理基础的训练，加强与境外金融与教育机构的合作。

近年来兴起的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模式，值得逐步推广。

人才决定市场高度

海尽天是岸，山高人为峰。

衍生品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创新前沿，专业、复杂，技术含量高，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复合型金融人才为之服务。

中国衍生品市场的腾飞，需要自上而下取得共识，需要做大量的市场教育工作。这些，都离不开知识、技术与智慧。有时候，要化解市场的疑难与迷惑，专业人士几句话，往往胜过监管部门或当事金融机构的千言万语。

中国衍生品市场做精做细做强并走向国际化的最大瓶颈，就在于缺乏一批能领军的人物，以致于走出去怕被宰，放进来怕别人圈钱。但凡涉及衍生品领域的重大决策，都谨小慎微，每迈出新的一步，都如临深渊，即使如此，问题仍然不断浮现。

一个缺乏高端人才的市场，自然没有底气，缺乏自信。

因此，动辄求助于洋人。而事实上，有充分证据表明，相当一些外国金融专家与权威对衍生品这一新兴领域其实并不熟悉，或不够严谨。因此，国内没必要过分盲崇，妄自菲薄。

毫无疑问，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人才决定了我们的衍生品市场能走多远，做多深，攀多高。

有人曾问，中国能出梅拉梅德式的衍生品大师，带领中国市场走向辉煌吗？

答案是：不可能！梅拉梅德是特定市场条件下的产物，中国的市场环境注定出现不了类似的人物。

或许，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一支具有前瞻性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包括一批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一批金融技术、风险管理专家，一批管理大师。无疑，这样的人需要多年全球市场的浸润与修炼，需要对衍生品机制的透彻理解，需要具有对先进市场理念的感悟与灵性，这其中的大部分，是学校教育与在新兴市场环境中难以得到的。

所幸，改革开放32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的炎黄子孙中已经出现了一批这样的人才。

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改进高端衍生品人才的识别、引进与使用机制，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协调海外与已归国人员以及本土的精英力量，缩短磨合期，使他们不仅能够在各自的相关领域发挥作用，同时又能集中兵力，协同作战，真正为中国金融交易与衍生品市场的纵深发展，提升国家的金融风险驾驭能力与竞争力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