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华是台湾期货业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曾参与推动台湾期交所造市者制度出台，台湾期货行业的每一次前进与震荡中都有他的身影。

在达到事业的高峰后，他选择加盟大陆一家小期货公司。吴建华说保险公司入市、引进外资、推动程序化交易、期货经理制度以及期货基金，这都是国内期货市场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他打算在这些领域开辟新天地。

吴建华今年47岁，可是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墓志铭：“两岸第一位为期货行业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的人”。

他是台湾人，去年12月进入大陆第一创业期货公司担任总经理。今年5月，期货业高管的资格刚刚批下来。而在台湾，他担任期货公司高管早已超过十年。台湾期货行业的每一次前进与震荡中都有他的身影。

1994年台湾开放期货市场，吴建华就第一批冲了进去。他记得那时候“每个人手中拿一本金融怪杰的书，每个进入期货行业的人都梦想自己以后能买一个小岛。”日本神户大地震、美国“9·11”、台湾“9·21”大地震，无数台湾期货投资人在这些飞来横祸中倾家荡产，“期货最怕就是停盘。”而这些灾难以后台湾都曾一度停市。他全身而退，现在说起来依然心有余悸。

他笑称自己是“期货自营老不死”，因为在期货这个行业，比的不是你能赚多少，而是你能活多久。

相比较一般南方男人，吴建华显得高大。他做着可爱的表情说自

己像女人的猫熊。他半年只回台湾看家人三次，也会幽幽地说：“女儿是爸爸前世的情人。最近我女儿跟我闹矛盾，我好心疼呐。”

吴建华住在北京，和他带过来的两个同事住在同一栋楼，“晚上我们经常一起开会，加班。”他现在依然没有习惯北京的饮食，出去吃饭的时候总对服务员说，少盐、少辣，不要味精。

对新的事业，他有自己的期许：“不要丢台湾人的脸，不要丢第一创业的脸，不要丢审批我资格的长官的脸。”

台湾期货业第一人

晚上六七点开始上班。9点开始交易美国盘，凌晨四点交易澳洲盘，接下来是日本盘。天亮之后，台湾股市又开市了

吴建华的本科专业学的是会计，毕业之后，所有同学中只有两个人没有从事会计工作。他进了美国银行，做了“外汇操盘部门的操盘小弟”。

台湾的期货大门在1994年才正式打开，但是台湾本身并没有期货品种可以进行交易，他们交易的对象就是国外的期货，美国、欧洲、日本等。

台湾第一批期货从业人员资格考试，吴建华顺利通过。那时候他幻想着未来自己也能像书中的金融怪杰一样，买下一整个小岛。

他过了五年日夜颠倒的生活，亲人疏远了，女朋友也分手了。

“晚上六七点开始上班。9点开始交易美国盘，凌晨五点交易澳洲盘，接下来是日本盘。”天亮之后，台湾股市又开市了，“有时候还留下来看台湾市场，一整天都不睡觉。有些客户也这样，和我们一起在交易大厅里，日夜颠倒。”

1998年，台湾设立交易所，推出了自己的期货品种——股指期货。

吴建华见证了其中的起起落落。他看见有的人从穷光蛋成为巨富，“在仁爱帝宝买楼，与郭台铭住同一层。”也看见有的人倾家荡产，五六百万美金化为乌有。

他听见说期货专业就头疼，也并不认同“高风险、高回报的说法”。期货有杠杆，关键看“你怎么玩，可以是高风险高回报，也可以是中风险中回报，甚至低风险低回报。”

他看见过很多大户把自己玩成小户，用“倒金字塔式投资方法，赚来的钱一直持续投下去”。

“期货里面真正体现了二八原理，20%的人赚80%的人的钱。”

2004年，台证期货设立独立的期货经理公司，吴建华调任总经理一职，“主要就是代客理财”。这是台湾第一批的期货经理公司，当时的客户门槛是500万台币，但是吴建华接受的客户资产要求一般在1000万台币以上，“低于1000万的不收。”

对这些高资产的客户，吴建华设立的是稳健的绝对报酬，“他们并不在乎你赚了多少钱。”当时台湾的定存利率不到2%，他设立的回报率是定存的3到5倍，2%至3%的损失底线。回报率在定存以上，期经公司就可以和客户分利润。

台证属于一个大型金控集团，吴建华去拜访了集团下面私人银行的副团队长，“我们是朋友，他还刚好欠我一个人情。”他笑起来，这样说，“我对朋友都很热忱，不是期待他们变成客户，就是喜欢交朋友。”

当时台湾业界没有人认为保守的银行客户会进入期货市场，吴建华开了先河。他接受公司业务的时候，旗下管理的资产总额只有500万，一年之后，飙升至4.2亿。而那时，整个台湾期经市场的总额只有12亿。他还记得当时排名第二的公司管理资产总额不到2亿。

这一年，他的投资回报率做到了9%。

第二年，台湾股市进入很长一段盘整期，投资回报率迅速下降到2%，这个时期内，吴建华同时在台湾政治大学攻读EMBA，他想写出一篇不一样的论文，最终将选题确定在做市商方面。

他去了一趟新加坡，通过朋友约到新加坡最大的一个做市商一起吃午饭。席上很多人，他们相谈甚欢，那位做市商将自己笔记本上的一页撕了下来送给吴建华。

纸上满满一页的数字，谁都知道那是做市商的报价，可是谁都看不懂。

吴建华将纸页带回了台湾，很久都研究不出一个结果。后来他一位朋友从新加坡回来，看了这张纸，对着电脑开始写程序，演算。

最终吴建华写了十多万字的论文，都是从这张纸去反推做市商的报价逻辑，他的论文名字叫《选择权造市者风险研究》，获得2004年台湾市场实务论文首奖。再后来，他接受监管部门的邀请，参与了台湾期交所造市者制度的出台。

“后来起起落落，台湾对做市商的制度几度出现争议，但是我，还有我的老师都坚定地支持这个制度。台湾市场上，50%的交易都是由做市商完成的。”

因为在期货经理公司的经验，吴建华还协助主管部门改良了期货经理事业业务制度，推动了期货公司与期货经理公司的合并。2008年，他也因此调去了台证期货公司，任总经理。

“台湾的期货公司讲究排名，每天都要看排名。”排名并不针对公司的资产金额，而针对交易量。台证期货在台湾期货公司的排名中是第九位，吴建华调去一年之后，排名上升到第五位。

他没想到的是，凯基期货公司一年之后并购了台证期货。并购完成之后，凯基期货成为台湾第一大期货公司，也因为被并购，在新的期货公司，吴建华成为资深副总经理。

离开成为很自然的决定，这一次吴建华选择了来内地。

推广程序化交易

程序化交易可能不像人为判断那样能赚到那么多钱，但是减少了人为失误，风险性降低

正式加入第一创业期货以前的一年内，吴建华几乎每个月来一次内地，举行讲座、交流。

“全国163家期货公司，第一创业是倒数第三家创办的，第160家。”吴建华说。他接到了很多内地期货公司抛出的橄榄枝，远不只第一创业期货一家。

第一创业期货的总部在北京，唯一一家营业部也设在北京。第一创业期货的前身成立于1993年，这正是中国期货行业的起步阶段。

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监管、制度缺失，行业无序。1990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建立，以现货为主，同时引入期货机制。一时之间，期货市场如洪水猛兽。当时交易所的设立只需要地方政府批准即可，于是全国涌现出50多家交易所，期货经纪机构更是达到1000多家。而现在，国内的期货交易所一共是4家，期货公司是163家。

1993年，第一创业期货成立的时候，是一个分水岭。当年11月，国务院下达《关于制止期货市场盲目发展的通知》，整顿持续了8年。交易所的数量锐减至3家，经纪公司的数量也逐渐减少到180余家。

2001年，发展期货市场的讯号又逐渐被释放出来。其间，一些大宗商品的期货品种逐渐上市，2010年股指期货也被推出。

现在第一创业期货的所有员工一共是65人，而近期首次开展的期货咨询业务从业资格的考试中，永安期货一家参加考试的人数就达到500人。“小公司有小公司的做法，”吴建华说，他想作出“异质化，做到小而精，小而美。”

在面对内地众多期货公司的邀请的时候，吴建华选择了第一创业：“其他公司提供的都是某一个部门的主管，只有第一创业有这个勇气从外面请一个人来全面负责期货业务。”他说：“这跟职务无关，而是有一个平台可以任意挥洒。”

“接下来可能也要新招一些人，尤其是新的营业部筹建起来以后。”吴建华说，按照分类，第一创业期货现在属于B类期货公司，可以在已有一家营业部的基础上，再申请建立两家，“深圳的这家已经被监管部门批准了，还有一家计划放在中西部。”

吴建华近期感到困惑。尽管部门对期货行业的支持态度是毋庸置疑的，他引用了尚福林(专栏)的一句话，“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然而在期货公司的分类评级中，“量”还是重要的标准。“第一创业的量不大，但是我们机构客户、法人客户的比重很高。”尽管这样，客户质量却不是衡量公司的相对标准。

作为小公司，吴建华的目标客户更多锁定在机构与法人上，他希望提供的是一种更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吴建华带来了两个人，吴孟哲与陈国宾。吴孟哲负责营销，他以前在台湾主要做培训，既培训公司内部员工，也培训客户。吴建华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要让客户自己懂得操作，感受到交易的乐趣。”陈国宾主要写程序。程序化交易是吴建华来内地想要推动的业务之一，他的客户中现在有“十几个在做程序化交易，希望一年以后人数能够过百。”

程序化交易根据每个期货客户的抗风险能力量身打造，由机器操作取代人为判断。在美国、欧洲等地，“8成以上都是用程序化交易。明星基金经理非常稀少，投资主要由团队完成。”他坦诚程序化交易可能不像人为判断那样能赚到那么多钱，但是减少了人为失误，风险性降低。

新领域中占得先机

保险公司入市、引进外资、推动程序化交易、期货经理制度以及期货基金，这都是国内期货市场尚未开垦的处女地

吴建华对自己在内地的期货事业定了几个目标：推动保险公司入市、引进外资、推动程序化交易、期货经理制度以及期货基金。这都是国内期货市场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他希望能够“占得先机”。

台湾保险公司进入期货市场可谓是他一手促成。最早台湾两家大保险公司委托他去给监管部门的“长官上课，他们很认同，就让我去找协会。”

台湾的立法由协会提交议案，监管部门专注审批。当时监管部门跟他强调千万不能说上过课的事情，“监管部门担心市场怀疑他们的公正性。”

他说服了协会里面的每一个会员，帮忙起草法案，最后提交到监管部门。监管部门认可了，交由保险公司自己去草拟具体制度。保险公司又找到他，说“送佛送上西，你懂市场，就由你负责吧。”吴建华又接过这项任务，草拟了所有具体制度。

台湾保险公司进入期货市场就此解禁。

最近，吴建华在说服他的香港朋友在内地做期货，“引进外资我还是有优势的。”

期货公司一般在几个交易所都有自己的机柜，但是第一创业没有，“公司成立得比较晚，早都不剩下了。”员工向他诉苦，争取不到机柜。

他自己来。他给上海期交所打电话，结果顺利拿到机柜。三年前，他还在台湾的时候，接待过一个北京期货行业的团队，一共12个人。几天相处，大家就都成为了朋友。现在，刚好其中一位是上海期交所IT部门的联络人，事情水到渠成。“一件事情如果不做肯定不会成功，只要想办法总有尝试的机会。”

他明白小公司的局限，也在积极摸索小公司成长的方法。“以前是大团队作战，现在是小团队。”他尽力把每一件事情都做好，就像采访过程中认真回答每一个问题。

为了拜访一个客户，他和同事跑去哈尔滨，再坐12个小时的出租车去七台河，“两个人就窝在小小的出租车里坐了12个小时。”赶到该公司的时候，“他们的董事长都感动了。那个地方已经接近边境，冬天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度。”

吴建华的口音里带着软软的台湾腔，第一创业年会的时候，高管都推辞上台表演，董事长请他去朗诵，还说，“虽然你普通话不标准。”吴建华马上就答应了，“在台湾年会的时候，高管还要跳天鹅湖呢，朗诵太简单了。”说着，他还伸展了一下手臂。

现在，他已经会卷着舌头说扭曲的儿化音，他说，这么多年能在期货行业存活下来，“我一直坚持，并对美的市场抱有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