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大幅下降并不意外。基于全球金融危机造成的投资萎靡的大背景,加之去年同比基数过高及春节假期等因素影响,市场早已经对相关数据的大幅下滑形成预期。而从单月数据看,1月份FDI其实可以说是差强人意,与2008年月度平均FDI约77亿美元相比,基本持平,甚至要高于去年9月国际金融危机加剧以来各月平均的62亿美元。

　　事实上,2009年上半年研判中国月度经济数据,大都要采取一定的修正措施。基于统计数据计算方法,月度同比数据大幅下滑将会在多个领域出现,无论是CPI、PPI等物价指数、还是发电量、企业效益数据等概莫能外。因为就在一年前,通胀和过热还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大敌,一年后的风云突变让同比数据出现了失真。

　　由此而言,在未来数月内我们将会看到很多并不乐观、甚至大幅下跌的经济数据。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跳出数据所带来的迷雾,更加客观清醒的认识中国经济形势的现状,并据此给出调控政策调整的方向与思路。

　　从通货膨胀转变为通货紧缩如此迅速,转而言之,渐进中的通货紧缩也同样有可能较快地走出低谷。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调控政策能够利用好金融危机所“逼”出来的压力,反而有可能使之成为优化中国经济结构的契机。

　　就以FDI数据为例,今年一月份数据能够与去年全年数据保持平稳,就表明海外资本并没有出现大举看空中国经济,更没有出现大规模撤出的迹象。这就表明,中国经济本身对于海外资本的内在吸引力并未出现明显的降低。由此再来反观中国既往的吸引外资政策,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一些制度性问题。

　　事实上,基于改革开放初期资本供给短缺的历史原因,很多地方政府在对待外资问题上,多侧重于以优惠政策来鼓励外商投资,甚至不乏为吸引外资而随意突破政策底线。其结果就是,外资数量虽然能够得到提高,甚至连年大幅增长,但是质量却是参差不齐。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一旦海外经济发生剧烈波动,就会因为外资的集中撤资而影响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前一段时间,从胶东半岛到珠三角地区,都一度集中出现了部分外资企业突然消失的现象。仅以山东青岛一地为例,2003年以来当地非正常撤离的韩国企业有206家,涉及工人2.6万,拖欠工资1.6亿元人民币,拖欠银行贷款近7亿元。更为关键的是,从撤资外商企业产业结构看,206家中有高达151家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显然,从中国产业发展的政策导向看,这些所谓的外资企业并不属于政策鼓励范围,国内同行业企业的经营制造能力甚至要比国外同行强的多,本来就没有必要去引进所谓的外资。

　　金融危机背景之下,有助于增加各方对于外资投资规模减少的容忍度,但这并不应降低优化外商投资质量的要求。危机当前,对于外资流失的过度恐慌并无必要,而在厘清统计数据误差之后,需要跟进调整的是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其实,中国并不缺少单纯货币意义上的钱,我们已经拥有全球规模最为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国需要的是伴随海外投资而来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提升,单纯的规模数据依赖症早就应该被调整。