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从四面八方汇集而至、不计其数，却均为逐利而来；他们携巨资隐身暗处、假手他人，大肆囤积；他们偶尔显露狰狞、爆炒农价，顿时农市翻江倒海；而他们一旦得手，则悄然而去，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

他们是谁，从何而来，他们又是如何搅得一个个农产品市场卷起“惊涛骇浪”……

传说中的炒农客

随着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一股传言在农产品市场散播开来——山西煤老板、浙江炒房团以及大笔股市的资金涌入农产品市场，在一番大肆囤积炒作后赚取了数亿元的暴利。

联想起近来一个个农产品原本价格低廉，却突然之间疯狂飙升几倍、甚至几十倍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这股传言。上至国家部委，下至街头巷尾，游资炒作农产品成为热议的焦点。

虽然传言四起、农价飙升，但谁也未曾见到这些“资本大鳄”的真实面目。即使国家发改委一再派出调查组到处走访巡视，即使在炒作之风最为疯狂的山东金乡。

从金乡政府到当地银行再到大蒜业内，均未发现传言所说这股大笔游资。当地一位老经纪人的话颇有道理，大蒜属于小品类，就像婴儿的澡盆无法给大象洗澡一样，市场根本无法承纳大笔游资在短时间内涌入。大蒜如是，绿豆、生姜、金银花市场亦然。

然而，一个个农产品被炒到了天价，究竟是谁导致农产品价格飞涨？

正如温州市发改委物价检查分局副局长朱小兰所说，从检查监测看，并没有发现温州民资大规模进入大蒜、绿豆等领域，但并不排除有温州人小打小闹的投机行为。

“其实，在农产品主产地这些被外界传得神乎其神的炒农客随处可见，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神秘。可能他们就是路边超市店的老板，可能就是开出租车的司机，可能就是你的同学、亲朋。”平邑县政府的一位官员如是说，如今这些后来者在各大农产品主产地可谓多如牛毛，数不胜数。

细数这些被炒作的农产品市场，一般有着三个渠道的资金：产业资本、流通环节自有资金和涌入的社会游资。平时，前两者占据着市场的主导地位，可一 旦农产品价格飙升，市场出现了暴利的机会，从主产区到全国各地有着行业相关资源的人就会把闲散资金投入其中，以图分一杯羹。这时，第三方就会远远超过前两 者。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些被冠以“神秘的炒家”携带的单笔资金可能并不大。他们的资金来源，或许是多年的积蓄，或许是生意上的闲置资金，抑或干脆从其他市场改了行……

尽管这些社会游资散而小，但却都有一个共同目的——希望凭借短期投资，获得高出一般市场的利润。他们在关键时刻能步调一致地推涨农价。

神秘的面纱

炒农客的身份十分普通，但他们总是隐藏在背后，借用行业内的人力资源和流通渠道，就像诗词所说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在大蒜的主产区山东金乡，游资聘用了大量的代理商为职业经理人，为了结成利益共同体，甚至寻找经纪人合伙炒蒜。在金银花的原产地临沂市平邑县，走街串巷的经纪人成了产业资本和社会资金争抢的资源。在东北的绿豆产区，游资首先选择的合伙人就是规模较大的杂粮杂豆经销商。

“农产品价格一再攀高，使得行业内涌入许多外地人、外行人。他们在主产地或终端市场并没有熟络的人脉和现成的资源可用，大多都会寻找当地的内行 合作。”一位被汽车经销老板看中，合伙开设商贸公司的经济人刘元表示，炒农客大多以出资为主，隐藏在幕后，在市场上抛头露面、经营运作的大多还是业内人 士。

表面上看，各农产品市场并未有太多陌生的面孔涌入，但潜入的资金却比以前多了许多。而当地的经纪人、经销商，就扮演着这层面纱的作用。

更多资金涌入的一个现象就是，抛头露面的人似乎“阔绰”了许多。在金乡，以前分给经纪人的代理购销费是每斤1分钱，如今很多已经涨到了2分。即 使收购囤积的量与前几年持平，也意味着须占用几倍于原来的资金。因为此时的农产品价格早已飙升，少则高出数倍，多的则高达近百倍。

希望从农产品市场通过短期投资捞一笔的人多了，囤积就会大大增加。值得关注的一点是，2010年金乡大蒜产量因天气原因降低了不少，但冷库的投资却达到了历史上最为疯狂的顶峰。

根据统计数据现实，金乡今年冷库数量由去年的1000座激增到1400座，增加了40%，冷贮能力达120万吨以上。如果按投建一座冷库100 万元计算，新增400座就需要4亿元。据当地经营者反映，光靠本地资本根本建不成如此多的数量，为外来资本经营的绝大多数都是本地经纪人。

然而，这些炒农客们并不是总隐藏在背后，他们偶尔显露狰狞，顿时便会搅得农市天翻地覆。

他们的手法十分惊人——在市场平稳时，先以低价一次收购两三千吨囤积起来，然后他们在批发市场，“慷慨”地以高出售价的价格成交。虽然收购量不多，但却成为促使姜农涨价的诱饵。姜价迅速拉升后，他们再把此前的囤货一次抛出，套现离场。

合作与交锋

炒农客的涌入，拉高了价格，打破了原有的市场格局，外来游资与市场原有的产业资本和流通环节自有资金频频遭遇，三方有合作，亦有交锋。

游资的进入，往往取道于流通环节，与各级经销商结成一体，在外来资本帮助下经销商可囤下更多的货、换来更多的暴利。在德州，部分棉花加工厂就吸纳外来资本作为企业集资，可分得1分的红利。大蒜的经纪人也可从炒农客身上获得每斤1-2分的佣金。

但是，这对于流通环节中的外销领域，两大资本的利益却是对立的。当国内市场价格出现惊涛骇浪时，国外市场往往风平浪静。显然，农产品的收购价越低，对于出口商越有利。

盛龙公司的经理王新军从事大蒜出口已有两年，他表示，如今蒜价暴涨，内销与外销市场可谓冰火两重天。国内蒜价达到了罕见的高点，市场价格过高导致出口报价过高，外商不下订单而他们自然也就不敢收货。

同时，许多被游资热炒的农产品并不直接进入终端市场，而是被加工企业用作原料。这时，产业资本与游资之间的交锋在所难免。

对游资来说，农价炒得越高利润越大；但从产业资本的角度，农价越高意味着成本越大，利润空间反而越发缩水。

在金银花的主产地——临沂市平邑县，王老吉、北京汇源果汁、北京“同仁堂”、“哈药”集团等一大批须以金银花为原料的食品药品企业争相在此设点收购。但同时，大量游资通过流通环节渗入、囤积，却把金银花炒得比2008年上涨近5倍。

这是一场两大资本的遭遇战，也是一场争夺利益的生死较量。

游资的涌入，价格的拉升使部分企业叫苦不迭，被逼无奈甚至选择了山银花替代金银花。而实力雄厚的产业资本，如最大的收购方王老吉，2008年就 以70元-80元/公斤的价格吃下了约4000吨。王老吉当时的囤货量超过当年全国过半产量，也相当于王老吉往年一倍多的囤货量。据测算，如果以目前 612元/公斤的零售价计算，王老吉的账面浮盈就高达20亿元。

但显然，王老吉的自我救赎只能解一时之困，而且其手法也与游资相同、客观上助长了农产品价格。

相当数量的经销商、农户坚持认为，游资只是把长期禁锢农产品价格的封条揭开而已，炒到数十倍的农价才是回归到合理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