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10年，将是中国在经济向纵深发展的同时金融市场与衍生品市场快速提升，从经济大国走向金融大国的关键时期。同时，其他国家也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深刻反思，全面改革，寻求突破。能否抓住机会，审时度势，果断确立一条有前瞻性的中国衍生品发展之路，利用后发优势，转危为机，脱颖而出，把国家的金融竞争力大大提升一步，考验着中国金融市场决策者们的智慧与魄力。决策者的决心，取决于诸多因素，而人才无疑是最为突出的一项。没有一流的人才，就不可能有高度的自信，没有高度的自信，何来有魄力的决策？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已经走过了20年的路程。表面来看，成绩斐然，但成绩背后问题不少。比如，国内多年来都把衍生品市场划归为资本市场，这不仅与传统金融学的市场定义有出入，也与现代金融市场的划分理论不符。事实上，衍生品作为一个独立的市场形态，与资本、货币、外汇、黄金市场等具现货性质的市场成分构成完整的金融市场。衍生品市场的基础资产，既来自金融领域，也有其他非金融领域；虽然资本市场与衍生品市场紧密相连，大量的金融创新游走在资本市场与衍生品市场之间，但许多衍生产品却与资本市场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多年来，无论是证券、期货界的研究人员，还是经济、金融领域的专家学者，对这一对金融市场结构与发展有重大潜在影响并存在偏差的市场定位问题几乎无人提出质疑。

 

比如，近年来有关金融创新、次贷危机、信用评级机构、结构型产品的分析与研究报告不计其数，然而，对于到底何为现货产品、何为衍生产品这么一个基本却对梳理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与金融创新的前因后果极为关键的问题，却少有人涉及。

 

再比如，中国场内交易近年来没有出现过重大风险事件，成绩应该肯定，然而，这其中不仅部分得益于产品简单、数量少，而且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的。尤其对于投资组合，我们的投资成本与成熟市场相比，可能会高出几十到几百倍，产品风险的精细准确计算一直未被提到议事日程。至于境外交易的风险管理，由于缺乏高端的风险管理系统与人才，差距就更大了。

 

随着中国经济日益走向世界，近年来部分央企国企开始参与境外衍生品交易，包括采用一些复杂的交易策略。然而，由于对衍生品的功能作用理解不透，对套保与投机的掌握与利用有偏差，对境外衍生品市场的交易与风险管理机制不熟悉，导致在利用衍生品增强风险驾驭能力与金融竞争力的道路上时常面临较大风险。

 

不难想像，一个定位有偏差、研究滞后、人才不足的市场，势必难以保证市场的快速、健康发展，势必难以适应国际化的挑战，势必难以实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升。要改变这一切，出路就在于人才，需要一批能带动突破的高端人才，需要一批有国际视野与经验又熟悉国内市场现状的专业人才。

 

隔行如隔山

如果说中国还没有认识到把人才作为科学发展第一资源的重要性，或者说引进人才不力，显然不符合事实。进入21世纪，各地各部门就引进海外高层次金融人才加快了行动，银监会、证监会以及各金融机构都曾多次面向全球招聘金融人才。事实上一大批海外优秀的金融人才已经回国，在各自领域发挥着作用。据了解，证监会系统具有海外留学和工作经历的人数目前已占全系统人数的16%以上，而有些金融机构，如中投公司，这一比例更高达50%以上。

 

证监会更是早在2004年就成立了国际顾问委员会，先后聘请17位境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前官员及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划发展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问题是，当我们谈金融人才的时候，应该清楚，金融行业覆盖面甚广，包括证券、货币、基金、保险、外汇、利率、黄金、期货期权、信贷证券化产品、结构性产品等，还有很多与金融密切相关的领域如房地产、准期货、碳金融等，大部分都属于现货领域，因此现货领域内的金融人才也占大多数。

 

衍生品作为金融市场最活跃的新兴前沿领域，复杂而专业，对于许多人包括从事传统金融业务的人，是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由于发展变化太快，各种复合结构型产品过多，即使一些金融专家，也往往对各种复杂的衍生工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衍生品不仅是一个理论性很深的领域，更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领域，没有一定时间的实践与积累，很难透彻理解其中的奥秘。

 

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在诺大的金融体系中，衍生品是其中的前沿领域，而衍生品领域里又可进一步细分为管理、技术、产品、交易、风控、量化研究、结算、法律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有其独特的规律与特征，各自都有自己的行家，无人能够精通一切。可见，对于衍生品市场，中国缺乏的不是经济学家，不是金融学家，也不是投资大腕，或者基金经理，缺的是一批在衍生品市场上有理论有经验的高端人才。

 

由于国内对衍生品市场的定位及金融市场内现货与衍生品领域的差别认识不足，导致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与使用机制严重失衡，引进的主要是现货人才，少数衍生品人才也以交易投资为主，结果导致国内高端衍生品人才群体断层。

 

高端人才在何方？

芝加哥，位于占世界淡水总量20%的五大湖群的南岸底部，素有“风城”之称。作为全球衍生品业的鼻祖，芝加哥在场内交易市场的成就至今无其他城市能望其项背。从商品期货到金融期货、另类期货，从期货到期权，从电子盘交易到保证金标准SPAN、STANS，一百多年来这个市场创意连绵，熠熠生辉。

 

芝加哥的场内市场具有天生的规范传统与典型的美国实业精神，是在一种高度监管下按照市场游戏规则发展的成熟模式，其深邃的期货底蕴与创新的激情一直引领全球衍生品行业稳步向前。和纽约相比，芝加哥市场的学术气息更为浓厚。所以，这里成就了金融衍生品之父梅拉梅德，碳交易之父桑德尔，位于城南的芝加哥大学先后涌现了20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无疑是衍生品人心目中的麦加。每年秋冬之际举办的国际期货期权博览会，来自全球各地的高手蜂拥而至，切磋最新的技术，碰撞思想的火花。这里是许多人金融梦开始的地方，随着中国期货的起步，许多国人不远万里来到芝加哥，学习、考察、工作、生活，接受着正统衍生品精神的洗礼与熏陶，成为中美期货界交流的使者。

 

这里，有在90年代初即参加全球第一个衍生品交易实时风险管理系统开发并担任项目负责人的风险管理专家，有80年代末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成员如今担任全球超大型跨交易所衍生品交易系统项目主持人的金融技术专家，有担任全球最大的衍生品高频与量化自营交易商之一的量化交易研发部负责人的量化金融专家，有在美国最大衍生品交易所具有交易席位的期货交易顾问，还有一批在各交易所担任董事总监级的高级技术、管理、市场、产品人才，以及在各银行、基金、期货公司从事交易、管理、系统研发、量化金融研究等工作的资深人员。这批人，普遍在全球衍生品市场的一线摸爬滚打10—20年，具有全球视野，熟谙世界衍生品领域最前沿的思想、技术、风险机制、交易规则，拥有丰富的国际市场实践经验，同时对中国市场的发展变化也一直十分关心。如果能把这批力量组织起来，完全可以在较短时间内打造出一所全新的各类人才兼备极具竞争力的衍生品交易所，在国际金融舞台大展拳脚，同时协助把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水平大大提升一步。

 

如何看待、挖掘与使用高端人才

龚自珍诗云：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但实际上，名校、高学历、名机构，还是国内看重的要素。相比之下，境外更看重一个人的实际知识水平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人尽其才。

 

以美国CME集团为例，其14名现职管理团队成员，几乎无人来自哈佛、耶鲁等顶级名校，绝大多数只有本科、硕士或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就是这样一批商人、律师、交易员出身的管理者，却在全球衍生品博弈的棋盘上举棋若定，纵横驰骋，把一个全球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所治理得生机勃勃，成为“超级金融航母”。同时，在各具体业务部门，却有着大批高学历的研究、专业人员，或有经验的专家，搞研究或带团队，有声有色地把各自专业的创新与应用发挥到极致。

 

再以“金融衍生品之父”梅拉梅德先生为例，他从一所普通的法学院毕业，没有显赫的学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迎难而上，从一名期货市场的跑单员起步，在市场上过关斩将，最终进入管理层，以超前的眼光与过人的魄力将CME推上世界金融衍生品交易舞台的中心，自己也成为金融期货大师。

 

我们也许无法复制这些芝加哥神话，但却可以从中得到启迪。学历很重要，但不是高端人才的决定性因素，更不能说明一个人的实际水平；名机构人才济济，但却非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精英，讲究的是各类角色的协调配合，而许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小公司，却往往是藏龙卧虎之地。另一方面，由于境内外的信息差，对境外人才的识别往往难以把握，导致个别人才引进后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有关方面应进一步检讨改进有关人才的识别、引进与使用机制。

 

市场与高端人才：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中国的衍生品市场与高端人才的关系，似乎正处在一个微妙的鸡与蛋之争的谜团中。一方面，由于缺乏高端人才，创新进展缓慢，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发展过慢，造成过多资金集中在少量产品上，不仅市场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市场矛盾难以解决，而且导致衍生品行业规模弱小，如全国期货行业2009年的净利润为19亿元，仅为全国券商利润的2%左右，严重制约了金融创新与吸收人才的力度。同时，一些有潜力的优秀人才，受制于环境，无法发挥与提高，陆续出走，到太平洋彼岸深造或为境外机构服务去了。于是，就出现了到底应该先引进高端人才，然后带动市场，还是先发展市场，然后吸引人才的命题。

 

从历史经验看，前者之路显然优于后者，而且国内目前已具备了基础。主要体现在：第一，全球股票年成交额在100万亿美元左右，债券年成交额高于300万亿美元，而衍生品的场内外年名义交易额（名义交易额不等于实际风险）约在2500万亿美元，远远超过证券市场。相比之下，中国衍生品市场的未来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中国社会在改革深化、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过程中发生与积累了大量系统性风险，行政手段与措施将愈发难以奏效，迫切需要通过包括衍生品市场在内的市场化机制来有效化解与转移。第三，中国衍生品市场发展至今，初期的简单阶段已经过去了，以后的每一步都意味着质的突破，需要攻坚，比如期权、跨境交易、迷你合约等。关键是中国金融市场的政策制定者，要有一种紧迫感、使命感，以前瞻性的思维，突破条条框框，加快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发展步伐。

 

本土人才的培养

中国期货市场20年的风风雨雨，已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锻炼培养了一批本土精英，不少在中国市场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监管人员、企业高管、交易员、研究人员已经成为市场的中坚，为市场发展作出了贡献。截至2010年6月，我国期货市场从业人员已有3.1万人，其中硕士、博士人员占11%，整体人员素质已较以前有大幅提高。但总体而言，仍缺乏有国际视野，熟悉掌握世界衍生品市场前沿交易技术、风险管理、管理制度的各类高端人才，在金融创新与理论领域中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也很少。

 

客观地说，由于国内衍生品市场迟迟未能全面开放，缺乏国际化的市场环境，大大限制了有关人员知识与能力提高的空间；同时，国内市场人心浮躁，缺乏严谨真诚的学术气氛，缺乏创新的动力。我们认为，根本出路就在于加快市场的开放步伐，为人才成长提供国际化的实战机会。归根结底，中国市场发展的主体力量，还是本土人才。因此，应采取多种形式加快从业人员专业知识与业务水平的提高，与境外机构合作举办面向全球市场的培训活动，邀请境外或境内华人中的高端衍生品人才讲课、交流，召开高层次的研讨会，发行弘扬新理念、宣传新技术的高层次出版物。

 

此外，还应加快培养具有金融意识与深厚交易、风险知识的年轻一代，为中国衍生品事业的大发展积累人才。在全国高校中开设与推广金融工程与衍生品课程，加强衍生品知识的基础教育，尤其是注重与市场实践相结合，以及金融、数理与计算机基础的综合训练，加强与境外金融与教育机构的合作，尽快摆脱绝大多数财经金融专业类的学生对衍生品的理解局限于简单书本知识的被动局面。近年来兴起的校企合作共同培养期货人才的模式，值得推广。

 

人才决定市场高度

海尽天是岸，山高人为峰。衍生品市场是金融市场的创新前沿，专业、复杂，技术含量高，需要大批有真才实学的复合型金融人才为之服务。中国衍生品市场的腾飞，需要自上而下取得共识，需要做大量的市场教育工作，这些都离不开知识、技术与智慧。中国衍生品市场做精做细做强并走向国际化的最大瓶颈，就是缺乏一批领军人物。一个缺乏高端人才的市场，笃定没有底气，缺乏自信。

 

毫无疑问，在金融市场开放的前提下，人才决定了我们的衍生品市场能走多远，做多深，攀多高。有人曾发问，中国能出现梅拉梅德式的衍生品大师，带领中国市场走向辉煌吗？笔者认为不可能，梅拉梅德是特定市场条件下的产物，中国的市场环境注定出现不了类似的人物。

 

或许，中国衍生品市场的健康发展，更需要的是一支具有前瞻性眼光和国际视野的高素质人才队伍，包括一批思想家、理论家、战略家，一批金融技术、风险管理专家，一批交易、管理高手。无疑，这样的人需要多年全球市场的浸润与修炼，需要对衍生品机制的透彻理解，需要有对先进市场理念的感悟与灵性，这其中的大部分内容是学校教育与在新兴市场环境中难以得到的。

 

关键是如何进一步改进高端衍生品人才的识别、引进与使用机制，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协调海外与已归国人员以及本土的精英力量，缩短磨合期，使他们不仅能够在各自领域发挥作用，同时又能集中兵力，协同作战，真正为中国金融衍生品市场向纵深发展、提升国家的金融风险驾驭能力与竞争力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