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达尔文诞辰200周年，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达尔文一百多年前收集的一枚鸟蛋日前在剑桥大学博物馆抽屉里被发现。世界各国纪念达尔文的活动喧闹异常，达尔文和他的进化论，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在金融领域，随着华尔街五大投行的集体陨落，建立在新古典学派基础上的现在金融学的大厦已经失去昔日的风采。而把心理学应用在金融领域的行为金融学，和把进化论应用在金融领域的演化经济学，逐渐成为金融市场的显学，或者说是新的范式。这显然不同于和牛顿力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传统的金融学理论。

　　进化论(evolution)，或称演化论，在19世纪后期由达尔文应用于生物学，专指生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变化发展。正如严复在《天演论》中的总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演化经济学研究竞争中变化发展的市场过程，对应于静态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它以历史的不可逆视角观察经济现象。它研究开放的系统，关注变革、学习、创造。竞争过程是非均衡的，具有路径的依赖性的，被视为一种甄别的机制。

　　以纳尔逊和温特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现代演化经济学已诞生二十年了，这也是达尔文先生孵化的“新蛋”。目前，演化经济学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标签。正如霍奇逊所指出的，在当代经济学中，许多经济学分支和流派都声称他们的方法是“演化的”，这包括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进化博弈论和“圣·塔菲”复杂理论等。

　　不过，早在该理论诞生之前，华尔街的传奇人物伯纳德·巴鲁克在其自传中描述到恐慌袭来的“那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只要扫视一眼，便足以让你猛然领悟到我们与动物的差异实在微乎其微”。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没有威胁时，动物是怎么表现的吗”？他不厌其然地描述动物的炫耀的行为。

　　索罗斯先生在最近的文章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新出现的金融理论成为市场主导范式的担忧，特别是把这些范式量化，成为新的黑匣子(black box)。他说，“那些最赞同我的观点的人向我解释说，我的理论之所以没有得到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它不能被形式化和模型化。但是，这正是我试图表达的观点：反身性引起不能量化的不确定性和不能计算的可能性。在一个世纪之前，富兰克·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也承认了它。然而，市场参与者、评级机构以及监管者在计算风险上，都是依靠定量模型的。”

　　根据更为复杂的演化经济学的模型设计的产品，会不会是下一个信用违约掉期(CDS)？这值得我们每个人深思。达尔文先生在《物种起源》的绪论中，小心翼翼地写道：“我发表的这个提要并不十分完善。目前对于有些论断，我无法提高参考资料和依据，然后我仍然期望读者能够信任我的论述。尽管我向来力求谨慎，并且只采用可靠的依据，但仍不免避免错误的出现。”或许，我们需要的是小心翼翼的态度，而不是敢做外科手术的内科医生。

　　赫赫有名的圣·塔菲(Santa Fe Institute)研究所，在演化经济学方面成绩斐然。不过，这并不能阻止和他关系密切的传奇的基金经理比尔·比勒在次贷危机中折戟沉沙。“如果我们承认自身对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生物之间关系的高度无知，那么，也就不会有人奇怪为何我们至今还不能解释一些关于物种和变种的起源的问题。”达尔文告诫我们说，人类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禅宗有言：一句合头语，千古系驴橛。进化了的人类，或许该明白，没有永远的理论，只有鲜活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