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套保

此前，根据中国证监会推出的《国企期货业务管理办法》，允许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等31家国企在境外开展外盘的套期保值业务。

“31家之后，现在再没有新的企业获批。”胡俞越表示，那些没有获得境外套期保值牌照的企业虽有庞大的业务量，却无法试水套保。

国资委相关人士在接受财新《新世纪》记者采访时表示： 今年国资委下发了对中央企业衍生品交易临时监管机制的通知，对于以前年度参与衍生品交易但没有资格证的央企，给予事后追认，总共有7、8家央企获得追认，包括用油的航空公司和一些原材料波动比较大的企业。

合法渠道不畅的现实，使得多数企业铤而走险，或通过香港等渠道操作外盘，更有甚者，超越了套保的底线。

“当年中航油新加坡巨亏事件，已超越套期保值，实际做的是石油衍生品期权，风险自然较大。”胡俞越表示，中航油巨亏之后，国企参与境外期货一度偃旗息鼓。但企业自身仍有套保的需求，也有投机的冲动，如果没有正规合法的套保规则、参与途径，企业很难掌控国际市场波动的风险。

国企之外，地下炒外盘的主体多数来自民企。

“外盘套保的市场需求很大，我们接触较多的民企，它们更没有渠道，只能各行其是，比如地下炒金、炒白银，或中转其他途径进行各种交易，风险非常大。”永安期货上海地区总经理沈铭霞表示，如果有合适的外盘投资渠道，对于市场整体参与者的安全性、规范性都有较大帮助。

一位地方国企人士告诉财新《新世纪》记者，虽然他们拥有在境外市场进行期货套保的资格，一直在境外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但如果企业要推新的套期保值品种或者需要扩大额度，都需要进行审批。

“我们拿到的是铜套保资格，近几年公司开始铅锌生产，有大量原料需要境外采购，境外保值，但这些新品种始终申请不下来。”前述企业负责人表示，像他们这样困于品种、额度审批问题的同行非常多。

一些企业通过境外子公司，通过现货贸易，现货采购，借此完成套保，但无形中企业成本，及财务风险都有所增加。

“未来如能放行外盘期货套保交易，对我们将是很大的突破，希望尽快实行。”上述企业负责人说。

障碍重重

9月16日举行的中国国际期货峰会上，诸多企业对于参与境外期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提及参与意向，又表现出谨慎的态度。

旭阳集团曹江浩曾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参与过外盘交易。他表示，之所以选择境外市场，一是欧美目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定价中心；二是欧美市场多数品种的价格连续性、市场流动性要优于国内市场。

不过，他认为，企业参与境外交易，将会面对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企业、经纪公司及监管层必须做好学习、培训、内控制度等充分的准备工作。

接近监管层的人士介绍，根据以往经验，期货外盘试点需遵从以下流程：监管层召集各路参与者草拟规则；规则出炉后，征求业内意见；各方意见收集完毕，出台修改意见。然后相关部门再出解释意见，最后颁布细则。

细则出台后，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根据细则要求递交申请，获得监管层核准后方可开展境外期货交易的试点。

“这些流程下来，一两年的时间可能都不够。”北京一位高管表示。胡俞越亦认为，年内推出的可能性不大。

“民间外汇量比较大，但在参与境外期货交易时，外汇如何使用仍是个问题 。”胡俞越说。

高伟绅律师事务所法律顾问杨铁成表示，此前外管局曾配合国资委，联名下发过文件，对央企境外衍生品交易给予一定外汇额度，同时备案。

但中期公司一位负责人表示，作为第一家在香港设立子公司的期货公司，中期香港可以代理全球投资者参与全球期货市场交易。但因外汇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中期香港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北京一位央企负责人表示，“根据以前的规则，我们一般遵从国资委同意、证监会审批，之后到外管局备案，批出额度，即可从事套保交易的程序。”该人士称，自从2008年金融危机后，企业每年去证监会申报次年原材料产量及外汇量时，均无人理会。

“证监会说，你们这是企业行为，应该找主管部门。我们只管国内证券市场，境外保值我们不管。”按照以前的程序，外汇局只有接到证监会的批文，才能给企业下批额度。证监会甩手不理，令企业无所适从。

“现在大方向确定了，但后面具体事还不知怎么做。按我们估计，2015年也做不成。”该央企负责人表示，外盘开放日程取决于人民币项目开放进程。

前路障碍重重，不过，境外国际商品期货集团却仍然乐观。

CME集团总裁傅品德？基尔(Phupinder Gill)表示，如果中国取消外汇管制，实现人民币的自由流动，届时或将在中国设立清算交易所，满足国内交易需求。

此前的8月底，新加坡交易所的商品期货部总监王成专程来北京，向投资者推介新加坡交易所新产品LME-SGX迷你有色金属产品。境外商品期货交易所对中国投资者的热情可见一斑。

胡俞越认为，不能因企业套保的一时失利而关闭开放之门，“我们的企业总是要走向国际市场。因而不能因噎废食，保护虽必要，开放亦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