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员是金融界的宠儿，但距离罪恶也只有咫尺之遥——在交易的零和游戏里，赢了，他们便是天使，输了，他们便是魔鬼，尤其是当他们输了不该输的钱。

他是一个居住在伦敦的年轻人，31岁，年薪60万英镑，从事金融业，住在月租4000英镑的寓所，常常举办数十人参加的奢靡派对，邀请专业人士主持，屋子里从不乏漂亮的女性客人。他还很喜欢运动，偶尔参加慈善活动，也十分懂得人情世故，有一次因为开通宵Party吵了邻居，他次日便送去一瓶上好的红酒以示歉意。

但在9月15日的凌晨，一切都变了。三点半，在微冷的伦敦清晨，他被警察从工作岗位上带走。次日，英国警方对他提出指控，称他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其雇主至少20亿美元的损失。不过，三天后，损失就被追加至23亿美元。

他就是卡瓦库·阿杜伯利(Kweku Adoboli)，瑞士联合银行(UBS)伦敦ETF(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部门总监。他的罪名为滥用职权进行欺诈和伪造账目。瑞银称，他通过伪造账户进行了大量未授权交易，造成了银行的巨亏。

消息一经公布，阿杜伯利“一亏成名”，成了各地媒体重点关注的人物。9月24日，瑞银CEO郭儒博(Oswald Grbel)宣布引咎辞职，塞尔吉奥·埃尔默蒂(Sergio Ermotti)担任代理CEO。国际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和标普都已将瑞银集团列入负面观察名单。

惊讶吗？一个年轻人居然能够撬动二十几亿的损失！但如果当你熟悉他的职业—交易员，也许就不必大惊小怪了。

交易员是金融界的宠儿，他们身上总是笼罩着神话般的光环。如果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交易员，无疑就是：高智商，思维敏捷，概率天才，薪酬丰厚。身处资本圈的风口浪尖，他们与市场零距离接触，而且权力巨大，手中运作着上亿资金。但正因为如此，他们距离罪恶只有咫尺之遥—在交易的零和游戏里，赢了，他们便是天使，输了，他们便是魔鬼—尤其是当他们输了不该输的钱。

莎士比亚说，金钱是最有魅力的魔鬼，而交易员，是离魔鬼最近的人。

赌徒游戏

根据瑞银公布的细节，阿杜伯利是通过制造虚假的对冲交易，越过他所获授权的风险限额。损失主要来自其对标准普尔500指数、DAX指数和EuroStoxx指数未来走势的错误判断。过去三个月，德国股市指数DAX指数跌幅超过20%，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超过7%。

毕业于英国诺丁汉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管理专业的阿杜伯利，被朋友们形容为计算机天才，2006年便进入瑞银，曾在后台工作，熟悉交易监管工作。媒体认为，他也可能是利用了自己精湛的电脑技术和后台经验进行欺诈。

就在几周之前，阿杜伯利还从自己的邻居、39岁的澳大利亚银行家威廉·皮特那里借了一本书《华尔街之狼》，该书讲述了一个年轻交易员因为放纵贪欲最终被绳之以法的故事，他大概未曾料想，书中的故事，竟在自己身上应验了。阿杜伯利在9月的两次出庭中，都曾经落泪，他将于10月28日再次出席听证。

像阿杜伯利这样因违规交易而引发巨额损失的人，被称为“流氓交易员”(Rogue Trader)，中文也形象地称之为“魔鬼交易员”。

金融市场从不缺乏魔鬼交易员，他们的作案动机、手法、事发的原因，惊人的类似：都是渴望获得成就的普通人；都无法正视自己的失利，被“总能赢回来”的赌徒心理驱动，不择手段违规交易，或是虚拟造账户，或是盗用账户，不断追加赌码，大大超过公司规定的持仓上限；结果由于误判形势，愈陷愈深；都为金融机构带来了巨额损失，最终受到了惩罚，或是被逐出金融圈，或是锒铛入狱。

其中的“明星”当属1995年弄垮了巴林银行(Barings Bank)的尼克·李森。从1992年到1995年，时任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公司总经理的他，未经许可以银行名义认购了价值70亿美元的日本股指期货，投机失败，让银行亏了14亿美元，结果，有233年历史的欧洲银行帝国顷刻崩塌。

而如果按损失数额衡量，巴林银行还不算输得最惨的。曾任法国兴业银行(13.37,-0.19,-1.40%)交易员的杰罗姆·凯维埃尔(Jerome Kerviel)违规动用了超过728亿美元的头寸购买欧洲股指期货，在2008年引发法兴银行71亿美元的旷世亏损。

亚洲也不乏魔鬼交易员的魅影。就在巴林银行倒闭半年后，1995年9月，时任日本大和银行纽约分行的执行副总裁井口俊英(Toshihide Iguchi)承认自己在12年间隐瞒了11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大和银行纽约分行随即倒闭，被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逐出美国市场。

“魔鬼交易员”固然让金融机构头疼，但值得深思的是，为何并不新鲜的行骗招数能屡屡得手？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体系为何未能从过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此外，这样一个事实也不可忽视：每一个“魔鬼交易员”的背后，都有一个热爱投机的银行；魔鬼交易员们，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投行明星

“华尔街和好莱坞是一样的，都是捧明星，为了成为明星，交易员可以不顾一切地去冒险。”瑞银事件爆发后，现任加拿大皇家银行担任风险管理顾问的陈思进丝毫不感到惊讶—交易员前仆后继地进行“魔鬼交易”，就是为了成为“明星”。

31岁的交易员凯维埃尔就告诉检察人员，他想让自己看上去与众不同，拿到更高奖金。尼克·李森也坦言，他进入新加坡时，只想着可以引人注目。

那么明星交易员的头上究竟有着怎样的光环，让这么多年轻的聪明人愿意为此铤而走险？

“当一小部分人可以创造公司一半的利润时，你会觉得他们是明星，他们的工资非常高。”曾在法国兴业银行总部从事销售工作的杜晓舟告诉本刊记者，法国兴业银行巴黎总部有一万号员工，交易员只有三四百人，却给整个公司贡献了近一半的利润。当时，他非常希望能够成为一名前台交易员。但因为一些个人原因，杜晓舟没有被录用，当时还颇有点遗憾。

交易员的薪酬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多赚多得”。投行内部员工的基本工资彼此相差无几，但如果能够为银行创造更多利润，就可以拿到相应的分红。在法兴银行，一个前台交易员可以拿到账面利润的2%到5%，年薪从几十万到几百万欧元不等；而中台员工的年薪只有三万到四万欧元，后台更少，只有两到三万欧元。曾在美国前五大投行之一工作的前台交易员徐先生(化名)告诉记者，他们的奖金，可以达到账面利润的7%到10%。

曾在华尔街做交易员，后来成为揭露华尔街内幕的畅销书作家迈克尔·刘易斯在《大卖空》一书中提到，摩根士丹利的明星交易员豪伊·许布勒的团队，在2006年时贡献了公司利润的20%，而许布勒本人，可以在年底拿到2500万美元的红利。可即便如此，许布勒还嫌赚得少，考虑自立门户。

明星交易员十分吃香，投行间为了挖角争得不可开交。2008年，托德·埃德加(Todd Edgar)的团队曾为摩根大通赚取1亿美元，巴克莱资本为将其吸引过来，给整个团队开出了5000万美元的现金和股票作为加入条件。托德跳槽后，摩根大通还气愤地向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FSA)提出申诉，指控巴克莱违规诱使职员跳槽。

为了留住“明星交易员”，一些银行还与其签订了“保底奖金”协议，这意味着，即便交易员为公司和股东造成了损失，投行也必须向其支付奖金。

陈思进认为，这样的薪酬制度十分危险，“明星交易员们的奖金是没有上限的，可是如果发生了损失，就由银行、股东承担，这样，违规的成本就太低了。”

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理事兼金融系统主管丹尼尔·赫勒(Daniel Heller)建议，应该取消“保底奖金”协议，奖金机制也必须着眼于长期，不应仅仅考虑上年业绩，而应该综合过去几年的业绩，在利润丰厚的财年也只应该发放部分奖金。

有趣的是，每一次魔鬼交易员案件发生后，银行业都会开始反思明星交易员制度，但徐先生告诉记者，这些年来，明星交易员的薪酬制度并没有什么改变，因为薪水给少了，交易员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跳槽。

不过，明星交易员的压力也很大。陈思进告诉记者，交易员这个行业中不可能有常胜将军；维持“明星业绩”非常困难。因此，许多交易员都会为了创造交易神话，不顾一切地造假。

不少“魔鬼交易员”还认为，只要自己在赚钱，公司就会鼓励造假行为。凯维埃尔便在法庭上抗辩：“一个交易员根本无法用正常的投资规模赚很多钱。这让我相信，只要我能盈利，我的上司就会对我的交易手段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尼克·李森表示，公司其实早就知道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他们为了利润，装作视而不见，“有一群人本来可以揭穿并阻止我的把戏，但他们没有这样做。”

2004年爆出的澳大利亚国民银行(National Australia Bank) 外汇产品欺诈案，则是彻头彻尾的团体做案。指挥交易员进行虚假交易以隐瞒损失、赚取奖金的部门领导与其手下的员工共四人，都锒铛入狱。

被告之一大卫·布兰(David Bullen)表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屈于“同伴压力”的结果。审判该案的法官Chettle 对此表示认同，他说：“你们的工作环境要求你们去冒险，以达到公司要求你们达到的目标。为了推进你们的事业，你们必须成功。”

衍生品鸦片

瑞银爆出魔鬼交易员事件后，加拿大皇家银行的CEO戈登·尼克松( Gordon Nixon)对媒体表示，这是投行过度鼓励投机行为的必然结果，因为银行都仰赖明星交易员去创造超级利润。交易的回报，远比投行的另外两块传统业务证券承销和资产管理来得诱人；同时，购买资产衍生品的风险看似要比直接购买资产小得多，而且，买下它们只需要少量前期资金。

于是，从衍生品中获利颇丰的投行，已经离不开这个金融鸦片了。据路透社的报道，多年来，美国投行的交易收入都占其业务总收入的三分之二。据高盛银行(Goldman Sachs)的财报显示，近几年，以衍生品主导的交易收入占到公司总收入的35%到48% 。根据瑞银2010年财报显示，交易收入也占到其总收入的23%。

银行对衍生品的热情仍在持续高涨。美国货币监理署(又称为财政部金融局)(the Comptroller of the Currency)最近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各银行持有衍生品的金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美国的四大银行—摩根大通、花旗银行、美国银行和高盛—共持有总量的95%。

因此，从本质上看，爱好冒险的交易员与爱好投机的银行，其实一脉相承。“观察瑞银近些年的表现，完全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究竟阿杜伯利就是魔鬼交易员，还是他的雇主—瑞银，就是一个魔鬼银行。”《金融时报》的编辑约翰·加普在专栏中写道。2008年，瑞银也曾因投资衍生品的损失而接受了瑞士政府562亿美元救助；而由于对有毒债券的大举投资，法国兴业银行被迫在过去3年减记约136亿美元的资产。

“其实，金融衍生品本身并没有罪过，它的出现是符合市场需求的。”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告诉记者。

只不过，衍生品市场膨胀得太快，长成了谁也看不懂的怪物。聪明的银行家开发出各种衍生品，使其具有套利、增加金融机构杠杆、投机等功能，从信贷违约互换(CDO)、信用违约合同(CDS)，到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各种包着“安全”外衣的产品层出不穷。

根据国际掉期与衍生工具协会(ISDA)的统计，2002年底，全球衍生品市场未偿付合约的总量约为100万亿美元，而到了 2009年底，这个数字已经达到615万亿美元，是2009年全球GDP总量58.13万亿美元的10倍多。

巴菲特称，金融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瑞银和法兴的“魔鬼交易员”事件就是证明衍生品破坏性再生动不过的例子，二者都反映出Delta One平台可能包含的巨大风险。Delta One是衍生品交易的一种，其精髓是将多种衍生品进行组合，追踪标的证券的走势，便于客户能对各种资产类别建立风险敞口。此前，Delta One平台曾以安全著称，大受欢迎，尤其是其交易的ETF类产品，在过去十年间的平均年增长率达到了40%。

雪上加霜的是，金融机构为了与同行竞争，不断将衍生品复杂化，这样一来，外界就很难估量其中的风险，自然也很难模仿。《泥鸽靶》的作者帕特诺伊—一个十几年前于摩根士丹利摸爬滚打的经纪人在这本记录华尔街交易内幕的书中回忆，自己经常向客户兜售连自己都看不懂的金融产品。

衍生品的“不透明”已经将商业银行、投行、对冲基金、保险公司、评级机构之间紧紧连在了一起，形成了利益输送的链条。比如，评级机构会为了获取数百万的年费，给投行打包的垃圾债券评为AAA级；而银行之间也为了利益，帮助同行做空获利。

如今，受经济形势和监管政策的影响，衍生品的生意已经不太好做了，高盛第二季度财报显示，交易和资本投资的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39%，而交易的疲软也让摩根大通、花旗银行和美国银行的二季度盈利遭受了影响。摩根大通投资银行业务主管斯塔利九月称，预计第三季度该行交易收入将环比下降30%。

“衍生品市场将会经历一场痛苦的自我调节。”赵锡军认为，银行的健康发展方式还是应该服务于实体经济。《金融时报》引用的一组数据显示，在英国，银行业的资产和负债超过6万亿英镑，是英国国民收入的4倍；但面向制造企业、零售商、建筑公司、农民等提供的贷款仅为2000亿英镑，相当于总额的3%。于是，金融市场出现了怪相—中小企业需要获得银行融资，而银行的资金却在银行间转来转去，没有流入实体经济。

内控漏洞

“我们严格的风险管理制度对成功至关重要。”瑞银在2010年年报中自豪地宣称，而最近的魔鬼交易员案，无疑是对这句话莫大的讽刺。其实不只是瑞银的这次丑闻，每桩魔鬼交易员丑闻爆出后，人们都会发出同一句疑问：银行的内控机制到哪去了？

对此，一家著名跨国银行高管私下表示：“对于交易员违规操作这样的风险，尽管大型银行设置了一系列严密的管理流程，但实际效果是相当有限的。”

银行的风险控制系统一般都有量化控制与人为管理两套系统。在量化管理方面，各大银行几乎都采用了“在险值(VaR)”来控制交易风险。所谓VaR，就是根据市场历史数据，计算出银行损失的发生概率，比如，瑞银的日均“在险价值”为7500万瑞郎(8283万美元)，也就是说，在单个交易日内瑞银可能发生的最大交易亏损是7500万瑞郎。

而计算机系统在交易中的普遍应用，也会放大操作风险。去年5月6日，仅仅由于一位花旗银行交易员在操作时误将交易命令中的million(百万)打成billion(十亿)，道琼斯指数就出现了史上第二大单日波动。

但人为的操作风险，会对数字化风险管理的准确性形成干扰。比如，如果有交易被隐瞒，那么VaR值就会被扭曲。瑞银这次“魔鬼交易员”事故引发的损失就大大超过了7500万瑞郎。

在风险的人为控制方面，一般的银行交易部门都采用了区分前、中、后台的方法：前台做出交易决策，中台监测前台的决定，后台负责处理交易，并由中台和后台负责监督前台交易行为的制衡体系。

但这套系统也有不小的局限性。“中台和后台人员大多没有交易经验，看不出前台的疏漏。”杜晓舟表示。

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大多数银行的自营业务团队中，前台交易员的话语权要远远超过中台和后台人员。一家跨国银行交易员就曾表示：“中台会给我发来提醒，可是我会把这些提醒全部扔进垃圾箱。如果按这些人的建议，我就不用做交易了。”

人为风控系统也有一套预警体系，银行内的监管部门、业内同行以及政府的监管部门，都会对异常交易发出警告，但可悲的是，在日常操作中，并非所有银行都重视预警。日前，瑞银的代理CEO塞尔吉奥·埃尔默蒂就在瑞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的内部调查表明，风险系统确实查到了未经授权或是未能解释的交易行为，但这些行为没有被充分调查，这是不可接受的。”

在凯维埃尔的“魔鬼交易”引发巨额亏损前，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就曾警告兴业银行高层，该行有异常交易出现；但这却没能引起法兴银行的重视。

“从理论上讲，任何违规交易，都会在交易系统中留下痕迹，假如是经过交易所平台进行，那就更容易被外部机构所发觉。”全球风险协会成员、前美国银行证券部董事张海云教授认为，“假如交易员的这些违规行为能够长期不被发现，那么就不应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管理流程设置上出了问题。”

为了强化风险管理，美国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中，有一套损益核对解释制度，以帮助银行去发现异常交易—交易员账户的损益均被规定了动态的合理浮动区间，一旦账户的盈亏超过预设值，系统就会自动要求交易员作出解释。但这套系统，由于成本高昂，并未被所有银行采用。

值得一提的是，凯维埃尔、阿杜伯利和尼克·李森在前台工作之前，都具有后台监管工作经验，这一管理漏洞，大大便利了其舞弊行为。正因为如此，据说在凯维埃尔事发后，几乎欧美所有大银行都不允许中、后台人员应聘前台职位了。

流程设置已有缺陷，银行内部在风控环节方面的麻痹，则进一步导致了风控失效。相当数量银行的监管部门，对交易员的监督都仅仅是例行公事，蜻蜓点水。

尼克·李森在1993年7月的一次内部审计时，居然通过每晚灌醉审计员过了关。大和银行的井口俊英，多年来未休年假，也违反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交易员每年至少休假10天的规定。

张海云就认为，大多数银行对于内控工作的疏忽，更多是态度问题，而非能力问题，“在风险管理问题上，大多数金融机构只有在问题暴露后才会修修补补。”

全能银行反思

“银行偏爱衍生品没有错。”赵锡军说道，不能因风险而否定衍生品的意义，问题是要控制风险，因此，一方面，衍生品要透明化，另一方面，投行有必要实施“分业经营”，也就是将商业银行的业务与银行用自由资金进行投机的业务分离，以免将自营业务的损失转嫁到储户头上。

一家在某外资银行存有大笔款项的企业负责人在听闻瑞银魔鬼交易员丑闻后，就表达了对银行保管资产安全性的担忧：“虽然交易员亏掉的是银行自己的钱，但谁都不能保证我们的存款完全不会流入高风险的自营业务中。万一银行因此亏惨了，我们的钱能不能全部拿回来，同样会有很大的风险。”

不仅如此，全能银行对交易员某种程度上的“纵容”，甚至还会导致更为严重的利益冲突，而使客户资产面临更大的风险。

高盛基础战略部(Fundamental Strategies Group)负责人Thomas Mazarakis表示，高盛经常靠和客户对赌来赚钱，也就是一方面，他们帮客户赚钱，而另一方面，他们又在做空客户所购买的金融产品。一位跨国银行前交易员也表示，部分大型银行金融机构确实在鼓动零售银行业务客户购买期权进行保值的同时，其自营业务部门却进行反向操作。

从某种意义上讲，全能银行的发展模式，为魔鬼交易员提供了永不消逝的生存土壤，也让魔鬼交易员对普通银行客户造成的威胁进一步放大。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更指出，全能银行如果到了大而不能倒的程度，那么意味着这些大银行的自营业务赌博享受着一种荒唐的公共补贴—来自纳税人的隐形支撑。

有鉴于此，欧美各国呼吁反思全能银行模式的呼声日益高涨，而外部监管的变化也悄然发生。奥巴马于去年7月签署了多德-弗兰克(Dodd-Frank)金融改革法案，其中的“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禁止美国的银行从事自营交易，即用自有资金投机。高盛、大摩、美国银行都纷纷剥离了相关业务；在英国，约翰·维克斯爵士(Sir John Vickers)领导下的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ndependent Commission on Banking)9月12日发布报告，建议大型英国银行到2019年应该将投资银行业务与主流业务分割开来，以降低纳税人承担的风险。

“笨猫戏鼠”

“但问题或许依然存在。”澳大利亚银行家、畅销书作家萨蒂亚吉特·达斯(Satyajit Das)表示，自营交易与做市交易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难以界定。即便银行在做市，也需要押注一定的自营资本。

而且，据国外媒体报道，“分业经营”并不彻底，从投行中分离出去的自营业务团队，仍与原先的东家共享信息，形成利益输送的链条。

“你确实能够减小风险，但是，风险总会从哪儿冒出来，这是一个永恒的追逐游戏，政府最终会输。”曾经在华尔街从事衍生品设计的Steve Kohlhagen 如是说，监管者不如参与银行的交易员熟悉金融产品，很难去有效监管。

最优秀的人才永远处于交易一线，监管者与魔鬼交易员的关系更类似于“笨猫戏鼠”。

陈思进则认为，另一个影响监管效果的因素是，银行家们一直在努力影响政府的决策。去年7月美国通过的金融改革法案大大软化了原先草案中的提议，原本草案中规定限制华尔街金融巨头进行自营交易，禁止银行拥有高风险对冲基金；而这样的条款最终变成“允许3%的银行资本投入高风险的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Federal Financial Analytics公司的合伙人Karen Shaw Petrou也撰文表示，银行试图影响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撰写的衍生品条款，许多细则的起草都被延迟了。CFTC主席Gary Gensler说，相较于金融危机前，规则框架并没有实质改变。

在瑞银的故乡瑞士，博弈也在进行。针对瑞银魔鬼交易员丑闻，瑞士左翼政党近日提出议案，要求投资银行禁止部分高风险交易。不过，这项议案在9月19日被否决了，55票反对，42票赞成，6票弃权。

“正是因为银行界始终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上风，‘魔鬼交易员’们才敢于冒险—因为机会成本太低了。”陈思进说道。大部分交易员犯事之后并没有受到十分严重的惩罚，反而借此出名，尼克·李森在狱中完成了回忆录《我是如何弄垮巴林银行的》，由此改编的电影《魔鬼交易员》1999年在全球放映。在新加坡的监狱里度过六年铁窗生涯后，他开始到处演讲，甚至还从2006年到今年1月间担任Galway联合足球俱乐部(Galway United Football Club)的CEO。凯维埃尔也在狱中完成了自传《恶性循环：交易员回忆录》，这本书即将被拍成电影。

如果将这场博弈比喻为一个游戏，那么，可以预见，游戏参与者—政府、银行家和普通民众—仍将进行长时间的较量；他们会使出各种博弈策略，可以说“占领华尔街”游行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的目的，则是改变游戏规则。那么，规则会改变吗？银行业会回归服务于实体经济的正常轨道吗？这一切，都且看游戏的参与者以行动来回答。

“妓女”OR“替罪羊”

一直梦想着一鸣惊人的法国青年杰罗姆·凯维埃尔(Jerome Kerviel)终于在2008年1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加入了“魔鬼交易员”(Rogue Trader)的行列。

时任法兴银行前台交易员的他，一年多的时间里违规动用了超过728亿美元购买欧洲股指期货，在2008年引发雇主71亿美元的旷世亏损，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有史以来涉及金额最大的交易员欺诈事件。

那么，一个30出头的年轻人，是如何越过公司设置的重重防线，闯了这么大的祸？

作为一名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ETF)交易员，凯维埃尔供职于“德尔塔1”(Dleta One)平台，帮助客户对一揽子证券进行投机或风险对冲，也涉及银行的自营交易。他需要在购买一种股指期货产品时，卖出一个相近的产品，实现风险对冲，而他却侵入计算机系统，对每笔真实交易输入方向相反的虚假交易，再伪造电邮确认，骗过了风险管理部门。

成为前台交易员前，他曾在后台工作五年，充分了解如何操作才能掩人耳目。比如，他会刻意买入那些没有保证金补充警示、不需及时确认交易的金融产品。

在2007年，由于赌对了德国DAX指数将大涨，他帮助公司赚了14亿欧元。但好景不长，2008年初，DAX一度跌幅高达15%，1月18日，其疯狂投注的行为暴露。此后三个交易日里，DAX仍然“跌跌不休”，兴业银行只好忍痛平仓，巨额损失不可挽回地发生了。

随后，凯维埃尔被告上了法庭，去年10月，巴黎轻罪法庭宣布凯维埃尔“滥用信任”、“伪造及使用虚假文书”和“侵入信息数据系统”三项罪名成立，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缓刑2年，罚款49亿欧元(67亿美元)，规定他终生不得再从事金融工作。银行称，这笔罚款只是象征性的，从未指望他还掉这笔钱。

不过，凯维埃尔颇有点死不认罪的派头。在法庭上，他称：“只要我们赚钱，没有太张扬，见好就收，就不会有人说什么。”在去年出版的自传《恶性循环》中，他称自己是银行的“替罪羊”。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更是将自己比喻为“银行纵欲派对里的妓女”。

法兴银行在2008年发布的事件调查报告中承认，凯维埃尔的作案可能得到了同事的协助。报告显示，从2006年6月至2008年1月，银行28个部门的风险控制系统，曾自动针对凯维埃尔的交易发出75次报警；欧洲最大的期货交易所Eurex也曾警告法兴银行存在异常交易头寸。同时，强制交易员休假的规定也未能被执行，凯维埃尔虽然连续8个月没休过假，银行方面也没有任何反应。

颇让人费解的是，凯维埃尔并没从欺诈行为中赚到钱，法国总工会的解释是：他可能希望赌一把，成为一个明星交易员。案发时，他年收入不足15万美元，与动辄拿几百万美元年薪的明星交易员相比，实属平庸。

凯维埃尔坦言自己“渴望出人头地”，“曾经因为自己学校背景和职业经历而被别人看低”。如今，他终于成了名人，只不过，这样的走红路径，颇有点悲剧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