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期货市场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起步,近几年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不仅在量能上持续扩张,在质的提升方面也体现出脱胎换骨的变化,行业的整体竞争力、服务国民经济和实体产业的能力都日益突显出来。 2006年前后,券商为备战股指期货,对期货公司进行大规模收购,继而对所控股、参股的期货公司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改造,并移植相应的管理、运营、文化模式,使期货行业产生了一支新的力量——券商控股期货公司。近几年来,券商控股期货公司与传统优质期货公司、现货背景期货公司既互相学习又彼此角力,形成三足鼎立形势,这种竞争又合作的关系共同推动了行业向前发展,尤其是券商控股期货公司的薪酬激励体系极大地增强了行业对人才的吸引力,对IT的大规模投入则将行业的信息技术水平、风险控制能力推向了一个新台阶。以上海为例,近三年来上海期货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跃成为国内最具竞争力的区域,其根本原因在于上海是券商控股期货公司最为集中的地区,上海证监局对辖区期货公司前瞻性的引导和规范,推动了市场向前发展。此后监管部门又出台了分类监管制度、实名开户制、投资者适当性制度、诚信建设指引等一系列制度,行业的合规能力、风控能力、创新能力和诚信建设都得到极大提升。 1.我国的期货行业属于“大市场、小行业、小公司” 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无论是实体经济、金融资本,还是居民的理财需求,都需要更多、更完善的风险管理工具;而我国的期货市场发展还比较滞后,与实体经济、金融资本的发展还不相称,还不能满足上述需求。以钢材行业为例,目前我国年产钢材6.8亿吨,规模以上企业500家,这些企业都需要参与期货市场来规避风险,但实际参与的不到10%。在证券市场,2010年年底沪深两市总市值超过26万亿元,机构持股市值在4.2万亿左右,2011年股市下跌21%,机构损失超过7000亿元,但目前股指期货的机构投资者数量不足2%,大量机构还未参与进来。再从上市品种来看,国外成熟市场金融期货成交量占衍生品成交量的近90%,同期我国金融期货的成交量仅占4.5%,占全球衍生品成交量的0.02%,利率期货、外汇期货、单只股票期货、期权等金融品种则仍然是空白。 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为各类金融产品定价,并为市场参与主体规避经营风险,同时由于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产品具有非常明显的国际特征,使期货市场成为与国际市场存在紧密联系并直接短兵相接的市场,因此在整个金融体系内,期货行业属于“高精尖”的行业。尽管目前我国期货市场的成交量已居世界前列,但期货市场与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相比,规模实力不在一个级别,我国的期货市场还只是少数投资者参与的小众市场,在整个金融体系之内最为弱势。据统计,目前中国金融业总资产是100万亿元,期货公司为1900多亿元,占比不到0.2%;期货市场的客户保证金(约1700亿元),不如一家大的基金公司(华夏基金2011年第三季度客户权益1930亿);全行业的手续费收入105.2亿元(2010年),差不多是一家券商的收入(海通证券2010年主营业务收入97亿元,华泰证券89亿元);行业的盈利能力较弱,2010年全行业净利润为25亿元,不如一家大型券商的净利润(海通证券2010年净利润37亿元,华泰证券34亿元);2011年前三季度期货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43%,大量期货公司亏损。 目前我国不仅尚未产生有国际竞争力的期货公司,也还未产生横跨商品和金融两个领域、在国内有强大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期货公司主营业务收入即经纪业务收入,仅占总收入的30%左右,还不足以支撑期货公司的生存,大型期货公司要靠利差、交易所结算费用的减免才能勉强盈利,绝大部分期货公司的收入则不如一家排名中等的证券营业部。股指期货上市后,进一步拉低了行业整体手续费率,期货公司“贫富差距”加大。我们认为,今后这种情况虽然会略为改善,但一部分期货公司将长期处在亏损边缘。相应地,期货公司规模小也导致其服务能力不强,对客户的服务手段比较单一,研究能力处于较低的水平,无论是对宏观经济,还是对行业、对产品的分析都比较薄弱。 2.行业“集中度差、管制过度、创新不足” 目前我国仍有161家期货公司,相对于108家证券公司、64家基金公司,期货业集中度差,同质化竞争激烈。根据媒体的报道,近十年来,美国期货经纪公司的数量从203家下降到142家,日本商品期货公司数量则从120余家大幅下降至30家。 监管过度、创新不足首先体现在品种上。我国商品期货的上市品种已经达到26个,在农产品、金属、能源化工三大类的总体布局较为丰富,但能源类期货仍然较少,金融期货品种仍然十分匮乏,中金所只有一个股指期货,没有利率、外汇期货,承担有限风险、但同样起到套期保值作用的期权也是空白。其次是期货公司的经营范围单一,期货公司只能做经纪业务,CTA、境外代理、自营等创新业务还没有推出,也不能成立对冲基金。 3.行业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养不起” 证券行业近几年因为大环境改善及业务种类多元化,盈利能力得到很好的提升。期货行业则由于历史原因及自身行业特性,盈利能力极弱,在薪酬待遇较低的情况下,不少期货从业人员流向了其他行业。行业高风险、高度专业化的特性也决定了培养人才需要更多的时间,这是当前行业人才匮乏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注意到,股指期货上市后,国外不少量化交易方面的人才纷纷回国,但2011年期货公司的经营普遍十分困难,盈利能力大幅下降,上述人才又流失了。 目前期货公司的创新意愿比较强,但期货行业的监管特性决定了行业的创新和发展是自上而下的过程,在此我提出以下建议: 1.丰富期货上市品种 近两年来国内活跃着大量现货远期市场(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有一些市场采取保证金制度(20%),允许双向交易,具有明显的期货特征。同时,银行间利率远期交易市场、远期外汇交易市场的迅猛发展,反映了金融机构急切的避险需求。场外交易繁荣,说明场内期货市场远没有满足投资者的需求,扩充场内交易容量、提升场内交易水平迫在眉睫。 期货市场是典型的产品驱动型市场,一个品种上市可以带动一个产业链加入,因此我们认为,推动市场创新,出发点和着力点还是品种创新。结合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建立高效的市场化品种创新机制,只要是对国民经济运行“无害”的品种,就应该允许其上市,以满足市场经济主体套期保值的需求,从而推动市场发展。 2.稳步推出CTA、境外代理、自营等业务 CTA、境外代理、自营等是更能够体现期货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创新业务。CTA业务迎合了金融业发展的内在规律,适应各层次投资者不同的投资和避险需求。目前全球对冲基金规模大概为2万亿美元,CTA是对冲基金战略中管理资产规模最大的一类,在2001年和2008年全球股市大幅下跌的时候,CTA行业也得到了跳跃式发展。从国内来看,除了部分成熟的专业投资者,大部分市场中的投资者对期货市场的理解和风险控制能力较为欠缺,特别是在期指推出后,新入市者的收益并不理想。随着我国国民财富增长和市场规范化程度提高,期货市场将吸引越来越多个人投资者。如果推出CTA,由机构为特定客户理财,使期货市场成为一个机构强强对话的市场,实质上有利于保护投资者,有利于丰富投资者结构,也有助于期货公司更好地开展投资咨询业务。目前的做法是开放式基金可以做商品期货专户,基金公司取得资格后,纷纷到期货公司挖人,或合作设计产品,同时到期货市场找客户。 虽然国内尚未正式开放境外期货交易,但跨境衍生品业务一直在进行,例如,共有31家国有大中型企业经证监会批准可以从事境外与主营业务有关的套期保值业务,还有大量企业以各种形式实际参与境外期货业务,国内有需求的个人投资者也大多拥有海外账户。目前国内期货公司具有境外代理资格的很少,不仅使中国大中型企业参与国际市场保值业务大部分让给外资大行,中国期货公司无缘分享到这块业务的“红利”,而且客观上暴露了企业的风险。 中国资本市场的两大分支——证券市场与期货市场在经过了风风雨雨的发展后,证券市场上形成了涵盖经纪业务、自营业务以及资产管理业务的多元业务体系,市场参与的主体从发展初期的以广大散户为主,逐渐向以证券公司投资业务、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为主转变。证券市场的发展路径表明自营业务、资产管理业务、基金公司的设立和发展,为市场的繁荣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然而,期货公司不能经营资产管理、自营等业务,就不能作为机构投资者参与到期货市场的交易中去,最了解期货的期货公司既不能做期货也不能做现货,也不利于期货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3.提高行业集中度,增强期货公司的财务弹性 期货市场经过2007—2010年的高速发展,2011年进入阶段性调整期,这同时也推动了期货公司战略定位分化:一些期货公司通过并购实现规模化效应,完善区域布局,提升整体实力和品牌影响力,这也预示着行业第二轮并购浪潮的到来。与第一轮券商收购期货公司不同,第二轮并购浪潮纯粹是期货公司出于自身发展需要所采取的市场化行为。我们认为,随着第二轮并购的逐步完成,期货公司的管理模式也将从营业部矩阵式管理向区域分/子公司管理模式转变,今后随着投资咨询、CTA、境外代理、自营等创新业务的逐步推出及发起成立对冲基金管理公司的需要,期货公司的管理架构或向集团化模式发展。 期货行业实质上是资本密集型行业,7.2%的风险监管标准要求期货公司随着规模壮大不断提高净资本实力,一方面股东不断投入,要求期货公司提高净资本回报率,另一方面净资本只能存在银行。建议对期货公司净资本的管理更灵活,比如允许做一些低风险的投资。同时,期货公司本身需要借助资本市场实现发展,建议监管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期货公司通过IPO上市,以完善期货公司净资本补充形式,并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提升运营质量。 当前的人才匮乏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人才资源的相对丰富,对行业人才工作的培养体制机制也提出了创新的要求。我们认为,促进这一体制创新的基本路径是“监管的归监管,市场的归市场”。监管部门作为期货行业人才战略和政策的设计者,通过制订行业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明确全系统阶段性人才建设的目标任务,从战略上指导行业人才队伍建设;通过设立证监会直属的证券期货学院,或联合教育部推动高校开设金融衍生品知识和金融创新工具运用等专业课程,培养立足国内、面向全球的金融人才;通过协调各地方完善金融人才户籍、子女教育等保障性政策,营造人才发展的良好环境。行业协会和交易所作为人才实施战略的组织者和协调者,通过开设面向体系之内和之外丰富、多元的培训,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懂业务、善管理、职业道德良好的初级、中级、高级期货专业人才,形成从具有相当数量的具备基本期货知识和业务能力的初级专业人才,到一定数量的具有较高业务能力的中级专业人才,再到塔尖式的精通业务、具有大局观的高级专业人才的从业人员结构,实现我国期货人才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序管理,提高期货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和数量。期货公司作为人才战略的执行者,通过市场化的机制和手段,健全人力资源体系,打造有竞争力的“选、用、育、留”平台。此外,协会、高校、媒体、期货经营机构结成紧密的合作关系,从宣传入手,让更多社会公众和媒体认识期货、了解期货,对于期货人才土壤的形成和人才的长期熏陶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监管层在创新业务方面出台了实质性政策,推出了投资咨询业务和境外代理业务试点筹备,行业发展呈现出新气象;展望“十二五”,我国的期货市场注定是不平凡的,以规范为基础,以创新为引领,必将促进中国期货市场做优做强,助推我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 责任编辑:沈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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