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上半年，美国的需求和经济活动仍然十分强劲，继续保持低失业、低通胀和高财政盈余的势头。但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风险也在不断暴露：一是美国股市过热，股价高估，平均市盈率超过35倍；二是近几年居民储蓄为负数，其经常项目存在巨额赤字，达3000亿美元；三是国债已达3.5万亿美元，外国政府和个人持有38%，总额达1.2万亿美元。这表明美国经济中存在着紧张或不均衡的一面，可能会导致国内需求突然下滑，尤其是网络等高科技产业领域，1999年吸纳风险资本投入的因特网公司超过190家，而1998年是23家，1997年只有15家，市场膨胀过快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欧美投行相关部门违反商业常规操作，将大量不具备上市条件的网络公司推向股权融资市场，广大投资者并不知道这些公司的家底，高估了市场监管力量，加之网上交易商大做广告误导股民，怂恿没有经验的投资者冒险投资。另外，技术股疯涨的时候，共同基金管理者也急于搭乘这一“火箭”，他们想借机提高基金的收益，为自己带来更多的酬金。

　　据波士顿金融调查公司统计，1998年11月1日到2000年3月31日，投资者共向技术基金和小幅增长基金注入725亿美元，其中114亿美元流入网络公司。在14家只做网络公司的共同基金中，有6家1999年的收益达100%。连惯于投资的共同基金都这样做了，那么更多的散户当然要紧跟“庄家”步伐大胆追逐“致富”。许多基金管理者明知网络股的市值远远超过了其真实价值，但还是大批买入，他们的贪婪胃口加速了互联网“泡沫”的膨胀。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全球政治体制的“天平”倒向了美国一方。美国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和军事强国地位，在政治和军事上运用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地缘政治理论，经济上向全球大肆推销弗里德曼的所谓“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政策，达到了几乎控制全球的目的。但美国这样做的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种种“地雷”。布什政府本想通过两次伊拉克战争和占领阿富汗控制中东和中亚地区的石油，但没料到的是，这两个地区的战争远没有在预期的时间内达到预期目的，反倒是巨额的战争费用严重拖累了美国经济，同时又极大地激起了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地区人民的反美情绪，美国的反恐战争成本越来越大，以至于现在美国政府已无法自拔。进入21世纪以后，在全球“自由资本主义”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出现完全的金融化，即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大部分转移到亚洲、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美国依靠美元地位，通过居民过度消费，并保持巨额赤字的办法来拉动经济增长。

　　2001年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政府和美联储为了使华尔街投行及对冲基金模式的全球化和利润最大化，采取了低利率和放松监管等措施，使得以华尔街为首的美国金融行业过度膨胀。由于“僧多粥少”，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华尔街不得不通过制造更多的金融衍生品和放大交易杠杆率以催大金融“泡沫”为代价来换取眼前的利益，并把这些产品顺利地行销到全世界。根据国际结算银行公会公布，截至2008年6月份，全球衍生产品市值684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12倍，为全球提供了75%的流动性，大大高于各国通过货币创造的流动性(仅占全球GDP的11%)。从美国总资产及其主要构成情况也可以看出这种变化，美国在1945—1980年的35年中，虚拟资产只增长44.69%，而在1980—2006的26年中，虚拟资产却增长了453.00%，其中金融和地产所占比重占绝大部分，在90%以上。

　　但是，泡沫终久是要破灭的。随着2006年美国房地产价格的走弱，以地产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泡沫开始破灭，由此导致了现在还在持续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从以上六次危机的成因表象看，以房地产市场和以股票及金融衍生品市场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过度膨胀超过实际需求，并且配以不恰当的货币政策，是导致这六次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涉及全球政治和经济格局的变化等。

　　历次危机对经济的损害

　　1929—1933年美国经济“大萧条”

　　美国经济“大萧条”起始于1929年10月24日的股市突然崩盘，10月29日被抛售的股票就达1638万股，当月美国股市市值便有260亿美元化为乌有，损失比“二战”协约国所欠美国的战债还多5倍。3年间，美国股市暴跌85%，失业率高企，平均为18.8%。期间，美国GDP呈下降趋势，从1929年的3147亿美元下降到1934年的2394亿美元，5年间下降了24%。消费价格指数也一直呈下降趋势，1933年的GPI与1929年相比下降了24.6%。这次危机不仅在经济上造成了巨大损失，而且带来了极为惨重的政治后果——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从范围上讲，数十个国家受到这次危机不同程度的影响。对农业和工业产品极端依赖的澳大利亚成为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受伤最严重的西方国家之一，出口需求与商品价格的大幅跳水使工资水平大幅下降，失业率在1932年达到创历史记录的近32%，民间骚乱几乎成为“家常便饭”，直到1932年之后羊毛和肉类价格上涨才使澳大利亚逐渐摆脱“大萧条”的影响。加拿大1932年的工业产量跌至1929年的58%，是全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跌幅，国民收入跌至1929年的55%，跌幅超过了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国家。英国的工业产量跌至1929年的83%。相对较高自给自足的法国受到的威胁较小一些，但工业产量也下降了25%，失业率也升高了许多。德国的魏玛共和国在“大萧条”中遭遇重创，工业产量下降45%，失业率飙升，希特勒的纳粹党趁机上台。日本经济受冲击较小，1929—1931年经济仅下降8%，1933年日本已经走出“大萧条”。由于美国在拉丁美洲大量投资，拉丁美洲受到了“大萧条”的重创，智利、玻利维亚、秘鲁尤其严重，该地区“大萧条”的一个后果就是法西斯运动的兴起。

　　1973—1975年石油危机

　　在美国，石油危机从1973年12月持续到1975年5月，GDP下降5.7%，工业生产下降15.1%，其中建筑、汽车、钢铁三大支柱产业受打击尤为严重。固定资本投资共缩减23.6%，企业设备投资1975年比1973年下降48%；企业和银行倒闭均创下“二战”后的历史纪录；失业率高达9.1%，失业人数达825万；道琼斯指数1973年1月到1974年12月下跌达41.9%。与危机相伴的则是更加严重的通货膨胀，1974年美国消费物价上涨11.4%，1975年上涨11%。

　　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在1973年12月爆发了经济危机，又在1975年一季度或三季度走出危机。英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1%，企业纯利润从1973年的7.8%下降到1974年的4.9%和1975年的3.6%。英国股市崩盘，1974年12月股价比1972年8月的最高点下跌了76.2%；通胀在1974年达到15.9%，1975年又增加到24.3%。西德的工业生产下降10.9%，“二战”后首次达到两位数。

　　1987年美国股灾

　　1987年10月19日，美国道琼斯工业股票指出下跌508点，跌幅为22.6%，当日全国损失5000亿美元。这一日被称为“黑色星期一”。美国股市市值在那一天损失5600亿美元，是1929年“大萧条”时跌去市值总额的两倍。

　　股市暴跌效应立刻波及全世界。10月20日，伦敦股票市场下跌249点，损失达11%，约500亿英镑。香港股票停止交易。巴黎股票市场下跌9.7%，东京股票市场下跌14.9%。整个10月份，全球主要股市都经历了“二战”后的最大一次暴跌，其中纽约股市跌幅22.6%，伦敦股市跌幅26.4%，悉尼股市下跌41.8%，香港股市下跌45.8%。

　　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

　　上世纪90年代金融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经历了超过15年的经济停滞期。2003年4月，日经225指数跌至最低的7607点。日本国内一些地方的土地和不动产价格下跌超过85%。据估计，1991年到2001年，日本损失财富达1200万亿日元，接近日本1989年GDP总量的2.7倍。

　　日本政府为抵抗“泡沫”崩溃的洪流，刺激经济增长，开始实施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扩张财政政策，如1992年8月作出投入财政资金11万亿日元以刺激经济增长，1993年4月投入了13万亿日元，1994年投入了15万亿日元。财政投入逐年增加，使得日本政府债务急剧增长，但每次的努力都以失败告终。经济没有刺激起来，政府公债倒是“滚雪球”似地越滚越大。截至2001年3月底，政府公债已达55000亿美元，几乎是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的1.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