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份CPI是否破“5”直接决定着央行是否再次加息。昨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1年4月6日起上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上调0.25个百分点，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基准利率及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相应调整。4月份加息的“靴子”终于落地，由此可以推断，3月份CPI破5%几无悬念。

目前，无论从翘尾因素还是新涨价因素看，其对3月份CPI的贡献度均为正，这意味着CPI将明显超过2月份的水平，而2月份CPI涨幅为4.9%。翘尾因素方面，2月份CPI为4.9%，去年同期为2.7%。去年3月份CPI为2.4%，较2月份有所下滑，也就是说，去年3月份翘尾因素相比去年2月份翘尾因素对CPI的贡献度为正，单考虑这一项，3月份CPI将超过2月份的水平。新涨价因素方面，从商务部监测的各项食品价格数据看，3月份除猪肉价格坚挺外，鸡蛋、蔬菜价格的确出现回落，或将拉低食品类CPI的新涨价因素。然而，考虑到另外一项指标——租房价格（房地产政策的深入强化了房租上涨的趋势，而且国家统计局此前上调了租房类价格占CPI的权重）的走高，以及一些非食品类价格的上涨，势必将推高新涨价因素。

从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看，此次加息之后，央行或将进入政策观察期，加息工具将会非常谨慎地使用，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持续的政策紧缩造成我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同时减速，宏观经济存在“硬着陆”风险，时间上需要一个政策调控效果的评估期和观察期；第二，在“土地财政”模式并没有转变的大背景下，加息对房地产市场的持续性打压将增加地方政府融资风险；第三，国际油价持续攀升推高了全球通胀水平，这种通胀是短期行为还是会长期持续的判断将决定主要发达国家央行加息与否。至于下一次的加息时点，可能会在美欧等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明朗之后。若加息过于频繁过快，当发达国家开始加息时，我们将面临息差缩小导致的资金回流风险。

另外，在今后的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央行加息也会更加谨慎。从央行今年以来回收流动性的效果看，在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到创历史高位的20%后，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不升反降，说明目前银行的流动性仍然较为宽裕，央行可能会继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回笼资金，而加息将兼顾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国际宏观经济背景及政策操作效果。

首先，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看，此轮宏观政策紧缩起始于2010年10月份，以央行重新启动加息政策为始点，到目前已经持续近6个月，持续性政策紧缩给我国经济带来了一定冲击，总体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但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这与货币政策注重于总量调控密切相关。从已经公布的1—2月份宏观经济数据尤其是2月份的数据看，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出现熄火的风险。

如果说出口增速下滑是因为外围经济形势不好及国家经济转型的需要，投资增速下滑是因为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的结果，那么消费增速的下滑明显违背了国家刺激内需政策的意图，货币政策“一刀切”的负面效果显露无疑。当下，中国需要的是“总供给”管理政策，即通过各种制度性创新激发供应，而不是一味抑制需求。目前，虽然我们面临严重的通胀压力，但片面压低需求并不能有效缓解通胀。从另一层面讲，刺激供应、加大供给也是解决通胀的有效方法之一。正如上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通胀及经济结构转型的压力，有效实行了“总供给”管理政策，在实行平稳的货币政策同时，实施积极灵活的财政政策，重新塑造了美国经济新格局。

当前，中国面临着和美国上世纪80年代类似的宏观经济背景，“总供给”的管理政策值得借鉴，我们的货币政策不能在极左与极右之间摇摆，要具有持续性和前瞻性，给市场一个稳定预期，而不是一味利用政策打压。

其次，从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看，加息无疑是针对房地产调控的一个利器，可以抑制部分投机行为，对规范房地产市场运行有好处。但在“土地财政”模式并没有改观的背景下，房地产市场的过度紧缩或将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目前，我国房地产市场调控进入两难境地，一方面房地产泡沫风险不容忽视，房地产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过于频繁的加息将成为压在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极大负面影响。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危机、东南亚经济危机，甚至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的根源都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另一方面，地方“土地财政”模式制约了中央调控房地产市场的意图，同时也造就了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不顾宏观经济困局而刺破泡沫，将给宏观经济带来极大冲击，最终受到伤害最大的仍然是老百姓。

再次，未来的加息要考虑国际宏观经济政治格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临最大风险的不是发达国家，而是新兴国家。危机之后，新兴国家面临以下三方面风险：一是国际游戏规则对新兴国家不利。危机之后新兴国家面临的高通胀压力从某些方面讲就是国际游戏规则造成的。由于新兴国家在金融定价权方面的缺失，再加上对资源的依赖，使得发达国家利用国际游戏规则向新兴国家转嫁危机，输出性通胀就是典型方式之一。二是新兴国家经济缺乏弹性的风险。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国家经济弹性较弱，抗危机的能力较低，使其在面临外部经济冲击时，容易陷入经济治理的怪圈，即经济政策容易在极左与极右之间摇摆，缺乏前瞻性和持续性。三是国际资本回流的风险。一旦全球息差开始改变，国际资金可能会大规模回流发达国家，这将给新兴国家带来风险。在此背景下，在加息到一定程度时，需要权衡一下国内外经济格局，由被动改为主动，以便给货币政策留下相应的操作空间。

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看，解决通胀仍是政策的主要调控目标。4月份是我国政策调控密集出台的时间点，加息的“靴子”现已落地。在笔者看来，此次加息之后，货币政策将进入真正的观察期，或使市场迎来暂时的缓冲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