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斌:金融市场发展一定是服务于实体经济 我是一个门外汉,确实没干过,但是以前在纽约工作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是作为股权衍生品吧,包括股指,这些东西都很久仰了。我们觉得期货的发展非常有空间,第二,未来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以前我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那天我汇报,我说金融衍生品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把金融产品分成1万个的话,有一个是股票,有一个是债券,剩下的都是和你们有关的,所以它是丰富的系列。 我简单给大家探讨一下正在制定的中国资本市场“十二五”规划,借这个机会,把我们粗浅的想法给各位汇报一下,也希望各位给我们批评和建议。首先谈一下美国这次金融危机之后和金融改革之后的一些变化和新的想法,我们作为发展中国的资本市场和期货市场,要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美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奥巴马经过这么一次改革,会不会对美国经济的复苏产生比较大的实质影响。一,美国的金融改革,在很多人看来是有点失望,因为它前后的反弹非常大,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全社会都对华尔街是万夫所指,说要狠狠处罚金融街。原来大家认为你犯那么大的错误,还拿那么高的薪水,而且还有高官去渡假。所以对于金融高官的限薪没有任何规定,因为如果华尔街限薪了,他们就跑到伦敦去,这些是和华尔街竞争的,所以非常艰难。另外,从更加宏观的角度去思考,也知道为什么出台这么一个温和的改革方案。因为美国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我想来想去,它剩下三个比较优势。第一是美国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有很多核弹头,但是现在是和平时代,所以这个东西基本上就不能用,一用就毁了,这个比较优势是不能发挥作用的。 美国第二个比较优势也很清晰,就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第三个比较优势是金融产业。说来说去,这么相对一个比较成熟发达的经济体之后只剩下美国的金融产业,美国的华尔街,所以没有办法把这个产业消灭。最后我们可以看到奥巴马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改革是必然,经过两年全美国上至国会总统,下至普通老百姓,达成共识是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也防范下一次的金融危机。 第二,这次改革是不是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一个新的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呢?1982年,美国发生一次最大的金融危机,罗斯福总统搞了很多金融改革,他建立了一套现在金融的监管体系,但是那个时候的金融体系是相对比较朴素、原始、简单的金融体系的监管体系。为什么呢?到现在世界发生很大变化,从三个小方面看到,雷曼倒闭前,他们是44倍,之后是200倍。第二,1929年全世界有两个金融中心,一个是纽约,一个是伦敦,现在每年评选前20名国际金融中心,超过的单位是50个。这些金融中心的传递是不受约束的,金融传递非常迅速。1929年,有一个是股票,一个是债券市场,今天我们知道有两个市场,股权市场、商品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其中有一种是CDS,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它的交易规模是62万亿美元,是全球GDP的总和,这是一个产品的交易规模。大家可以想象,在过去不到100年的时间里面,人类走了多远?面对这么高度复杂的金融业,怎么监管它?没有答案,而且希望一次改革就得到一劳永逸的答案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也没有太多理由笑话它,因为监管这个市场确实不容易,没有标准答案,估计还要花很长时间。 第三,这么一个危机和改革之后,美国经济大概会是什么情况?我们和高盛等几个大的机构座谈,他们大致估计是2%-3%,这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增长。美国过去平均增长率是34%,我们知道德国是1.5%,现在它恢复到2%-3%,应该是温和增长,但是是非常艰辛的复苏之路。 我们看华尔街的走向非常清楚,它只有两条道路要走,因为非常简单的原始的朴素产品,股权和债券已经达到了饱和,所以它只有两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复杂化,所以就会有更多的资源证券化。这条路是遭遇了挫折,需要恢复生气可能要假以时日。美国华尔街的国际化也是走了很多年,80年代就到中国,因为看重中国的金融市场,但是后来都回去了,因为中国发生了大事。98年又来了,因为亚洲金融危机,2005年又回去了,因为证监会说最好不要搞全资公司,要搞合资公司。华尔街不愿意,如果你到一个新的市场,有一个合资机构的话,实际上对你是有帮助的,因为你需要文化的融合,我们想一下雷曼兄弟倒闭,如果在2001-2004年搞一个合资公司,会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公司是华泰证券,它一上市,江苏第一大企业,一千亿,湖南有一个方正证券,它会成为湖南第一大企业,中国资本市场和中国金融的前景几乎是无限的。我们可以预计在此次金融危机之后,证券化的产品会卷土重来,但是会花很长的时间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且我可以相信,将来还会超过原来的状态,因为杠杆率的提高和方向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假以时日,国际化的步伐肯定会加快,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华尔街对于新兴市场的市场份额的争夺会加剧。客观上也给我们提供一个外部的竞争环境,使得我们会更好、更快的成长。 在分析这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要时时刻刻记住中国资本市场和美国资本市场有很大的差别,从发展阶段来说,我们处在一个快速的成长期。刚才我们分析来、分析去,相对是饱和期,我们只有成长的烦恼。我们和很多市场的结构也好,效力也好,机制也好,产品也好,确实有很大的差距。有多大的差距呢?我举一个不是很妥贴的例子,这个差距不知道自己有多差,金融危机之后,国内有一部分业内人士说美国的金融危机有这么多的有毒产品,我们一个都没有,这是我们的幸运之处,不幸的是什么都不认识。在金融危机之前,很多理财产品在北京和大城市做了很多销售,很多都是亏钱不说,中国的航空公司出去做原油期货,一单损失了60亿,利润全没了,这说明我们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机构的水平在很多方面要加快发展的速度。 危机前后的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的跃迁,在金融危机之前我们排到第四和第五,我们说G2,中美时代,不要说美国人不信,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相信,说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现在都说G2来临了,因为在金融危机之后,我们面对是比较成功的,我们成为了全球第二的经济总量。在这个光环之下,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我举一个很简单的数据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经济目前的现状,经济总量的强大和经济质量效率相对的落后低下,形成了很大的反差。我们人均GDP是4千美元,是日本的1/10,是日均的1/11,我们排在99位,我告诉大家98位是阿尔巴尼亚,所以我们对经济发展阶段有很清醒的认识。 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产业,就是我们钢铁产业成为全球第一,我们这个第一连续12年排名第一,而且去年的第一是非同反想的第一,后面那么多国家加在一起没有我们多。但是在背后有一个非常不幸的数据,一个是2009年,在中国钢铁产业超过20个国家总和的这一年,我们进口钢材的平均价格是出口的200%。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效率和素质还是有非常大的空间拓展。中国的转变经济方式是迫在眉睫,究竟什么意思?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第一,提高中国产业的竞争力,第二,提高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中国的产业从最末端或者中下端,迁移到中端或者高端,我们要关注生态,不能够走在某一天,突然发现煤矿都没有了,发现我们的环境都污染了,这是非常悲哀的。 在这么一个经济转型的迫切任务下,怎么去发展?就提出了经济转型中的金融使命,也就是说金融产业在这么一个转型中间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事实上从全世界范围内,非常广阔的角度说,在某种意义上,产业转型的成功与否是一个良好的金融市场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的。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产业或者金融市场,或者资本市场是相对发达的,效率是比较高的,那么它的经济转型是会自然而然就形成的。因为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是决定社会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配置效率高的话,每一步转型都会步步领先。这有点像中国的中医,中医关注的是系统性,第二,中医关注的是气血,讲的是这个人的血液循环系统加上心脏系统。 在座有美国和欧洲的朋友,我们说失败不是绝对的失败,相对发展没有那么成功。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欧洲相对不太成功?撒切尔夫人是很好的领导者,她说欧洲为什么高科技产业落后于美国?并不是因为欧洲技术水平低下,欧洲并不是比美国人笨,诺贝尔奖还是欧洲人设立的。而是因为欧洲在风险投资方面落后于美国十年,它的背后是金融市场效率相对低下,所以欧洲没有硅谷,没有原生的、自我升级的能力。大部分日本人对于日本经济失落的十年和随后又失落的十年,失落了二十年,很多人认为美国人阴谋论,搞一个广场协议,所以日本就不行了,最后不是他们把我们害了,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金融市场不够市场化,我们的资本市场不发达,资本市场是大概念,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和期货市场。 为什么今天要重提这个事情呢?因为今天的中国就是美国这两次转型的叠加,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我们同时完成两件任务。第一,加速并完成中国的重工业化,第二,为中国的经济创造出新经济,创造出创新经济,发展出一大批新兴产业。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分别成功的原因背后都是因为它曾拥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金融市场。今天的中国要做到这一点,而且我们同时完成这两个任务,我们一定是要依靠一个非常强大的、非常有效率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今天各位所从事的工作是具有非凡的、伟大的意义。今天大家在谈,我们到华尔街,美国开始谈失去的十年,所以美国会不会变成失去的十年,会不会像日本这样失去了十年又失去十年,还是取决于它的金融市场能不能够恢复元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不能够走一个比较有效的、国际化的道路。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简单探讨一下中国资本市场的历史。前几天刚刚庆祝了深交所20年成立的纪念活动,上交所也马上20年。中国资本市场20年取得了飞速的成长,在国际视野来看,它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很容易去拿中国和金砖四国去相比,印度的资本市场历史是160年,印度在全球大致排第八、第七,而巴西也是将近100年,巴西是排第十。所以我们超越了所有的新兴市场,我们成为全球第二。我有一次在日本开会,他桌上有一本像字典一样的,是英国的证券法,我当时看了觉得很好,很好奇。这个代表是孟加拉的,说我们国家的证券法,我当时脱口而出,口误说你们国家还有证券法?他也没有生气,说我们国家的证券法是1923年颁布的,比美国还早了10年,中国资本搞了18年,全球第三,今天成为全球第二。它的背后是两个重要的原因,第一,中国经济崛起了,因为你的经济崛起了,你的实体经济如此强大,必须呼唤金融服务,有金融服务的需求。第二,中国最大的主题是改革,改革的内容是市场化。中国成功的背后就是市场化改革,中国经济改革了30年,从全球最朴素、最落后、崩溃的经济体成为第二大经济体,这是中国故事的主要内容,我们走的是比较循序渐进的,我们顾及了社会的稳定。 十年之后的今天,像宋总等在座很多资深的同志,经历了中国资本市场的全程,我经历了一半。我2000年回国,接近十年了,我说十年以前,我离开华尔街回中国,原来高盛的同志,美国人很好奇说,你为什么回中国?他们说你都混到高盛了?为什么去中国?我说要加入中国证券会,他们说没有听说过。十年以前9.5个人都不知道中国有资本市场,今天10个交易员有10个都醒过来,早上一醒过来就看一看A股是涨了还是跌了。我记得在纽约工作的时候,因为非常关心中国的事情,但是从工作角度来说实在不用关注中国的事情,因为全球自由指数或者流通股指数,我记得中国的股票,那时候还是算香港的,占到全球比重是千分之0.3,所以查一点中国的消息,要打NICHINA,今天你打开华尔街日报,每一天可以找出10条以上,这就是10年之内中国的变化。 中国的期货也经历了同样非凡的成长,我相信在座各位既是见证者又是参与者。这个市场尽管有这么非凡的成长,我们这么自豪,但是市场有很多问题。我们的问题有结构的问题,有机制的问题,今天很多同志讲到管制和监管的问题,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我讲一个问题,比如文化的问题,这张图可能比较有代表性,这是2007年全球各个市场平均换手率的比较,2008、2009年情况不太一样,但是相对是一样的。全世界比较夸张的是韩国人,韩国是200%,所以韩国的市场非常有特点,我希望同志们去看一看,韩国市场的特点是投机性比较强,我听说他们把股指期货放在超市里卖,全球一个半岛的一半股指期货交易量达到了60%。韩国人碰到中国人就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平均换手率是27%,深交所是87%,是韩国人的五倍。这里有一个辩证的看法,第一,说明中国人民有热情,真是热爱资本市场,没有这个热情,这个市场还发展不起来,但是如果你太有热情了,太投进了,这个市场是要崩溃的。我们知道马来西亚交易所曾经非常火爆,最后的结局是他们当时的总统马哈蒂尔差点把它关了,一个市场必须有广泛积极的参与和相对比较稳定的贫富之间,找到一个适合的中间点。 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美国的纳斯达克花了27年,我们花了22年,当然不是说一直超过了,就是说达到上交所的交易量或者微微超过花了半年。我们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有很多先天的条件,第一,中国人热爱资本市场,第二,现在我们还有一点钱,因为改革开放30年积累的财富。第三,我们有大量的可上市的资源;第四,中国人有投资的需求。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个非常好的平衡,让市场成为相对比较有效、透明、可持续的。 怎么做呢?我们应该在三个方面努力,第一,努力提高市场的效率。我们的发行体制的改革走了很远,今天深交所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IPO,最活跃的IPO市场,这是一点都不夸张,我们中国大陆市场,今天是全球最大的IPO市场。第二名是美国,第三名是香港,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美国的IPO里有一半来自于中国。这个趋势会延续多少年呢?至少会延续10年,10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中国有一个财富500强的话,你会发现数到499个都是上市公司,中国大部分主体会在这个市场上交易,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市场。第一是改革发行体制。 第二,完善并购机制。第三,丰富交易品种,我们在金融产品的创新方面还要继续往前走,不能说搞了很多有毒产品,我们沾都不要沾,这些产品必须要了解,当然我们发展这些产品有两个基本原则。第一,要符合中国的需求,第二要循序渐进。我们孙总在内部会议上也提到,很多各个不同的市场或者不同的部门看到自己的市场,很多时候没有整合起来,这在全世界也是刚刚提出的命题,我们要加快这方面的研究。 我们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大局观,如果我们是循序渐进的方式,最后中国是最大的赢家。不光是这些内资公司,也不光是这些内资公司的雇员,甚至外资公司的雇员和他们的机构,也是中国资本市场非常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他们都获得了增长。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国际化步伐已经走出很远,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机构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中铝收购力拓的过程中,力拓聘请了最好的投行,我们没有聘请,因为比较担心讲什么我们不知道,所以聘请国内投行,但是没有一个会做国际义务的,中铝出去的时候基本上是睁眼瞎。这里面有高盛,有商业银行,甚至还有一个油田,但是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资本市场的服务机构,无论是证券公司还是期货公司在里面不见踪影,甚至说我们在国内天天非常风声水起的PE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中国资本市场的国际化和人民币的国际化是形成良性互动,同时我们也在积极研究和推进国际版的建设。 我补充一句,很多人很关心美国一些大的投行,像高盛、美林的成长历史。第一,仅贴于美国实体经济的成长,在为微软这些企业服务的过程中成就了美林和高盛。在走向欧洲、全球的时候,这些金融机构成了全球性的国际金融机构。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期货公司应该借鉴这些历史。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有一个缺陷,那就是金融缺失,我们发现越是成长,需求越旺盛,没有满足的需求更多,我想到了牛顿的一句话,牛顿说你越学习,就发现自己越无知,因为这个边界扩大了。 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第一,我们由于大量的资金剩余,有成千上万的老百姓背着一麻袋的钱去买房子。另外一大批中国的企业也是哭着喊着等着上市,等着IPO,等着去融资,但是这两者就是对不到一起去。因为中介缺失,中介就是中国的资本市场金融服务。我到浙江去开会,浙江是最明显的,浙江有大量的剩余资金,但是浙江这个钱到外面炒矿山、炒绿豆,说不要把CPI炒乱了。浙江人改革开放30年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非要到山西去搞煤矿。我们要加快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包括PE,包括OPC,包括期货市场。 未来五到十年之内,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目标是高度一致,甚至能够完成其中很重要的任务。比如中国现在希望建设创新型的国家,怎么建设呢?非常简单,我们希望缔造中国硅谷,希望缔造出一大批高科技产业,自己能够原生的,能够不断往前发展的,自己能够不断提升自我的企业。依靠中小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缔结,缔造中国硅谷。无论上海还是深圳,现在有一个竞合,竞争和合作的关系,竞争也好,合作也好,主要是依托于资本市场的平台。如果某一天中国资本市场的规模超过了华尔街,超过的美国,上海头一天就会取代纽约,成为全球第一大金融中心,当然也可能是别的城市,看它怎么发展了。 第三,西部开发,中国改革开放30年,很大的动力是来自于东部,未来的动力会来自于西部。我们证监会很多部门的同事去支援新疆,我给他们做了讲座,我说你们新疆与美国的硅谷有什么共同之处。第一,都是西部,第二都比较落后。因为100年前的硅谷是美国最落后的地方,是淘金的地方,现在成了美国最发达的地方,因为它实现了与资本市场的对接。他说我们新疆没有高科技,我说有什么通通拿出来上市。大家知道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企业,那时候我们去调研的时候,到戈壁深处看到有一个小企业,搞了一个风能发电的设备,我说你们哪来的高科技人才,他说全世界最好的高科技人才都在我这里,他说我做了一个股权激励,如果一上市,每一个人都是一千万,现在已经上市了,翻了好几倍。只要有一个正确的机制,我们可以复制微软,甚至复制硅谷,即使在戈壁深处。 过去的20年,我们走得比较成功,这里面有几条是非常关键的。第一,金融市场的发展一定不是子虚乌有的,一定是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另外,市场化,我们要继续推动中国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金融机构的活力不断迸发,还要推进国际化,这个大的方向基本是不会改变的。谈了很多具体的金融改革措施和想法,希望同志们可以给我一些反馈。我们做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看一下二战以后所有经济体的转型,都经历了一个前后30年,美国从金融经济转向民营经济,社会陷入危机,这是第一个30年。欧洲、德国从二战之后开始复兴。亚洲四小龙60年代开始起飞。2008年的年底,在未来三到五年之内,会被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深圳超过,所以不是什么四小龙,大概是一只纸老虎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的转型不是非常成功,当然这些国家有他们非常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从一个非常粗略或者简单的角度去思考的话,它没有一个能力去上一个台阶。今天我们遇到一个新的问题,这是有钱人的烦恼,他们以前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我想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者,我相信我们从事的事业是非常伟大的事业,因为它有关于中国经济前面30年和后面30年的转型,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的崛起,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翁建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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