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上午，全国人大代表、武钢集团总经理邓崎琳就武钢“十一五”期间取得的成就、“十二五”战略发展目标、实施“走出去”战略取得的成果、“硅钢片”以产顶进取得的成效以及参加全国两会准备的议案内容等话题，接受了新华网独家访谈。以下为访谈内容实录。
    “十一五”期间武钢曾经面临被兼并的危机
    新华网：邓总，您好！两年前您曾经接受过新华网的专访。感谢您在2011年春天，也就是今年的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再次接受新华网的专访。2010年是“十一五”的收官之年，武钢和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一样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考。请您介绍一下，武钢在“十一五”期间取得了哪些成就？
    邓崎琳：武钢在“十一五”期间，应该是比较艰难、摸索的五年。当时的目标并不是很明确。只是知道要发展，往哪儿发展？发展到什么状态？坦率地说，我心里没数。
    2004年进入下半年，我才接手这个公司。以前也没想到会让我接手公司啊，对公司也没有具体了解很多。过去我是管生产技术的，这个层面和管全面是不一样的。资产、收入、发展战略等方面，这应该是一把手考虑的问题。2004年底我接手后，把整个状况一看，发现公司的产能也就是900万吨左右，而当时的宝钢的产能已经达到3000多万吨了。
    新华网：就是说和先进的钢铁企业有距离。
    邓崎琳：宝钢把我们拉开了一定距离，当时它有3000多万吨。鞍钢有1500多万吨，并且还在建新区。
    新华网：当时，武钢处于一个中游的水平，是这样吗？
    邓崎琳：我只有900万吨啊。山东的莱钢、济钢，过去都是两三百万吨的小钢厂，它们产能也有1000万吨了。还有张家港的沙钢也是1000多万吨了，马钢1700万吨规划也批了。我一看这个架势，我们武钢只有900万吨，规划没有，更谈不上批。并且那个时候我们国家钢铁总量已经很大了，已经开始控制、不批规划了。2005年7月国家下发了产业政策文件，不准再上新项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感到确实很迷茫。我们企业怎么办？并且，当时还有一个呼声，要宝钢和武钢重组。
    新华网：你们还有一种被别人兼并的危机。
    邓崎琳：对。我们工厂内部有些老领导在宣传这个事，鼓动这个事。有人说，武钢目前处于中下游，武钢和宝钢合并多好啊！宝钢是非常愿意，它看中了武钢的硅钢，它当时没有。但是大部分武钢人是不愿意的。我个人也想，在我任上，把整个武钢的名字给抹掉了，这个没法交待啊！跟职工、跟历史都没法交待。
    国资委规划局的一位局长，受主任委托跟我沟通了一次，问我宝钢和武钢能不能合并？当时我跟他谈了半天。第一个理由，宝钢是80年代成立的新企业，没有负担，没有包袱。当然我认为它很优秀，发展很快。武钢是个5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老企业，有50年的历史，人比它多好几倍。比如说，它只两、三万人，我有十多万职工。七万三千在岗职工，两万内退，不到两年就将退休回家的，六万离退休职工。还有三万多大集体职工，就是没考上大学的武钢子弟，自己搞的企业，靠武钢生存，搞些活路的，三万多人。一共十几万人，都要吃武钢的饭，还不能直接推向社会。你说宝钢把这个企业拿过去，你怎么整？这些企业的文化、现状、历史是完全不一样的。
    国资委那个局长受主任之托跟我谈，他是代表官方的。我前面跟您说的是民间的。从当时的情况看，武钢被兼并，被宝钢重组，看样子已经是不可逆转了。
    新华网：重组的框架已经出来了。
    邓崎琳：领导跟我谈话时，我当时没有反对。我说，你们这个想法，从战略上考虑是对的，国家钢铁业发展趋势也是要加快兼并、重组，提高集中度，1000多家变成少数的几十家甚至更少。武钢和宝钢合并对双方是有利的。我说，第一，我同意，表这个态。第二，我说这个时间不对，时机不合适，能不能让我们双方酝酿一段时间，什么时候合适，我们以后再说。起码眼前是不合适的，时机不成熟嘛！
    新华网：您是缓兵之机吧。
    邓崎琳：也有这部分含义在里面。他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我们两家差异这么大，这么合会出问题的。领导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刚上任，情况也不熟悉。我做工作没法做啊！他说，也对，那你看看搞一、两年看看情况再说，好吧？我说，那行。
    过一、两年以后，我们就把鄂钢兼并了，昆钢、柳钢也进来了。它们进来后我们就有3600万、4000万的产能了。那宝钢怎么兼并我，它已经咬不动我了。
    “十一五”我们首先加快了重组的步伐。2005年上半年，我们重组了鄂钢，下半年重组了柳钢，2007年以后重组了昆钢。自从武钢重组步伐加快后，产能扩张也比较快。
    其次，我们的“十一五”规划2005年上半年就上报到发改委，经过一年多的努力，2006年国家发改委在那种困难的情况下，在国家已经不批规划、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批准了我们的规划。原因是武钢有硅钢、专用钢，品种比较好。全国钢铁产业也是有保有压，我们武钢也是国家队嘛。所以，当时国家发改委还上了会，批了我们的规划，我们规划上了1500、1600万吨。产能一下子就上来了。
    “十一五”过后，我们本部产能达到了1800万吨。我们有一个老钢厂，有200万吨产能，上面要求把它停掉。我现在看它效益还不错，为什么要把它拔掉呢？没有拔，这样1500、1600就变成1800，如果拔掉就只有1500、1600万吨。所以我从900万吨，翻了一番了。“十一五”期间，我们钢铁企业投资差不多400多个亿。
    新华网：现在听起来，“十一五”期间，您说的是风轻云淡，其实当时应该是个风起云涌的阶段。
    邓崎琳：是。非常艰难。 并且整个产能扩张、技术改造力度加大，我们在五年里面，再造了一个武钢。再造的成本，是每吨钢4500元。在国内的投资是比较低的。国内的大钢厂，每吨钢的投资是6000元，我们是4500元。
    “十二五”期间武钢的产能规模要达到6000万吨
    新华网：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中央提出“十二五”期间应加快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那么，武钢的“十二五”规划目标是怎样的呢？
    邓崎琳：大的目标有个框架。一是在“十二五”期间，武钢的产能规模要达到6000万吨。您可能要问，怎么一下子要达到6000万吨？武汉本部（青山）是1800万吨，这个现在已经到了，没问题。鄂钢，鄂城钢铁厂，我们重组的企业，它是500万吨。去年它是400万吨，今年年底可形成500万吨。这就是2300万吨。现在柳钢有1000万吨，加起来就是3300万吨。昆钢现在600万吨，还加两个地区，包括一个搬迁改造，形成800万吨到1000万吨，加起来就是4300万吨。广西防城港临海我们准备建1000万吨到2000万吨的钢铁厂。最后加起来就是6000万吨到6300万吨。
    新华网：您说6000万吨看来是有底气的。
    邓崎琳：我说的这些都是有实在内容的，有根据的。其它没影的事我就不说了。这个在“十二五”期间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要形成三到五家5000万吨—8000万吨的钢铁厂。这是我们正在做的，做大，把那些几十万吨、几百万吨的小厂尽量合并掉，淘汰掉。这是国家产业集中度提高的要求。
    另外，“十二五”期间，我们要让职工的工资收入翻一番。武钢目前年人均工资是6万元，到“十二五”末，要达到10～12万元。当然，职工人数我们要减下来。
    武钢海外矿石资源估计有几百亿吨
    新华网：“十一五”以来，特别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武钢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目前，“走出去”取得了哪些成果？
    邓崎琳：“走出去”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当然是开发矿产资源，第二是把富余的产能考虑放在国外去建设。在铁矿石开发方面，经这几年的努力，我们在海外的矿山已经扩大到8个点。8个点里面有参股的、有控股的。参股的，我们就是第一、第二大股东。我们就要拿这个股份的效益，同时把一部分资源量拿回来。控股的，就是以我们为主进行开发，把矿石拿回来。这些点整个矿石资源量，我估计有几百亿吨，完全可以保障武钢今后甚至更长时间的可持续发展。矿石资源得到保障，大大降低了我们的生产成本。同时，我们要把它做为一个资源产业来经营，多的部分我可以经营它，成为新的效益增长点。
    新华网：那就说，就目前的情形，武钢控股以后，钢厂的铁矿石供给能力增强了。那么，您觉得就钢铁企业来说，除了有矿石资源这块，还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钢铁行业的竞争能力？
    邓崎琳：国家要把产业政策和振兴规划真正的落实下来。不过，企业也要落实，政府来推进。比如说，控制总量、淘汰落后、调整结构、产业升级、节能减排、提高集中度。整个钢铁产业要合理布局，不要都放在中心城市，如沈阳、武汉、上海，要放在沿海、沿江去。这样布局才比较合理。
    武钢股份搞的“四个一流”有很大进步
    新华网：上次接受新华网专访时，您提出武钢股份要创建“四个一流”，产品世界一流、技术世界一流、节能环保世界一流、管理世界一流。那么，现在是实现了您的预期，还是尚有差距？
    邓崎琳：目前，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武钢股份搞的“四个一流”，是有很大进步的。
    为什么要提“四个一流”呢？一个钢铁企业，在这四个方面不能达到国际一流，你要成为世界五百强中有竞争力的优秀企业是不可能的，而这四个方面是表明一个企业是不是优秀企业最关键的元素。所以，我们在“十二五”定位时提出，武钢股份要成为国际一流，在“四个一流”方面达到目标，成为广西防城港项目的榜样。它做好了，可以把很多人员调过去。我们参加防城港建设和经营的都是武钢本土调过去的，大概要占到一半。
    “十二五”期间，武钢股份和防城港项目建成后的工厂要成为国际一流的钢铁企业，而昆钢、柳钢、鄂钢则要成为国内一流，具有较强区域优势的企业。
    硅钢片是武钢一张亮丽的名片
    新华网：近年来，武钢提出加速建设冷轧硅钢片、无缝方管和高性能工程结构用钢三大产品基地，使其得到快速发展，这方面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邓崎琳：这些年来，在产品开发满足市场需求方面，武钢的力度比较大。比如硅钢片，在“十五”期间，我们实际上产量也不多，也就是几十万吨吧。到了“十一五”期间，我们达到了160多万吨，其中特别是取向硅钢片达到40多万吨。里面HiB是硅钢片最顶极的产品，去年达到15万吨。
    这些数据在2004年，“十五”末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都是很低的。比如取向硅钢片中的HiB产品，几乎为零，市场占有率为零。
    新华网：您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下科普，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产品？
    邓崎琳：HiB产品就是大型变压器里面的磁铁用钢，大型变压器中间的线板，是用高等级的HiB取向来做的。它的优点是铁损比较低，磁感比较高，节能，电磁性能比较好。
    HiB－硅钢片以前主要是蒂森、韩国的浦项、新日铁在生产 ，我们在2005年以前基本上百分之百的靠进口HiB。武钢为什么有这个技术呢？1992年我们引进了HiB技术。但是引进了十多年，每年只生产几百吨，作一个象征，没有投放市场。因为不能形成规模。几百吨并且是个象征性的试验品，拿出来谁要你的呢？所以我们最近几年开发以后，不仅使它质量稳定，并形成了规模，从2万吨、5万吨、10万吨，到去年15万吨，把韩国浦项、新日铁在国内占领的市场抢回了27%。这项技术已经国产化了。这个价格最高4万多元一吨，后来我们产品投入市场以后，一下子把价格压到2万元一吨，降了一半。外国人原来很骄傲的呀，现在不敢骄傲了，生怕我们再生产把他们挤出去。硅钢取向项目我们的进步是很大的。
    还有汽车板的自主研发，我们实现了从无到有。宝钢是和新日铁合资的，鞍钢是跟蒂森合资的。在这两大家合资以后，因为它们都有排它性，都不会和第三家合资，武钢只好自己摸索。“十一五”期间，我们汽车板从无到有，现在到了160多万吨。还生产出了宽幅汽车面板，顶替进口。
    新华网：填补了空白，有力地占有了市场份额。
    邓崎琳：对。
    新华网：武钢的硅钢技术和产品在国内目前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水平？
    邓崎琳：我刚才说了硅钢片是世界上顶极的钢铁产品，它是钢铁的工艺品，它不光是工艺技术复杂，并且它的质量要求很高，生产成本也比较高。没有硅钢片的国家，钢铁工业肯定是不行的。中国必须要拥有硅钢片，70年代国家就着手引进硅钢片技术，所以我们在30年前就有了。
    现在看武钢的硅钢片，在全国应该说我们不是唯一的硅钢片生产厂，但是我们是最大的硅钢片生产厂，品种最全的硅钢片生产厂，在世界上也是最大的。在顶极产品HiB里面，我们引进的是高温HiB，但是最近几年，在“十一五”期间我们开发的是自己的低温HiB。低温HiB质量上跟高温HiB一样，主要是工艺上不一样，成本上低一些。
    武钢的硅钢片在国内无论是规格，还是产量都是最大的，也是历史最长的，在世界上也是产量最大的。新日铁是100万吨，我们是200万吨。
    新华网：可以说硅钢片是武钢的亮丽的名片
    邓崎琳：这也是武钢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把辅业作为产业来做，做强做实
    新华网：现在石油原产国发生了动荡，石油的成本也在增加，国际油价也一直在攀升，在攀升的同时全球的通胀压力也在加大，那么越来越高的运输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在挤压着利润的空间，武钢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应对这种状况？
    邓崎琳：您说的是物流成本、劳动力成本。我们现在钢铁行业也有这个问题，一个是铁矿石涨价的成本升高，第二个是人工成本怎么降低。
    人工成本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十万职工，真正从事钢铁业的也就是一万多人，剩下都是后勤啊、检修啊、物流啊、交通啊，等等企业。此外，我们还有医院，900多个床位的医院。还有幼儿园，我们有18所幼儿园，并且收费都是非常便宜的，这些全都要补贴，一年几千万。也不能涨价，因为涉及到武钢职工，也有地方职工。将来我们要考虑把这些适合社会办企业部分移交给社会，移交给地方政府。把我们的相关产业，不作为辅业来做，而是作为产业来做，做强做实，自己养活自己，成为新的增长点，达到降低我们成本的目的。
    担任中钢协会长期间参与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
    新华网：在不久前召开的中钢协第四次会员大会上，因任期届满三年，您辞去了会长的职务，在担任会长期间，您最满意的是什么事情？
    邓崎琳：最满意的事情是参与了应对了国际上这场金融危机。我们钢铁工业在大家的努力下，在全行业努力下，在政府和社会支持下，坚定地走过来了。百分之八、九十的企业都是赢利的，只有百分之十几的企业是亏损的。
    在这么大一个压力下，特别是在上游矿石企业不断挤压我们、提高价格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坚定地走过来，应对这场危机，我认为是非常不容易的。
    用别人的话来说，我作为一个“危机时期的会长”，也不容易。不容易是上传下达，比如说给哪位总理汇报，促成企业与领导沟通，这也是过去会长没有的。所以虽然比较艰难，但是我觉得还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新华网：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荣誉。
    邓崎琳：是一种责任。
    两会期间会关注市场、企业发展和重组
    新华网：今年您将第三次参加全国两会，跟前两次比，您提交的议案有什么不同？每次两会的时候都会碰到同行业的许多精英，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好奇，您跟同行之间交流最多的话题会是什么？
    邓崎琳：主要是市场，钢材市场比较多一点，再一个是企业发展和重组。
    今年两会期间的一些建议，一个是从行业本身的发展，一些瓶颈问题也会提出来，要政府协调的。第二是企业里面的社会职责，将来怎么转化到地方政府去，也要各部门出台一些政策。朱镕基总理在任的时候，有一个三年合并六年改制的政策，后来这个政策取消了，没有新的政策出台取代它，必须使企业减负，更好地发展。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等等。
    新华网：我们也希望您的议案能引起各方面的重视。上次采访结束的时候，面对您，我们的脑海里浮现出“百炼钢化绕指柔”这样的字眼，今天的访谈也接近尾声，感觉到您和所有的武钢人是一群有着铮铮铁骨的钢铁汉子。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小小的祝愿，希望武钢的发展再好再快些，也希望武钢的能耗低些再低些。再次感谢您接受新华网的专访，也祝愿您在两会期间一切顺利，谢谢您！
    邓崎琳：谢谢您的采访，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